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特務求照顧，陳賡回應提供百元生活費

1954年，北京西長安街的一棟灰磚小樓里，一封信被送到了陳賡大將手上。

信不厚，字跡卻很局促，像是寫了又改，改了又寫。

落款是“鮑君甫”。

身邊的同事看陳賡拿著信，半天沒說話，便好奇地問了一句，“這人是誰？”

陳賡的目光從信紙上移開，沉吟了片刻，只回了六個字，“老朋友，欠他一條命。”

這六個字，讓屋里的空氣都凝了一下。

一個能讓戰(zhàn)功赫赫的開國大將親口說“欠他一條命”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鮑君甫，廣東香山人，早年還有個名字叫楊登瀛。

他的人生起點不低，家境殷實，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過學，還正兒八經(jīng)地讀過《共產黨宣言》的譯本。

回國后，他就在上海灘混，人脈廣，路子野，日語說得溜，跟租界的日本人都能搭上話。

1927年，大革命的風向突然變了。

鮑君甫因為摻和“討蔣運動”，被抓進了監(jiān)獄，好在有蔡元培先生出面，才把他保了出來。

出獄后，日子不好過。

就在這時，他的老鄉(xiāng)楊劍虹找到了他，把他引薦給了陳立夫。

當時的陳立夫，正準備在上海搞個情報機構，叫“黨務調查科”，也就是后來中統(tǒng)的前身。

他一看鮑君甫這人能說會道，交際手腕高明，當即拍板，讓他當了駐上海的特派員。

從此，鮑君甫成了國民黨在上海灘的一只“耳朵”，在明面上風光無限。

有意思的是，這只“耳朵”，很快就有了第二個主人。

鮑君甫有個老朋友叫陳養(yǎng)山，是中共地下黨員。

陳養(yǎng)山覺得，鮑君甫雖然身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但骨子里對革命是同情的，是個可以爭取過來的人。

這事兒一層層報上去，到了周恩來那里。

周恩來當即決定，要留住這條“內線”。

負責跟鮑君甫接頭的，是當時中央特科的陳賡。

兩個同樣是黃埔出身的年輕人，在上海一家小酒館里見了面。

幾杯酒下肚，話不用說得太透，彼此心里都有了數(shù)。

他們定下了一個局，鮑君甫在明處，繼續(xù)當他的國民黨大特務；陳賡在暗處，負責接應和傳遞消息。

為了讓鮑君甫在國民黨那邊站穩(wěn)腳跟，特科甚至會有意“送”他一些不痛不癢的情報，讓他去“破案立功”，好取得上峰的信任。

就這么著，鮑君甫的人生，被推到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位置上。

他開始用一種誰都沒想到的法子，當起了“雙面人”。

當上國民黨上海特派員后，鮑君甫的官越做越大，能接觸到的機密也越來越多。

他把這個優(yōu)勢用到了極致，好幾次在關鍵時刻，給共產黨這邊遞來了救命的情報。

1929年，中央軍委的秘書白鑫叛變，導致彭湃、楊殷等重要同志被捕犧牲。

鮑君甫利用職務之便，第一時間就摸清了白鑫的藏身之處和行動規(guī)律，悄悄把情報遞給了陳賡。

最終，特科的同志根據(jù)這份情報，成功除掉了這個危險的叛徒，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同一年，任弼時在上海被捕。

也是鮑君甫在其中周旋，他假意配合調查，暗中協(xié)助組織，最終讓任弼時得以成功脫險。

最兇險的一次，是1930年。

一個叫黃第洪的同志從蘇聯(lián)回國，組織上安排周恩來與他接頭。

可誰也沒想到，這人一回國就變了心，偷偷給蔣介石寫了密信，準備在接頭時出賣周恩來。

這在當時，是個足以扭轉乾坤的險局。

就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鮑君甫截獲了這條要命的情報。

他火速把消息傳給了陳賡的助手劉鼎。

周恩來因此及時改變了行程，躲過了一場大禍。

可以說，鮑君甫的這份情報，直接保全了周恩來的性命。

那幾年，鮑君甫一邊是國民黨特務頭子的信任和獎賞，一邊是共產黨同志的安危和革命的前途。

一步走錯，就是萬丈深淵。

再周密的計劃，也擋不住意外的發(fā)生。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

這個人知道的機密太多，他的叛變，給當時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錢壯飛拼死送出警報后，組織上大部分人員連夜轉移。

陳賡也聯(lián)系了鮑君甫，讓他趕緊離開上海躲一躲。

可鮑君甫仗著自己關系網(wǎng)深厚，覺得國民黨那邊沒有他叛變的直接證據(jù)，便猶豫了，沒有第一時間撤離。

他失算了。顧順章的供詞里，還是咬出了他。

雖然國民黨沒有抓到他通共的確鑿證據(jù)，但還是把他秘密拘留了起來。

在監(jiān)獄里，他被審了兩年，硬是一口咬死自己和共產黨毫無關系。

1933年，陳賡也在上海被捕，命運弄人，兩人竟被關進了同一個監(jiān)倉。

一夜無話，直到天亮時，陳賡才輕聲對他說，“將來江山易主，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

這句話，鮑君甫記了一輩子。

不久后，陳賡被成功營救出獄。

而鮑君甫，則在牢里繼續(xù)煎熬，直到幾年后才被舊友花錢疏通關系保了出來。

出獄后，他的人生徹底變了。

國民黨雖然給了他一個“反省院副院長”的閑職，但實際上已經(jīng)不再信任他。

他成了一個被兩邊都“遺忘”的人。

時間一晃到了新中國成立后。

1951年，南京市清查國民黨時期的舊職人員，要求統(tǒng)一登記。

鮑君甫心想，自己當年是為共產黨做事的，不算“國民黨舊職”，所以就沒去登記。

結果，他因為“拒不登記”，被當成“故意隱瞞身份”給抓了起來。

在法庭上，他才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情況，并提出讓陳賡將軍為自己作證。

一封電報發(fā)到北京，陳賡看到后，立刻回電確認了此事。

鮑君甫當場被釋放，法院改判為一年管制。

管制期滿后，鮑君甫的生活卻陷入了絕境。

他過去的積蓄早已耗盡，只能在南京夫子廟擺個舊書攤，靠著微薄的收入養(yǎng)活一大家子人。

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實在撐不下去了。

于是，在1954年的那個秋天，他鼓起勇氣，給遠在北京的陳賡寫了那封求助信。

信里，他沒有提過去的功勞，只是窘迫地訴說了眼下的困難。

陳賡收到信后，沒有絲毫猶豫。

他拿起筆，當即批示，每月補助鮑君甫生活費一百元，由南京市公安局執(zhí)行。

過了一段時間，陳賡覺得一百塊可能還是不夠，又主動讓南京那邊把補助加到了每月一百五十元。

這筆錢，在當時，足以讓一個家庭過上溫飽無憂的生活。

它不僅僅是錢，更是一份遲到了二十多年的認可，一份生死之交的情義。

1956年，鮑君甫還被專車接到北京，和陳賡、李克農、陳養(yǎng)山這些當年的老戰(zhàn)友見了面。

大家推杯換盞，不談驚心動魄的往事，只問他衣食冷暖，還張羅著要給他換副好假牙。

此后，陳賡每次路過南京，只要有時間，總會去看望他。

可惜的是，這份平靜并沒能持續(xù)太久。

到了六十年代，政治風暴再起，鮑君甫因為他復雜的歷史，再次受到?jīng)_擊。

審查人員反復要他“揭發(fā)”陳賡、李克農，他卻始終一言不發(fā)。

妻子急得直哭，他反倒很平靜，“老陳在的時候，不讓我說假話；老陳不在了，更不能讓人給他栽贓。”

1969年，鮑君甫在南京病逝，終年七十六歲。

臨終前，他只對守在床邊的子女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叛徒，周總理心里明白。”

他沒有說錯。六年后，周恩來總理在彌留之際，拉著羅青長的手，逐一念出了一批在隱蔽戰(zhàn)線上做出過貢獻卻未被公正對待的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鮑君甫”。

如今，那封泛黃的求助信和陳賡的批示，都靜靜地躺在中央檔案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