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再也無法靜下心來看電影的電影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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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想當年看塔可夫斯基或者貝拉·塔爾的電影，印象中也都不是一次看完的，不過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私人觀影的時候，而如果在影院觀看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或者朗茲曼的《浩劫》則屬于另一種體驗：似乎集體觀影會給你一種看下去的動力，哪怕影片在部分章節上顯得沉悶。

我不知道當代大學生是否還有足夠的耐心看完整部電影——在一個從小就習慣刷屏的時代里長大成人，他們集中注意力在某事上的能力似乎的確在減弱。但這是他們的錯嗎？

人人都知道，讓大學生按要求完成閱讀有多難——還記得書嗎？但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并不只局限于文字。教授們如今發現，他們甚至沒法讓電影系專業的學生——完整地坐下來把一部電影看完。“我過去一直覺得，如果作業只是看一部電影，那簡直是最好的作業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電影教授克雷格·埃爾佩爾丁（Craig Erpelding）對我說，“但學生就是不肯看。”

我從全國各地的20位電影研究教授那里聽到了類似的看法。他們告訴我，在過去十年里，尤其是疫情以來，學生在觀看長片時越來越難以保持注意力。塔夫茨大學電影與媒體研究項目的創始主任馬爾科姆·特維（Malcolm Turvey）在放映課上正式禁止使用電子設備。但執行禁令又是另一回事：課堂上大約有一半的學生最終都會偷偷看手機。

有少數教授告訴我，他們并沒有注意到什么變化。西北大學銀幕文化教授林恩·斯皮格爾（Lynn Spigel）對我說，一直以來就有學生覺得老電影節奏太慢。“但那些真正致力于學習電影的學生一直都很喜歡老電影，現在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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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交談過的大多數教師都覺得，現在的情況確實不同了。而且問題并不只存在于大型入門課程中。南加州大學擁有全美頂尖的電影專業，該校電影與媒體研究教授水田堯（Akira Mizuta Lippit）說，他的學生在放映電影時的表現讓他想起尼古丁成癮者戒斷反應：他們越是忍住不看手機，就越是坐立不安。最終，他們還是會忍不住去看。

他最近放映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974年的經典影片《竊聽大陰謀》（The Conversation）。在放映前，他告訴學生，即便他們忽略了影片的某些部分，也一定要看完那場著名而又具有預言意味的結尾場景。可即便是這個要求，對班里的一些學生來說也太高了。那一幕開始播放時，水田堯注意到有好幾名學生都在看手機。“你真的只需要在最后專心一下，”他說，“可我就是沒辦法讓所有人做到這一點。”

許多學生甚至開始抵觸線下的集體觀影。既然可以在宿舍里輕松地通過流媒體完成作業，他們就把在校園影院視為一種負擔。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電影與媒體研究項目主任梅雷迪思·沃德（Meredith Ward）告訴我，如果課程大綱要求學生在課外時間到場參加觀影，選課人數就可能會下降。因此，許多教授現在允許學生自行安排時間在線觀看電影。

你大概可以想象結果如何。埃爾佩爾丁曾在印第安納大學工作到2024年，在那里，教授們可以追蹤學生是否在校內流媒體平臺上觀看電影。他說，只有不到50%的學生會開始播放電影，而只有大約20%的學生能看完。（別忘了，這些學生可是主動選修了電影課。）即便學生把整部電影從頭看到尾，也很難說他們到底看得有多認真。有些人肯定是一邊疊衣服、一邊刷Ins，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我交談過的學生也承認自己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為此感到內疚。但這并不足以讓他們完整看完被布置的電影。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一年級學生米麗杜拉·納塔拉詹（Mridula Natarajan）去年秋天上了一門世界電影課。“有些電影節奏極其緩慢，但諷刺的是，這恰恰是影片的精髓所在，”她對我說。“但我猜是因為缺乏耐心，所以我要么快進，要么就用兩倍速觀看。”

《祖與占》劇照。? 豆瓣電影

學生們心不在焉地看完電影——如果他們真的看完了的話——不出所料，他們無法回答關于所看內容的基本問題。在最近一次期末考試中，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電影教授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出了一道選擇題，問特呂弗電影《祖與占》的結尾發生了什么。超過一半的學生選擇了錯誤答案，說人物在躲避納粹（影片背景是一戰），或者與歐內斯特·海明威一起喝酒（影片中根本沒有這個人物）。史密斯已經出類似考試將近二十年了；這一次，他不得不按曲線評分，才能讓成績分布看起來還算正常。

我采訪的教授們并沒有把問題歸咎于學生個人，而是把焦點放在媒體環境的變化上。從1997年到2014年，2歲以下兒童的屏幕使用時間翻了一倍。而那塊屏幕，從前通常是電視，如今更可能是平板或智能手機。今天進入大學的學生，對“無限下拉”出現之前的世界毫無記憶。青少年時期，他們每天幾乎花五個小時在社交媒體上，其中大部分時間用來不斷刷短視頻。

一項關于人們在電腦上工作時注意力的分析發現[1]，如今人們平均每47秒就在不同標簽頁或應用之間切換一次，而在2004年，這個數字是每兩分半鐘一次。“我可以想象，如果你的身體和心理并沒有被訓練去適應一部電影的時長，那它就會讓人感到極其漫長、難以忍受，”南加大的水田堯說。（他還推測，由于任何電影都可以隨時點播，學生會覺得即便錯過了什么，也可以之后再看——盡管他們幾乎從不真的這樣做。）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電影與媒體研究教授凱爾·斯泰恩（Kyle Stine）通常會用一個破冰問題開始他的課程：你最近看過的一部電影是什么？近幾年，有些學生甚至很難說出任何一部。

康奈爾大學表演與媒體藝術教授克里斯滕·沃納（Kristen Warner）也注意到了類似趨勢。有些學生入學時幾乎只看過迪士尼電影。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埃爾佩爾丁說，他試圖找一部班里每個學生都看過的電影，作為大家可以共同討論的參照點。但最近，這幾乎變得不可能。即便是想從事電影創作的學生，也未必真的熱愛看電影。“十年前，想要學習電影與媒體創作的人，本身就是電影迷，”埃爾佩爾丁對我說，“而現在，他們只是和所有人一樣消費同樣的東西——那就是社交媒體。”

? University of Bristol

當然，年輕人并沒有完全放棄電影。但他們如今愿意觀看的長片，往往被設計成迎合注意力缺陷的產物。在最近一次做客《喬·羅根體驗》（The Joe Rogan Experience）節目時，馬特·達蒙——這位出演過許多當代大學生可能從未看過的電影明星——說，Netflix已經開始鼓勵電影制作人在影片前5分鐘就安排動作場面，以盡快抓住觀眾眼球。即便年輕人是在流媒體平臺上看電影，也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在專心觀看。坐下來看電影時，許多人會在第二塊屏幕上刷社交媒體。達蒙說，Netflix因此建議導演讓角色把情節重復三四遍，好讓一心二用的觀眾也能跟上劇情。

有些教授把注意力萎縮視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必須接受的現實。約翰斯·霍普金斯的斯泰恩正在試行一門“慢電影”課程，放映幾乎沒有敘事推進的極簡主義影片，目標是幫助學生重新培養長時段的注意力。北卡羅來納大學電影研究主任里克·沃納（Rick Warner）刻意挑選節奏緩慢、細節微妙的電影，比如香特爾·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讓娜·迪爾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一部長達三小時、幾乎只跟隨一位女性在公寓里做家務的影片。“我嘗試教授一些能夠挑戰他們固有觀影習慣的電影，”沃納對我說。“我試圖讓他們相信，正確觀看一部電影實際上可以幫助他們重塑感知能力，并教會他們如何重新集中注意力。”一旦適應之后，學生們會享受這種挑戰，他說。

但其他一些教授或許認為抵抗是徒勞的，于是開始調整教學方式，以適應學生們從小接觸的媒體。有些人播放更短的影片，或者讓學生把電影分成多次觀看。主要教授電影制作課程的埃爾佩爾丁，已經不再教授傳統的制作方法，而是轉而講解如何最大限度地吸引觀眾。他現在要求學生制作三到四分鐘的短片，類似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剪輯。畢竟，這似乎是許多年輕人唯一愿意觀看的視頻類型。

順便說一句，《竊聽大陰謀》的最后一幕，是多疑的吉恩·哈克曼瘋狂地拆毀自己的公寓，徒勞地尋找竊聽裝置。最終，他放棄了，在一片廢墟中憂郁地吹起了薩克斯。這是一場精彩的結尾，值得一看。

參考文獻：

[1]www.apa.org/news/podcasts/speaking-of-psychology/attention-spans

文/Rose Horowitch

譯/天婦羅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01/college-students-movies-attention-span/68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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