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二叔從臺灣衣錦還鄉，全村人都去巴結，父親卻把他關在門外

去年臘月我父親走了，享年八十八歲。辦理完喪事，我收拾父親住的那間屋，卻在他床底下，拖出了一口紅色的牛皮箱子。
這箱子我著眼熟，仔細一回想，才記起來原來是1988年，二叔從臺灣探親時留下的。
那時候的二叔，穿得西裝革履，梳了個大背頭，手上還帶著金表，見人就發紅包，全村人都羨慕我家有個“臺灣闊親戚”。
可唯獨我父親，對他橫眉冷對，甚至在他臨走時，連送都沒送一下。
幾十年過去了，二叔早就那邊去世了，如今父親也走了。
我顫抖著手，用改刀撬開了早已生銹的鎖扣。我以為里面會是金條，是美金，或者是地契。
可當箱蓋掀開，一股陳舊的霉味撲面而來，里面沒有金銀財寶。只有一疊疊發黃的信紙，還有一本破舊的相冊。
我隨手翻開相冊，第一張照片就讓我渾身僵硬，頭皮發麻。

1988年，兩岸開放探親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遍了全國。
我家那個消失了四十年的二叔，突然來信了了，說要回來探親。
聽說二叔要回來，整個村都轟動了。村支書親自帶人來幫我家掃院子，縣里的統戰部都派人來進行了慰問。
那天，二叔是坐著縣里的小轎車進的村。
他一下車，好家伙，那氣派！灰色的西裝，锃亮的皮鞋，手里夾著那時我們都沒見過的“洋煙”。
他身后跟著兩輛大卡車，上面拉著彩電、冰箱、洗衣機——那是給家里的“三大件”。
親戚們都瘋了，許多八竿子打不著，一表三千里的親戚都涌進了我家院子，一口一個“二叔”、“二爺”叫得親熱。
二叔也是真大方，“這個給三嬸，這個給四舅……”他笑著發紅包，里面裝的是“外匯券”，這可是當時的硬通貨。
全家人都笑得合不攏嘴，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我的父親。
父親坐在堂屋的太師椅上，黑著臉，吧嗒吧嗒抽著旱煙，任憑二叔怎么叫“哥”，他就是不搭理他。
等到晚上，熱鬧散去后，屋里只剩下自家人。
二叔“撲通”一聲跪在父親面前，膝行兩步，抱住父親的腿，嚎啕大哭，“大哥！我回來了！我是禮明啊！”
父親沒有扶起他，反倒是抬起腳，狠狠地踹了他一腳。
“你還知道回來？”父親氣得渾身發抖。“你這一走就是四十年，老娘把眼睛都哭瞎了，一直在喊你的小名！老爹死的時候，都是望著對岸的，他沒見到你最后一面，死不瞑目啊！”
“咱家被劃成‘臺屬’，那些年受了多少罪，你知道嗎？我背著這個包袱養活這一大家子，你在哪？”
“現在你有錢了，回來顯擺了？我告訴你，胡禮明，我不稀罕！”
二叔跪在地上，任憑父親打罵責問，一聲不吭，只是默默流淚。
我在旁邊看著，心里覺得父親有些太過分了。二叔又不是自己主動跑的，那是被抓壯丁裹挾走的。現在回來，還帶了這么多東西，夠可以了。
但父親就是不松口。那段時間，二叔在村里風光無限，但在家里，卻像個受氣的小媳婦。
他想幫父親干活，父親不讓；他想給家里修房子，父親說“不用”。他只能每天去爺爺奶奶墳頭坐著，一坐就是大半天。
二叔呆了大半個月，不得不離開了。臨走那天，他把全村的親戚都打點了一遍，唯獨沒敢給父親錢。
他把我拉到一邊，把那個紅色皮箱交給我。
“大侄子，這箱子你收好。里面有些舊物，給你們留個念想。但現在別讓你爸看，他還在氣頭上，估計也不會看……”
二叔就這樣失落地離開了，我在心里埋怨父親：把財神爺趕走了，這下好了，以后二叔肯定不回來了。
果然，從那以后，二叔雖然也寫過信，但再也沒回來過。沒過幾年，那邊傳來消息，二叔病逝了。
我將皮箱塞進了父親床底下，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過了一段時間，我問父親箱子里是什么。
父親沒好氣地說，箱子里面的東西他沒看，已經全部燒了。我感到十分惋惜，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如今，箱子竟然還在床底下。

我打開這口箱子，才看到了真相。哪是闊佬的箱子啊，是一個游子的血淚史！
箱子里有一本厚厚的日記，記錄了二叔在臺灣這四十年的生活。
當年他被裹挾到臺灣后，因為沒文化，從軍隊撤了下來后干起了苦力。他拉過車，修過馬路，通過下水道，最后在一家醫院當清潔工，掃廁所，運垃圾。
他終身也沒有娶媳婦，主要是窮，娶不起。
日記里寫道：
“1980年除夕。今天在醫院值班刷廁所。想老娘，想大哥。不知道他們還在不在。我攢了五萬臺幣了，如果能回去，我要給哥蓋個大房子。”
“1987年11月，終于開放探親了！可是我的錢不夠。我想風風光光地回去，不想讓哥和鄉親們知道我在這邊是個掃大街的臭要飯的，不能給老胡家丟人。”
為了那次“衣錦還鄉”，為了那兩卡車的彩電冰箱，為了那幾萬塊錢的紅包，二叔借遍了所有的工友，將自己的積蓄花的一干二凈。
照片里，他穿著那身西裝，努力挺直那個因為常年彎腰干活而駝了的背。
他在信里寫道：
“大哥，我騙了你。我不是大老板，也沒發財。老娘老爹走了，我不能讓他們在地下還擔心我過得不好。我也不想讓你覺得，我在外面是個廢物。”
“我這輩子，虧欠家里太多了。我沒能父母盡孝，也沒能幫你分擔責任，這次回來，看到你和孩子們過的都挺好，我死也瞑目了。”
“那些電器，是我的一點心意。雖然是我掃大街掙得，但都是靠我雙手掙得，是干凈錢。”
看著這些照片和日記，我哭得渾身顫動，心里這才明白，原來當年的“財神爺”，是打腫臉充胖子！
他寧愿被父親誤解，被罵成“忘恩負義”，也不愿意把那不堪的一面展露給我們。
隔了一天，我將箱子里的遺物去父親的墳頭上燒了，“爸，你冤枉二叔了，他并不是在那邊吃香的喝辣，他日子過得也很苦……”
我想，如果父親泉下有知，此刻一定也悔斷了腸子吧。當年他那一腳，踹在了二叔身上，卻疼在了兩兄弟的心里。
二叔這輩子，太苦了。少小離家，一生漂泊，終身未娶，到死都是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海峽那頭。
他這輩子唯一的“高光時刻”，就是1988年回家的那半個月，卻還被最親的大哥拒之門外。

今年，我專程去了一趟臺灣。幾經周折，在一個偏僻的公墓里，找到了二叔的骨灰壇。
管理員說：“這個老人走的時候，身邊沒親人，就留下一句話，說如果以后大陸有人來找，就把骨灰交給他們。”
我把二叔帶回了老家，葬在了父親和爺爺奶奶的旁邊。
那是他們三兄弟（加上早逝的大伯）和爺爺奶奶，時隔多年后的第一次團圓。
二叔的一生，看似是個笑話，是個騙局。但在我心里，他體面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