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摩天大樓森林里，長出了一座“書山”

當琶洲矗立起一幢幢嶄新的科技大樓時，廣州呼喚一棟能夠同時在物理高度和人文高度上重新定義天際線的文化地標，這就是廣州國際文化中心。

當AI重構人類語言，算法成為商業邏輯，一座城市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我們要把城市帶向何處？

廣州的回答，在琶洲。這里曾是萬國商船爭相泊岸的地點，是中國最早深度參與全球化的坐標；今天，它是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最密集的激流中心。

在這片科技密度最高的土地上，一座新的摩天大樓——廣州國際文化中心（GICC）——破土而出，嘗試在廣州樹立新的人文標桿。

千年商都，從琶洲望向世界

琶洲曾是珠江上的一片洲渚。“仿佛琵琶海上洲，年年常與水沉浮。”這片狀似琵琶的小島，自宋代起就是廣州的外港，也是外國海舶停靠的港灣。明萬歷年間，當光祿勛丞王學曾從波羅廟乘舟返回時，望見琶洲位于“水口”要沖，周遭林木蔥蘢，卻少了一點人文氣象，便提議建塔以興文運。

1600年，琶洲塔落成。它是當年廣州“三塔”中最早建成的高塔。彼時，遠渡重洋的商船只要望見江面上這道高聳的剪影，便知道廣州近了。它像一枚釘在江面的坐標，告訴那些滿面風塵的異鄉人：這座城市，正向你敞開。

在帆船時代，塔不僅是宗教或風水的象征，更是空間秩序的一部分。對商船而言，塔意味著安全、靠岸與交易的開始。因此，琶洲塔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也是廣州“千年商都”不可或缺的起點。

赤崗塔、廣州塔以及更遠處珠江新城的東塔、西塔。（圖/圖蟲創意）

沿著內河航道繼續向前，從黃埔進入廣州城之前，你會看到最后一座九層寶塔——赤崗塔。若你仔細觀察塔角的轉角雕刻，會發現那些托塔力士竟穿著明代服飾、長著異域面孔。那是大航海時代留下的鮮活刻痕，也是廣州海外貿易興盛的明證。

“蠻聲喧夜市，海色浸朝臺。”唐代詩人張籍筆下的廣州，是一座恨不得把十二個時辰都用來做生意的城市。據歷史記載，唐代每天約有11艘外船抵穗，全年多達4000艘。若每艘船載200人，平均每天登陸廣州的異鄉人就超過2200人。在阿拉伯人口中，這里叫“Khanfu”；在印度人心中，廣州幾乎就等于“China”。

那時的碼頭，空氣中彌漫著熱鬧的氣息。唐人權德輿記述：“萬船繼至，百貨錯出。”李翱寫道：“蕃國歲來互市，奇珠玳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每天正午，碼頭鼓聲一響，交易應聲開啟。街道上擠滿了蕃商與內地客，人們在船頭低聲商議，在酒肆擊掌成約。這種高度全球化的場景，在一千多年前的珠江邊已是日常。

到了清代，“一口通商”讓廣州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全中國的財富幾乎都流向這里，海上絲路把“Canton”之名傳遍歐洲。對世界商人而言，這個名字幾乎是“財富”的同義詞。

燈火輝煌的黃埔港。（圖/圖蟲創意）

那時，蓮花、琶洲、赤崗“三塔”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導航系統：商船先在蓮花塔、琶洲塔的指引下進入黃埔港納稅、量船；再換乘小船，在赤崗塔的導航下入城直抵十三行。

1812年到訪廣州的詹姆斯·華森寫道：“視線盡頭是形狀奇特的高山，從河岸到山腳是一片平原，溝渠縱橫，各種中國船只穿行其中，稻田間、村宅間無一不有，構成了一幅獨特的風景。”

廣州之所以成為“千年商都”，是因為很早就做對了一件事：積極充分地參與到全球的流動中。

今天，從琶洲向外眺望，一側是廣交會展館如祥云鋪展，被譽為“中國第一展”的廣交會已成功舉辦138屆，每屆匯聚20萬名境外采購商；另一側是互聯網與科技公司的總部燈火通明，騰訊、阿里、唯品會、小米等十余家互聯網頭部企業進駐，總營收超4500億元，企業總數超3.6萬家。

古代絲路的起點，已蝶變為全球供應鏈與數字經濟的交匯點。商品仍在流動，只是形態從瓷器茶葉，變成了芯片、算法與數據。而“塔”的意象，也在不斷更新。600多米的廣州塔拔地而起，“小蠻腰”成為這座城市獻給世界的當代標識。它不再為船只指路，轉而為城市確立形象，在全球版圖中重新定義廣州

2026年，一座新的“塔”在琶洲出現了。

廣州國際文化中心（GICC）位于琶洲CBD。

讓一座“書山”來定義城市的天際線

正在全球招商的GICC高達320米，為廣州再添一座超過300米海拔的大樓。在這個三大CBD并置、超高層建筑林立的一線城市，為什么還需要一座新的摩天大廈？

GICC由廣東省出版集團旗下上市公司——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方出版傳媒”）投資建設，外形是一座巍峨的“書山”，首層“山形”大堂高51.5米，頂部大堂高41.5米，裙樓及頂部退臺則沿用“歇山重檐”及傳統階梯的營造法式，寓意“書山有路勤為徑”。由外及里，如同進入山門，其后是豁然開朗的山谷，通過平穩的高度電梯，最終抵達山頂，壯闊的世界隨之在眼前展開。

頂部大堂。

首層山形大堂。

這很容易讓人想到1930年落成的克萊斯勒大廈，它由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出資建造，外形是典型的裝飾風格，點綴了汽車車頭雕塑、發動機蓋、輪轂蓋、擋泥板等裝飾件。那是美國汽車工業最輝煌的時期。

克萊斯勒大廈（圖中最高建筑）落成于1930年。（圖/Samuel Gottscho攝于1932年）

將近100年過去，輪到書籍的創造者來定義城市的天際線了。在“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洶涌的琶洲，遍布全球各大科技企業的總部大樓，最缺少的恰恰是文化的魔力。

回望歷史，在摩天大樓破土而出之前，琶洲最高的建筑就是文化地標，一座座塔把廣州的文脈和商脈連接起來。

赤崗塔、琶洲塔最初的功能，是“祈文運”。在科舉決定個人命運，也決定地方興衰的時代，一座文昌塔意味著，這里渴望讀書人，這里期待被看見。它們并非為商貿而建，卻在無意中參與了廣州的對外敘事。無論如何，塔始終象征著一種向上的愿望——向天祈求，也向遠方眺望。可以說，廣州的“文脈”，從一開始就與遠方關聯。

塔不是冰冷和孤獨的磚石，它永遠被人仰望，被人使用，被人解讀。圍繞著塔的人們，會不斷地賦予它新的意義。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禪宗史上最著名的這場辯論就發生在法性寺（今廣州光孝寺）。唐代六祖惠能在此說法揚名，廣州也自此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發生地。光孝寺內瘞發塔的物理高度不到八米，其思想光芒卻有萬丈。

廣州塔與琶洲CBD建筑群。（圖/圖蟲創意）

而琶洲的古塔，自建造以來就是當地人“立足嶺南，面向灣區，放眼世界”的原點。

一方面，它要接續中原文化，最后在這片土地上創造出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說：“形家者以為中原氣力至嶺南而薄，嶺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盡之處。其東水口空虛，靈氣不屬，法宜以人力補之，補之莫如塔。”

另一方面，蓮花、琶洲、赤崗“三塔”是船舶進出廣州的指路明燈，也記載著嶺南人“開眼看世界”的歷史。從康有為、梁啟超到無數奔赴海外求學和從商的嶺南人，這片土地是近代中國走向世界，又把世界帶回中國的重要窗口。

當琶洲矗立起一幢幢嶄新的科技大樓時，廣州呼喚一棟能夠同時在物理高度和人文高度上重新定義天際線的文化地標，這就是廣州國際文化中心。

廣州國際文化中心高達320米。

走進“書山”，答案自現

摩天大樓是現代城市對“高度”的重新發明。

塔幾乎不承載日常生活，它是一種文化符號，屬于仰望的對象。而摩天大樓，是被進入、被使用、被占據的空間。人們在其中工作、思考、交流、生產，高度成為了日常的一部分。

廣州最早理解這一點，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1937年，位于沿江西路的愛群大酒店建成。64米的高度，在今天看來并不驚人，但在當時，它是廣州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摩天大樓，并保持“華南第一高樓”的稱號長達三十余年。

愛群大酒店的“開業宣言”寫道：“廣州地瀕洋海，互市最先……建筑之雄偉，允為南中國冠……蓋骎骎乎與滬上競衡矣。”它不僅是一幢建筑，更是一種宣言：廣州要以現代城市的姿態，站在世界面前。

今天的琶洲，是AI與數字經濟最前沿的區域。這里聚集著互聯網企業、科技平臺、數據中心與創意產業。信息以光速流動，思想在云端交匯。城市的競爭維度，已不再只是港口吞吐量與制造規模，而是看它能否持續生產知識、敘事與價值。

由南方出版傳媒打造的廣州國際文化中心，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出現的。

1月23日，廣州國際文化中心全球招商啟動會，現場展出了大樓的設計手稿。

它以書山為形、文化為核，承襲了中國人對“文以載道”的追求，與廣州這座“書香之城”的精神遙相呼應。它被定位為“廣州城市人文標桿、灣區創意產業高地、國際文化生態樞紐”， 將商務辦公和書店、展覽、沙龍等公共文化空間都容納其中。其本質上正是以文化為靈魂、以創新為動力的城市發展新范式。

城市歷史學家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在《如何理解建筑》中提到，美國紐約時報大廈、中國香港匯豐銀行總部、美國賓夕法尼亞的康卡斯特中心等企業大樓，既是辦公場所，也是價值象征。這些建筑不只是建筑師的個人表達，更是城市與建設機構共同完成的“垂直敘事”。

廣州國際文化中心大樓的幕墻。

在科技時代，一座城市如何再創思想高度？廣州國際文化中心希望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對于一座城市來說，是否擁有自己的人文標桿，決定了它在面臨技術浪潮時，究竟是被塑形還是反過來，能夠塑形技術。

在未來的廣州，廣州國際文化中心將在摩天大樓林立的科技腹地，在寸土寸金的“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預留出一個專屬于思想與公共討論的人文空間。這里將會有廣州地區首個超5000㎡、24小時開放的復合型特色品牌書店，融合閱讀空間、文化沙龍、創意市集等沉浸式體驗場景，讓盛夏的“南國書香節”延續至四季，永不落幕。

回到最初的問題：今天，人們要把城市帶向何處？答案不會立即得到，因為人類所有文明的進步，都必須經由這樣的探索：與書籍為伴，在前人的智慧指引下前行，又把每一個階段的思考寫成新的書籍。如果書籍是山，就繼續向上攀登；如果書籍是河流，就融入其中，前往大海——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答案。

首層山形大堂與階梯式裙樓，寓意著“書山有路勤為徑”。

正如廣州國際文化中心領銜設計師Francisco Gonzalez Pulido所說：“GICC 的目標，是打造一座文化地標，既能映射廣州深厚的文化底蘊，也能體現這座城市當代的活力與動勢。它的形體、輪廓與肌理，都由一個核心觀念所驅動：獲得知識的過程道阻且長，就像攀登一座高峰，卻能以無可替代的方式滋養我們的靈魂、心智與精神；而這種追尋，正是文化的生成與積淀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當廣州國際文化中心的山形大堂正式開啟時，這個漫長而充滿發現的旅程就開始了。

[1]葉曙明《廣州傳》

[2]吳凌云、易西兵主編《文物里的廣州》

[3]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如何理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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