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關以后俸祿制的推行，標志著八旗軍隊開始朝廷化

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世祖實錄》記載：

“定諸王、貝勒、貝子、公俸祿，攝政王三萬兩。輔政王一萬五千兩。親王一萬兩。郡王五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二百五十兩。鎮國公、輔國公俱六百二十五兩”。

這個不太起眼，并沒有什么吸引人之處的史書記載，對于清朝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意味著八旗軍隊開始朝廷化，也就是說中央朝廷對于八旗軍隊或者說八旗的控制有著極大加深。

之所以這樣說，這就要提及清朝的關外二帝時期，在清太祖努爾哈赤時期，提倡的是“八家分權”，在這種格局之下，后金的收入與俘獲物，一般是由八旗均分，可以說八旗旗主對于所領之旗有著絕對的控制，旗人對于旗主的忠誠也是超越了對大汗（皇帝）的忠誠。

在這種八家分權的格局下，大汗（皇帝）的權力遠遠不及中央集權帝國的皇帝的權力，只不過因為努爾哈赤是八旗開創者，又是他將八旗分給子、侄，擁有絕對的支配權，所以八家分權的格局之下，努爾哈赤依舊擁有絕對的大權。

等到清太宗皇太極繼位以后，八家分權的弊端開始顯示出來，他雖然是新任大汗，但并沒有絕對的大權，反而處處受制，對此皇太極是進行了各種改變，不只是打壓諸如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等實力派八旗旗主，更是要進行一家集權，要打破八家分權的格局。

終于在1636年，初步完成集權，并且擴大了后金版圖的皇太極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大清，初步將后金改造成為中央集權式的帝國之大清，不過僅僅只是初步完成，并沒有完全改造成功，八家分權的局面并沒有那么容易打破。到了1643年，皇太極更是猝死，一家集權的事業擱置，統治集團內部爆發皇位爭奪戰，最終是皇太極第九子，年僅6歲的順治帝繼位。

到了1644年，順治帝年幼，并沒有親政能力，攝政王多爾袞實際上獨攬大權，多爾袞可能是出于以后想要篡位自立的想法，因此身為八旗旗主的他，站在皇帝的角度，繼續一家集權的事業。

因此在清朝剛剛入關，開始成為全國性政權，開始初步掌握全國財政，擁有了更為穩定的社會基礎的情況下，清廷開始推行俸祿制，并且一步步完善。

到了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進行改善，將俸祿制擴大到各級滿洲官員。

順治七年（1650年）正月，又再次更定滿洲諸王貝勒以下官員的支給俸米數目。最高的和碩親王為六千石，最低的驍騎校、護軍校、他赤哈哈番等官都為三十石。同年還定八旗前鋒、護軍、領催以及馬甲每名月給餉銀二兩，匠役一兩。

隨著俸祿制的逐步推行和完善，意味著以往八家分權的局面之下，收入與俘獲物由八旗均分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八旗從分養旗人，各領一旗的半獨立局面，轉變為上至親王，下至小兵，都要依賴國家財政供養，這在根本上改變了皇帝與八旗旗主的關系，改變了皇權與八家分權的對立格局，使得皇帝開始對八旗具有絕對的支配權。

隨著清朝之后南征北戰，將全國一統，徹底掌握全國財政，中央朝廷對于八旗的控制自然是更強，八旗旗主對于所在之旗的控制進一步弱化，八旗軍隊朝廷化徹底成功，完全聽命于中央朝廷，也就是開始完全忠于皇帝一人。

當然八家分權畢竟是祖制，所以八旗雖然最終是歸于皇權之下，但是旗人對于所在之旗的旗主，依舊有著深深的敬畏和依附感。

這一局面隨著康熙年間將康熙帝將皇子封入下五旗（上三旗皇帝親領）以后，為其注入新鮮血液，使下五旗默認所在之旗皇子為新任旗主，并且大力支持皇子奪嫡，由此引發九子奪嫡。

最后到了雍正帝時期，隨著雍正帝的各種集權行為，最終八家分權徹底成為過去式，皇權徹底獨尊，雍正帝建立的軍機處，更是使得清朝的皇權集中達到歷朝歷代的最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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