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軍主將憶濟南戰役：粟裕提出三個方案，王耀武想出六項應對措施

曾任華東野戰軍副司令、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的粟裕大將在《回憶濟南戰役》中寫道：“濟南戰役是華東野戰軍以敵人重兵守備和具有堅固工事的在城市進行的大規模攻堅戰。這次戰役，標志著華東我軍由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轉變為永久地占領大城市和統一大塊解放區的時期到來，也是華東我軍在革命戰爭的道路上，進入最后奪取大城市階段的開始。”

粟裕大將的手下敗將、時任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山東省政府主席的王耀武也寫了一篇《濟南戰役的回憶》（刊發于《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濟南是國民黨軍強固設防、重點防御的重要據點之一，筑有縱深堅固的永久性工事，儲備有充足的彈藥和物資，有十萬以上的人擔任守備。但是在強大的人民解放軍進攻之下，這個據點只打了八天，守濟南的國民黨軍就被全部殲滅了。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國民黨反動派所進行的非正義的反革命戰爭，不論如何掙扎，也難挽回其注定失敗的命運。”

粟裕大將生于1907年8月10日，比生于1902年1月10日黃埔三期生王耀武小五歲還多，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的濟南戰役發生時，粟裕大將四十一歲，王耀武四十六歲，都是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名將，但很顯然王耀武的戰略眼光和戰術素養，都無法與粟裕大將相提并論——王耀武確實是蔣軍中比較聰明也比較能打的，但遇到粟裕大將，他想守住濟南無異于白日做夢。

王耀武的回憶文章，一方面是認罪，一方面也有給自己找借口的成分：“從1946年1月起，我就進駐濟南，擔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官；1946年11月，又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戰事發生后，在絕對優勢的人民解放軍四面包圍之下，我還執迷不悟，抗拒到底，我的罪惡如此深重，至今反省，猶覺無限愧悔。”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王耀武并沒有“頑抗到底”，而是在濟南即將被攻克的時候化裝潛逃，一直跑到壽光才被查獲。

王耀武說解放軍有絕對優勢，那顯然是不準確的，據粟裕大將回憶，當時“我軍在山東總兵力達十五個縱隊共三十二萬人，而敵人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總共二十八萬人”。

《孫子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解放軍攻擊濟南的部隊，既沒有守軍的十倍，也沒有守軍的五倍，粟裕確定的攻打濟南方略不是“圍城打援”而是“攻城阻援”，也就是以攻城為目的，大部分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分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

粟裕和陳士榘、唐亮、張震、鐘期光討論后，于8月10日聯名向軍委提出三個作戰方案：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轉到豫皖蘇及淮北路東地區作戰，截斷徐蚌鐵路，孤立徐州，將重點放在打援上，求得于運動中首先殲滅（新）五軍，繼而擴大戰果，殲擊其他兵團”。第二個方案是“集中主力首先攻打濟南，對可能北援之敵，僅以必要之兵力阻擊之”。第三個方案是“攻占濟南與打援同時進行，以一部分阻擊，以主力攻打濟南”。

中央軍委于8月12日批準了粟裕等人的第三方案，也就是“攻濟打援”：“我們目前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協作，以達既攻克濟南，又殲滅一部分援敵之目的。”

粟裕提出了三個方案，不管實施哪個方案，都會取得勝利，這一點中央軍委十分相信：可能打一個極大的殲滅戰，也可能打一個大的但不是極大的殲滅戰，前兩種可能的結果都是攻克濟南，可見粟裕當時是得到完全信任的。

粟裕這邊厲兵秣馬，王耀武在濟南也沒閑著，他在回憶文章說自己也有六項應對措施：一，電請蔣介石將當時駐在蘇北、與王耀武有關系的整編八十三師周志道部空運濟南增加防務；二，請求增屯彈藥及十一萬多人兩個月需用的糧食；三，命令各部增加工事，凡是重要據點均須挖掘外壕和陷阱，架設鹿砦及鐵絲網等副防御，并輪流練習射擊及夜間戰斗行動；四，王耀武與省黨部主任委員龐鏡塘以及各部隊長、政訓處長，分別對軍民進行所謂“精神講話”；五，把在千佛山下已開始修筑的飛機跑道加緊修好，以備在西郊機場被占后使用，并將城北五柳閘加寬加高，攔住小清河河水，以備解放軍來攻時開閘放水，使城北一帶成為泛濫地區，阻止解放軍的進攻；六，加緊訓練民眾，編組壯丁隊、糾察隊、擔架隊、輸送隊等，以利治安及作戰。

睿智的讀者諸君肯定又從王耀武的這六項部署中看出了問題：其他五項不過是老生常談常規備戰，只有第五項中的搶修千佛山飛機跑道才是王耀武“防御作戰”的重中之重——只要情況不對，他就可以坐上飛機逃離濟南，而西郊機場當時肯定已經被占領或摧毀了。

濟南戰役還沒開始打，王耀武就做好了逃跑的準備，這一點他完全不否認：“我看到情況更加惡化，軍心渙散，士氣低落，認為即使吳化文不起義，也難得守住，與其在濟南等著被俘，不如先走為妙。因此，我曾一度偕龐鏡塘想經濼口橋北走，但由于解放軍把濟南包圍得如鐵桶一般，未能走得出去。”

比較搞笑的是王耀武和龐鏡塘這對山東“文武搭檔”最后都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而且繼續做“搭檔”：王耀武是學習委員，龐鏡塘是生活委員，而且兩人的“權力”還都不小。

沈醉在《人鬼之間·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另面人生》中回憶：“管理所有一個由戰犯自己推選出來的主管學習生活等的委員會。主管學習的委員是王耀武，每次學習完，各學習小組便向他匯報各組學習的情況，由他匯總向管理所匯報，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組去傳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山東省主任委員的龐鏡塘是負責生活方面的委員。大家想領什么買什么都由他負責。大家想買東西時，往往由他出面來討價還價。”

沈醉說的“討價還價”不是買東西講價，而是因為解放軍執行不搜俘虜的政策，被俘人員身上帶的私有財物（有的帶著數量可觀的黃金美鈔）都不會被沒收，到了戰犯管理所統一保管但可以隨時取用，于是逢年過節，像沈醉、成希超（在沈醉調往云南后擔任保密局總務處處長）那樣比較“有錢”的戰犯要求購買香煙都是十條起步、糖果十斤起步，龐鏡塘“討價還價”就是讓大家少買一些：“每人買這么多，一次得買上千條香煙上千斤糖果，這得多少人去拉回來？”

王耀武和龐鏡塘都精于算計，但他們只會算小賬不會算大帳，所以在困守濟南的時候總想著逃跑，而早已把濟南視為囊中之物的粟裕大將則目光長遠：“ 在濟南戰役以前，我就考慮攻下濟南后的行動方向。 在濟南戰役過程中，敵援兵未來，殲滅整編第五軍的設想未能達到，我又進一步考慮到攻取兩淮及高寶時，也采用攻濟打援的戰法，九月二十四早晨，濟南城內巷戰正烈之際，我將上述諸考慮向軍委報告請示，并將下一步舉行的戰役定名為‘準海戰役’，次日接到軍委復示：‘我們認為舉行準海戰役，甚為必要’。”

王耀武被抓后態度十分老實，在廣播中講話號召更多蔣軍官兵投降，還在私下里為自己進行了辯解：“平心而論，我王某并非罪大惡極、思想頑固的反動分子，內戰開始后我也并不積極，在濟南之戰打響后，我也沒有堅決頑抗到底。雖然還可以支持幾天，但為了不使黎民百姓遭更大的災，我決心不打了，許多倉庫亦未作破壞，這是有目共睹的。”

王耀武輸了，輸得精光，但他最后結局還算不錯，要不是進了戰犯管理所，逃到臺灣也免不了要被彈劾，讀者諸君看了粟裕大將和王耀武對濟南戰役的回憶，是不是也覺得王耀武的戰略戰術水平，跟粟裕大將相比差了不止一個檔次？王耀武的那六項應對措施，核心目標是不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