周天勇：經濟增長的數理邏輯與關鍵領域改革的巨大潛力

題記：2025年12月17日，中信出版集團與北大國發院、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承澤論壇”第49期暨《讀懂“十五五”》新書分享會。本文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周天勇的主題演講整理。

我從學理層面論證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改革與增長內生計算的數理邏輯；

第二，我國漸進式轉軌經濟的增長潛能究竟體現在何處；

第三，今后需推進哪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才能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

改革與增長內生計算的數理邏輯

中國是一個特長周期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世界各國的體制類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另一類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而我國則是獨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并且，我國的漸進式轉軌周期很長，已持續47年仍未完成，預計還需15年時間左右。

那么，在長期處于二元體制下的漸進式轉軌過程中，我國的經濟增長究竟應如何計算？

現在主要采用現代經濟學中的主流增長模型來測算中國經濟增長，但我認為這種測算方式存在較大誤差。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的顯著特點是體制處于持續轉變之中，若認為體制對產出與經濟增長毫無影響，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一般認為，讓體制成為內生變量，是一個經濟學難題。但在我看來，若無法實現體制的變量化，便難以證明改革與增長之間的內生關聯。因此，我希望探討，能否從學理層面實現體制的內生變量化。

以往，在測算改革與增長的關系時，主要采用的是“改革前后比較法”，即通過對比改革前后的增長數據，得出“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結論。但這種方法本質上是一種“黑箱式”分析，未能揭示改革影響增長的內在機制。第二種常用方法是“專家改革權重打分法”，即對各項改革措施賦予相應權重，由專家進行評分后加權計算，最終得出增長率數據。但這種方法有較強的主觀經驗色彩，科學性不足。

在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測算方面，國際國內多個知名組織和學者均有相關研究成果。以1978年至2010年這一改革階段為例，不同研究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對于增長的貢獻率存在較大差異：較低的測算結果約為0.8%，較高的則達到3.5%至4%。我注意到，在亞洲生產率組織的測算中，同期韓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1.6%，而中國卻達到3.6%。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難道我國這一時期的技術進步速度遠超韓國？

而且，亞洲生產率組織的測算結果比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對中國的測算結果高出2.6%。倘若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增長為1%，那么剩余2.6%的增長來源究竟是什么？是我國1978年至2010年的技術進步速度確實遠超韓國，還是存在其他驅動因素？

因此，我們希望通過特定方法對這部分額外增長進行分解，探究其來源。這里的“額外增長”指未包含在要素投入生產過程中的增長部分。

我們首先明確兩個基本前提：第一，將由市場機制調節的領域定義為“標準競爭性領域”，該領域的資源分布、要素產出狀態等均符合市場規律；第二，將受計劃行政干預的領域界定為“扭曲性、非競爭性領域”。

在此前提下，我們將供給資源和需求潛能列為“實體性變量”，例如勞動力、非金融企業資產、土地面積等；還設置了“分布比例變量”，用于衡量各類資源在競爭性領域中的分布占比，以及衡量這些資源在競爭性主體、競爭性領域中的要素產出狀態、需求有效支出水平及效率的“狀態變量”。我們將供給資源和需求潛能在競爭性領域的數據視為“標準值”，而將在行政計劃的非競爭性領域中的相關數據視為“扭曲值”。

舉一個具體例子以便理解：我們選取了世界上約8個人口大國，且這些國家的人均GDP與我國相差不超過5000美元，經加權平均計算后發現，這些國家去年的農業就業率約為9.5%，而我國的農業就業率則為22%。我們將前者（無人口干預的國家）的農業就業率視為競爭性領域中的資源分布比例標準；同時，將非農業領域中無勞動力干預情況下的單個勞動力產出狀態作為基準，以此衡量我國非競爭性領域中農業勞動力的產出效果、效率及生產力水平。

在完成上述邏輯分類后，我們建立了如下關系：

其中，Q為生產量、收入和需求，Res為生產要素資源規模以及收入和需求的潛在規模；(yr-xr)表示生產要素、收入和需求在市場競爭配置比例與計劃行政配置比例間的差值；(yp-xp)則表示生產要素、收入和需求在市場經濟配置效率和水平與計劃行政配置效率和水平間的差值。

通過這一公式，能夠測算出因體制扭曲導致的產出損失，從而解決了改革與增長關系的內生計算問題，也實現了體制的變量化。這一思路看似簡潔，但其實是我當年每日持續深度思考而最終凝練得出的，過程頗為不易。

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均存在上述體制性扭曲問題。其中，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的比例分布數據可從統計部門的公開數據中獲取，我們將其稱為“統計標準型的標準值與扭曲值”。例如，通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不同類型企業資產及資產利潤率數據，可加權計算出國有企業等非競爭性企業與競爭性企業的資產利潤率，這些經計算得出的數值便是可參考的標準值與扭曲值。

而土地要素的相關數據則無法直接從統計資料中獲取。例如，難以直接查詢到非競爭性領域與競爭性領域各自的土地占有量。對此，需通過抽樣調研的方式進行推斷。在標準型領域中，土地的最大利用率可達95%，而在非競爭性領域中，土地閑置率可能達到35%。這種測算方式需要依托大量樣本數據作為支撐，相關數據需通過自主抽樣調查獲取，我們將其稱為“非統計性數據”。

通過上述方法，能夠分解出要素經市場化配置后，因生產率提升所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但實際測算后發現，亞洲生產率組織與格羅寧根大學的測算結果差額仍有較大部分未得到解釋。這部分未解釋的增長源于何處？我們發現，除了要素市場化帶來的生產率提升，還存在另一重要驅動因素：土地與房屋的交易放開。這一因素并非連續性的體制變量，而是間斷性的差分變量。

在土地與房屋禁止交易的時期，其價值無法體現；而當政府出臺政策放開土地與房屋交易后，一旦發生真實交易，這部分資產的價值便從0向市場價格溢值。這一價值增值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收入法與支出法均有體現，但生產法中并未包含，最終表現為GDP的殘差或余值。舉個例子，某老教授早年分配到一套住房，該住房在住房商品化改革前沒有進行過交易，因此在當年的GDP核算中，無論是收入法還是支出法均未體現其價值；2000年住房商品化改革完成后，該住房可在二手市場交易，若教授將其以700萬元的價格出售，這一交易金額便會在收入法與支出法中有所體現，最終實際上就是財富資產化帶來的余值。這部分規模同樣可觀，我們已將其納入分解范圍。

再如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原本禁止交易的土地毫無市場價值，而一旦進入市場交易，便可產生數千萬元的出讓收入，這一價值增值同樣屬于上述財富余值范疇。

綜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源于兩大動力：一是要素市場化配置帶來的效率提升；二是土地與房屋資產化帶來的財富余值。我國經濟新增量的核心來源正在于此。

漸進轉軌經濟的增長潛能在哪里？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增長潛能測算方法與我國經濟增速偏低時的潛能測算思路存在差異，且適用的體制環境也有所不同。凱恩斯主義所針對的經濟問題，如儲蓄大于投資、企業與居民貨幣持有量大于消費支出，或還債規模大于收入，其根源均在于貨幣流動性。凱恩斯認為，貨幣是非中性的，在流動性不足的情況下，勞動力增長與價格變動能夠推動低速經濟增長回歸潛在增長水平。

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前提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在此基礎上實施宏觀調控。但我國的核心問題在于，資源配置的基礎是二元體制：一部分領域以市場為基礎進行資源配置，另一部分領域則通過行政與計劃手段配置資源，這與凱恩斯主義的適用場景存在本質區別。在二元體制下，即便貨幣流動性持續注入，但由于流動性慣性流入政府還債、基建項目及國有企業，仍無法解決積累過重與消費不足的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何近年來我國貨幣供應量持續增加，但消費價格仍未上漲，生產過剩與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較大。

我國經濟增長的潛能究竟在哪里？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無限剩余勞動力理論，認為農業領域的剩余勞動力向工商領域轉移，能夠推動經濟增長，核心原因在于工商領域生產率更高。而我國的增長潛能不僅在于結構轉型帶來的剩余勞動力，更在于體制扭曲所積累的“體制性剩余”。我們通過生產領域的標準值與扭曲值的差值，乘以總供給資源，便可測算出體制性剩余要素。例如，我國當前農業就業率為22%，而國際標準值為9.5%，結合我國7.1億的全部就業勞動力總量，可推算出農業領域存在1.2億體制性剩余勞動力。

這些體制性剩余勞動力之所以是增長潛能，核心邏輯在于：將其從低生產率領域轉移至高生產率領域，便能直接推動經濟增長；反之，若將勞動力從高生產率領域轉移至低生產率領域，則會導致經濟負增長。

在具體測算過程中，我們面臨一個技術問題：核算歷史數據時，可采用對數函數生產模型，將體制變量（C）內生化，通過差值變量體現體制變動的影響；但測算未來增長時，由于土地與房屋的閑置率較高，對數函數生產模型已不再適用，因此必須回歸古典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生產函數與增長模型。

此外，在要素投入之外，還需通過影子價格測算禁止交易的土地與房屋總資產，結合其年度預期交易率，得出年度增值量（d量）。這部分增值并非生產活動直接產生，而是資產交易帶來的額外價值，因此需在三要素生產函數的基礎上額外計入。最終，我們構建了一個古典模型與凱恩斯模型相結合的聯立運算系統。這是因為，除了生產領域的標準值與扭曲值，收入分配領域、轉移支付領域（如財政支出、社會保障）同樣存在扭曲值，僅通過生產領域的改革無法實現全面優化，還需同步推進分配領域、轉移支付領域的改革，才能形成交叉網絡式的計算系統，確保測算結果的準確性。

我們已運用該方法對歷史數據進行了全面核算，并開發了未來增長預測軟件。當前的核心數據如下：2024年，我國體制性剩余勞動力有12045萬人，未發揮生產作用的體制性剩余資本約為290萬億元。具體來看，1978年至2008年，國有資產占全社會資本的比例從76%下降至19.5%。由于國有企業資產利潤率低于非國有企業，這一比例下降直接帶動了1個百分點以上的新增經濟增長率；但2009年起，國有資產占比從19.5%回升至2024年的46%左右，資本向低生產率的國有企業集中，導致每年約0.98個百分點的增長率損失。通過2024年的標準利潤率與實際利潤率的差值，除以標準利潤率，便可測算出未充分發揮作用的資產規模，即上述290萬億元的體制性剩余資本。

此外，全國低利用率體制剩余性建設用地（暫未包含農業用地）約為1.3億畝。若將農業建設用地、城鎮建設用地、農村建設用地等全部納入，按影子價格測算，總資產規模約為650萬億元。若通過工程調水、土地開發等措施，未來三至五年這一規模有望提升至1000萬億元左右。這一測算結果正是基于生產函數與凱恩斯模型相結合的混合模型，綜合考慮了供給、分配、需求等多方面因素。

未來 10 年的增長潛力與關鍵改革方向

未來10年，只要推進關鍵部位的改革，我國就仍有中高速增長的潛能。

在供給側可進行如下改革：

在創新方面，通過創新體制改革及其他方面的總體改革，激發研發人員的積極性，增加技術發明并加快新技術產業化，促進創新全要素生產率由負轉正，貢獻經濟增長率0.5%。

在勞動力領域，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勞動力流動障礙，盤活體制剩余勞動力，推動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領域向高生產率領域轉移。這將有望為經濟增長每年貢獻0.6個百分點。

在資本領域，市場化改革的路徑有兩條：一是降低國有企業資產占比，二是提高國有企業資產盈利率。從實際情況來看，前者可行性更高。通過資本市場化改革，有望釋放部分增長潛力，貢獻經濟增長年均0.6個百分點。

在土地領域，需改革計劃行政管理制度，放開土地一、二級市場交易，盤活體制性剩余土地。這一改革若能落地，有望帶來0.5個百分點的增長貢獻。

若能推進土地與房屋資產化改革，并使其能夠定價和交易，貨幣化和財富化帶來的溢值預計貢獻1%的經濟增長率；

若改革水資源分配，增加農業和建設用地，便可帶來0.5%的增長貢獻。當前我國土地利用率約為71%，而許多國家已達到80%以上，若我國土地利用率僅提高5個百分點，便可新增7.2億畝土地，其中1億畝可作為建設用地。

通過上述改革，我國有望釋放3至3.5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再疊加要素自然增長，未來5年實現5至5.5%的經濟增速完全可行。

在需求側可進行如下改革：

從聯立方程系統來看，僅靠生產領域改革還不夠，還需同步調整分配與需求結構。若缺乏需求端的相應調整，經濟循環將難以順暢運行。

若實施分配和消費側的體制改革，居民消費與民生支出領域有望貢獻2.27個百分點的增長；若民營企業、居民與外資三大投資需求能夠擴大，預計可帶來2.23個百分點的增長貢獻；若總出口增長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凈出口增長保持0.35個百分點的增速，再疊加要素自然增長，從需求側測算，同樣可實現5.5%的經濟增速。這與供給側測算結果形成均衡。

小 結

當前正是推進改革的關鍵窗口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果錯失改革機遇，我國可能陷入經濟停滯甚至倒退。歷史上很多國家的衰落，核心癥結之一便是拒絕改革。1978年時，我國人均GDP在全球排名位于倒數第三位，而如今已躍升至全球中位數以上，這一巨大成就的核心驅動力正是改革。

當前，我們必須持續推進改革：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土地資產化改革等大力度改革，以及對分配制度、需求結構、轉移支付等領域的系統性改革，推動經濟在未來10年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

考慮價格與匯率因素，若能順利推進上述改革，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達到2.5萬美元完全可行。這將幫助我國順利應對老齡化挑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人民富裕，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并最終會在2035年初步實現現代化目標，2049年成為發達國家。

總而言之，加快關鍵領域改革可實現中高速增長，若停止改革將導致經濟0增長，若改革倒退則會引發負增長。我們應聚焦前文所述的關鍵領域推進改革。我們堅信，在黨中央、國務院已啟動要素市場化改革試點，且總書記強調“大力推進改革”的背景下，在黨的領導下，“十五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速目標有望實現在5.5%左右的中高速水平上。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