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距離的組織》：真正的生活在于相遇丨詩人讀詩?

現代詩語言優美，情感豐盈，意象新鮮，但有時晦澀難解。從閱讀角度看，“晦澀”是現代詩最明顯的特征之一。然而，這晦澀無論是源于特定的表現方式，抑或對詩之新奇的追求，還是對“何以為詩”的定位，一首好詩不可能僅表現在晦澀，而必須值得深入閱讀，讓讀者在認知與想象的主動參與中，發現晦澀中那復雜的詩意，充裕的內涵。

“詩人讀詩”欄目邀請幾位詩人，每周細讀一首現代詩。這樣的細讀是一種演示，更是一種邀請，各位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品味現代詩的一些方法及其自由性，進而展開自己對現代詩的創造性閱讀。

第二十七期，我們邀請詩人王東東，和我們一起賞析卞之琳的詩，《距離的組織》。

撰文 | 王東東

卞之琳（1910—2000），詩人、翻譯家、文學評論家。著有詩集《魚目集》《十年詩草》《慰勞信集》《雕蟲紀歷》等，譯著《西窗集》《莎士比亞悲劇四種》《英國詩選》《維多利亞女王傳》《紫羅蘭姑娘》等。

本期詩歌

距離的組織

作者：卞之琳

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

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

報紙落。地圖開，因想起遠人的囑咐。

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兒了？我又不會向燈下驗一把土。

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詩歌細讀

“真正的生活在于相遇”，這本來是馬丁·布伯的名言，但不知道為什么，我總覺得這句話在思想和情趣上都體現出一種中國味，仿佛他是一個中國人。作為猶太思想家，他對20世紀西方思想從主體性向主體間性的轉變，具有啟示作用。而中國人，不是更為注重這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永恒，并渴望從中獲得情感的慰藉嗎？

有意思的是，這句話甚至可以完美詮釋卞之琳詩歌的中國氣質和中國風。這句話表達的，應該也是卞先生的理想，至少是他一段時間里的努力目標。如謂不信，請看本文，我會在文末回到這一問題。

我以為，卞之琳的詩并不知識化，雖然在這首詩中他利用了不少“知識”。說到最后，他還是一位以直覺引領心智、通達智慧的詩人。通達智慧的道路原本有兩條：一條是理性思辨，這是哲學的道路；另一條是感性體悟，這才是詩歌的道路。如果能做到詩哲合一，也是后者接近前者，多數時候它們是平行線。卞先生明明能看到這組平行線，并從一條線向另一條線跳躍。

明 文徵明《攜琴訪友圖》

卞之琳共為這首詩加了七個注。

“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這兩行的注釋如下：“1934年12月26日《大公報》國際新聞版倫敦25日路透電：‘兩星期前索佛克業余天文學者發現北方大力星座中出現一新星，茲據哈華德觀象臺紀稱，近兩日內該星異常光明，估計約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爆發而致突然燦爛，當遠在羅馬帝國傾覆之時，直至今日，其光始傳至地球云’。這里涉及時空的相對關系。”

該注釋可以表明卞之琳對現代科學的熟悉。實際上，卞之琳這樣的現代詩人，只可能誕生在愛因斯坦誕生之后的現代時間。只有在愛因斯坦的天體物理學誕生之后，才會出現卞之琳“相對”的詩性哲思。卞之琳這樣說《斷章》：“我著意在這里形象表現相對相襯、相通相應的人際關系。”實際上，卞先生經常表現出從相對（時空/觀）回到絕對（時空/觀）的努力，只不過有時只能妥協而已，追求的“絕對”是“相通相應”，也就是一種同時性，或說得更科學一點，也就更無奈一點，是“時空的一致性”（consistency of time and space），是人與人穿越玄妙的時空才能達到的最終相遇，玄妙的二次方吧。

這樣來看，詩人的第四個注釋就有點兒克制了，“本行和下一行是本篇說話人（用第一人稱的）進入的夢境”，是順著全詩語境和語意的流轉在講，但這兩行詩——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兒了？我又不會向燈下驗一把土。

正足以構成時空的戲劇。卞之琳的詩就是發生在時空中的相遇之詩，人的主觀，心意和情意竟是這場戲劇的動力。也可以說是詩人的一顆慧心。

這場時空的戲劇，可以發生在脫離地球塵世生活的天文時間中，如《歸》：

像一個天文家離開了望遠鏡，

從熱鬧中出來聞自己的足音。

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

伸向黃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

這樣的“歸”也是“尋”：向自我的回歸，不應也是對他者的追尋？

這場時空的戲劇，自然也可以發生在地球上的“生活世界”，于我們更熟悉的時間里，如《航海》中的水手，

想起在家鄉認一夜的長途

于窗檻上一段蝸牛的銀跡——

“可是這一夜卻有二百浬？”

再如《音塵》一詩，“然而我正對一本歷史書。/西望夕陽里的咸陽古道，/我等到了一匹快馬的啼聲。”再如《音塵集》《音塵集外》甚至《裝飾集》。

也許引用得有點兒多。不妨直截了當地說，卞之琳在尋找一位知音。這種時空的戲劇，不管發生在愛因斯坦式的宇宙時間、天文時間，還是發生在牛頓式的地球時間、塵世時間，經由現代科學話語的洗禮，都構成了一種知音詩學。

無怪乎有第六個注，針對“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聊齋志異》的《白蓮教》篇：“白蓮教某者山西人也，忘其姓名，某一日，將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后，門人啟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為舟，帆檣具焉。異而拔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這里從幻想的形象中涉及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的關系。

這就讓整首詩具有了“科幻”色彩，一種想象力的奇幻。

明 孫枝《踏雪訪友圖》（局部）

從第6到第9行，渲染的是相遇之難。整首詩后半部分都在為相遇創造條件，鋪平道路，明知道這場旅行注定充滿了艱難險阻。這是一種類似于張衡《四愁詩》中的情感，或如李白《行路難》所說，“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不過總的來說，前五行為相遇的起興，后五行為心愿的開花結果。劉勰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好在這首詩里，知音還意味著愛情與友誼，因而相遇又是實在的——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因而詩人的最后一個注釋就有點兒興奮，雖然仍沾染了科學的狡獪或哲學的聰慧：

這里涉及存在與覺識的關系。但整詩并非講哲理，也不是表達什么玄秘思想，而是沿襲我國詩詞的傳統，表現一種心情或意境，采取近似我國一折舊戲的結構方式。

詩人最終的目的還是贊頌那相遇的偉大莊嚴。

相遇實在是人生的大事，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們漢語的心底。

從藝術上說，卞之琳則是造境的大師。這是一種人事的、世俗的象征主義，不同于波德萊爾的《契合》那種超驗的象征主義。卞之琳追求情感的契合，有別于波德萊爾超驗的契合。

阿蘭·巴丟在《真實幸福的形而上學》中說：“所有真實幸福都發生在一種偶然相遇里，不存在任何幸福的必然性。”

但最終，詩人是勝利了——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這個雪意很難翻譯，但妙就妙在這里。

讓人想到白居易的詩：“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和古典詩歌不同的是，不知道在卞之琳這里，到底下雪沒有？

回顧上期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王東東；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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