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五”里云霧 | 2025年電競研究的雙重走向

引語：走到2025年，電子競技已不再只是一個不斷擴張的新興事物。那些曾被視為變化本身的現象，正在逐漸沉淀為常態；而一些不易察覺的轉向，則開始影響更長時間尺度上的發展方向。本系列嘗試以當下為觀察點，回看國內外電競近年的演變軌跡，在變化之中梳理脈絡，在共識之外提出判斷，為理解電競的未來提供更多可能的視角。

2025年，《電子競技》雜志在刊內增設“理論研究”欄目，集中刊發電子競技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圍繞該欄目的策劃與建設，我們持續關注電子競技及相關領域的理論探索進展，并試圖從中捕捉學術討論所指向的更長期趨勢。

盡管這些研究分布于不同學術期刊之中，但其研究取向并非碎片化，而是呈現出問題聚焦與方向收斂：研究正在轉向電競如何被治理、被維系，并持續運作。

以中國知網為數據源，以“電競”為主題，檢索2025年學術研究成果，來源限定為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與AMI期刊，最終鎖定30篇綜述與研究論文（其中未檢索到SCI、EI與CSCD來源文獻）作為國內研究觀察樣本。

從議題分布來看，體育化依然是國內電競研究的穩定主軸，但其討論重心已轉向規則銜接、制度沖突以及人-技關系的重構。這類研究主要發表于體育學與體育社會學核心期刊，與“虛擬體育”、“電競入奧”深度交織，顯示出制度前移趨勢。

與此同時，“空間”成為2025年國內電競研究中的高頻關鍵詞。從城市與區域網絡，到家庭中的“電競房”，再到影競融合下的新型消費空間，電競被視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空間生產機制，正在重組城市形象、家庭媒介結構與文化消費方式。這意味著，電競研究主動回應城市治理、文旅融合與生活方式變化等更宏觀議題。

在文化層面，電競逐漸成為青年文化與國家敘事交匯的重要場域。研究開始關注電競如何被敘事、被認同以及被政治化。《廣州體育學院學報》發表的《從污名轉向正名：中國電競文化形象的嬗變、動因及未來路向》梳理了中國電競文化正名的脈絡、動因及未來路向，《當代青年研究》發表的《中國電競用戶的民族主義敘事：話語雜糅與青年響應》則揭示了中國電競用戶受到多種民族主義雜糅的影響。電競早已不再是文化邊緣現象，而是被納入更為嚴肅的價值與意識形態討論框架之中。

人工智能的嵌入構成2025年國內電競研究的重要增長點。在“人工智能+”被納入宏觀政策語境的背景下，研究不僅關注技術應用本身，也開始討論技術、制度與風險的復合關系，這成為電競研究中的新變量。

綜合來看，2025年國內電競研究的整體取向可以概括為“數智化治理”。這一取向并非單一議題，而是以數智化治理為核心，圍繞電競體育化進程、空間生產機制、文化認同重構與人工智能嵌入展開，呈現出制度化與社會化深化趨勢。

與之相比，國際電競研究的關注點有另一種結構。以Science Direct 為數據源，以“esports”為主題，檢索2025年學術成果，最終鎖定162篇綜述與研究論文作為國際研究的觀察樣本。

選手整體福祉（wellbeing）成為國際研究的議題核心。電競選手被普遍視為高績效數字勞動者，而非單純的“玩家”，相關研究重點包括競技壓力與心理調節機制、睡眠質量、跨時區參賽（時差）與身體疲勞、精英競技與病理性游戲行為之間的邊界等。研究方法正在向更精細的機制解釋邁進，出現了縱向研究設計、日記法，以及心率變異、眼動追蹤等生理測量技術的廣泛應用，同時神經與臨床指標也受到更多重視。

研究視角進一步擴展至團隊層面。面對電競選手早退役與組織不穩定的現實問題，研究不再僅是關注如何獲勝，而是轉向如何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包括電競團隊與傳統體育團隊的異同、團隊評估與訓練框架的系統建構、職業路徑與退役后的轉型。

治理議題在國際研究中同樣顯著。多篇系統綜述與規范性研究聚焦于賽事糾紛與爭議解決機制、作弊與興奮劑、性別不平等與網絡暴力等問題，法律與政策視角持續增強，直面電競全球化背景下的監管缺口。

此外，國際研究也將電競置于更廣闊的數字游戲與媒介生態之中，甚至外溢到零售、文旅、酒店等相關產業。一方面，電競被視為數字文化網絡中的關鍵節點，其價值如何被創造、分配與攫取成為重要問題；另一方面，研究更加重視身份認同、沉浸體驗（flow）與情感依附等心理機制。與早期研究相比，當下討論已不再停留于曝光與轉化，而是將電競群體視為主動的文化生產者。

在方法層面，電競正在成為人機交互、人工智能與行為計算的重要實驗場景。2025年將人工智能與計算方法應用于電競研究的成果快速增長，相關研究涵蓋競技表現預測、戰術分析、視線與動作建模、軌跡預測以及智能游戲代理。電競作為高度數據化的人類行為環境，其研究價值也許將會超越電競本身。

總體而言，國際電競研究的核心關切可以概括為“可持續性”——如何治理、維系并優化一個高度復雜的社會-技術競技系統。這種可持續性既指向人的可持續性（身心健康與職業壽命），也指向制度的可持續性（規則、公平與治理），以及經濟的可持續性（平臺、勞動與價值分配）。

不難看出，國內與國際研究議題存在取向差異。國內研究更強調宏觀治理邏輯與產業發展導向，關注電競如何被納入既有制度與政策框架；而國際研究則以個體層面與運行機制分析為主，側重揭示電競系統內部的心理、組織與技術運作規律。盡管國際研究的樣本來源存在一定局限——Science Direct上的內容本身就集中在應用型、交叉型或偏定量研究的領域——但國內研究也確實較少進行機制解釋與理論建模。不過二者也已形成共識：電競不再被視為新奇或“亞文化”現象，而是被普遍理解為一種穩定存在的產業形態、文化實踐與社會系統。

這里電競研究呈現出雙線趨勢：國內強調數智化治理，國際聚焦可持續性。前者關注如何搭建，后者關心能否長期運轉。

數智化治理與可持續性，看似有別，但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電競持續泛在化的背景下，雙線其實同向。數智化治理為可持續性提供制度與技術基礎，而可持續性則是治理的價值歸宿與實踐檢驗。電競研究的下一個階段，需要回答的是，在數智化的條件下，能否構建一個對人、對制度、也對產業都可持續的電競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