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機接口的商業破曉：在“死亡谷”與“萬億藍海”之間

撰文丨高翼張蘇華

采訪丨高樂琪

支持機構：

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醫工轉化與健康產業融合專委會

博邁思醫療

導語：2026年開年之初，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醫工轉化與健康產業融合專委會聯合博邁思一同聚焦當下最熱的腦機接口領域舉辦IHMD第二屆腦科學論壇，大量行業從業者分享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與想法，為整個中國腦機行業的產業化向前發展注入一份強勁力量。

2024年初，當馬斯克的Neuralink直播首位植入患者用意念操控鼠標下棋時，腦機接口（BCI）正式告別了科幻電影的范疇，變成了全球風險投資人案頭最炙手可熱的標的。

一時間，炒的正熱的二級市場正好缺一個新標的，于是各種“腦機概念股”應聲起舞。

但在資本的非理性繁榮背后，這項技術的真實處境更像是一場極其艱苦的長征。

這種艱苦源于研發的反復，源于新技術和醫療領域所特有的“監管上的保守”之間的沖突，也源于行業早期那種深入骨髓的“冷門”。

明視腦機創始人劉冰對此深有感觸，回溯到2006年他碩博連讀期間，國內幾乎找不到相關的研究方向，即便是在學術圈，這也是一個極其邊緣的話題。哪怕到了2020年，當他試圖向外界描述植入式腦機接口的前景時，聽眾的反應多半是“聽不懂”，甚至覺得這是“天方夜譚”。

于是，在前幾年，劉冰向產業界和投資人解釋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這真的不是科幻電影。”

而如今，當聚光燈終于打在腦機接口身上，身處一線的賈杰教授感受到的卻是另一種名為“繁榮”的重擔。作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康復醫學科主任醫師，賈杰教授見證了這項技術從醫學倫理審核都困難重重的邊緣地帶，一躍成為各路資本爭搶的香餑餑。

然而，火熱的另一面是近乎殘酷的現實：病人的期望值被無限拔高，他們帶著“重塑肉身”的幻想走進診室，卻不得不面對現階段技術仍側重于“輔助訓練”而非“奇跡替代”的落差。在賈杰看來，如何管理這種預期的鴻溝，是目前腦機行業大范圍出圈時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此外，在突然的爆火之下，腦機行業的“標準搶跑”讓兩位身處前沿的從業者感到一絲擔憂。當腦機接口還未在大規模多中心臨床研究中站穩腳跟時，各種團體標準、行業規范卻紛至沓來。賈杰曾感嘆：“我做了十五年都不敢輕易動筆寫標準，很多剛入行的企業卻忙著牽頭定指南。”

這種缺乏“真實”支撐的繁榮，有可能在未來演變成一場資源的巨大浪費。

而回到整個生物醫藥產業本身，BCI作為一項全新的技術，想象空間很大，但也意味著此前其它領域的風險和監管經驗如今很難拿來復用，同時也面臨現實的商業閉環。

好在，整個腦機領域已經開始真正走進產業視野，這意味著后續將會有更深度的資源投入該領域。而在AI的加持下，未來這個產業能實現的可能性，正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在這場長跑中，華山醫院的賈杰教授與明視腦機的劉冰總，分別代表了臨床應用與前沿轉化的兩條路線：一邊是作為臨床親歷者、從需求的最前沿探索腦機領域的落地路徑與倫理邊界；一邊試圖在實驗室的數據高峰與規模化應用的商業終局之間，鑿通一條確定的隧道。

他們站在不同的角色定位，都在為打開這個潛在的“萬億藍海”產業的大門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跨越“死亡之谷”

其實，國內腦機接口的火熱，絕非僅僅是對馬斯克Neuralink的簡單“跟風”。早在腦機二級市場大面積出圈之前，政策層面已經有很多從宏大敘事轉向實際落地的文件了。

從2024年1月工信部等7部門發布《關于推動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提到腦機接口相關內容，再到去年7月同樣部委第一次單獨圍繞腦機領域出臺的《關于推動腦機接口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以及最新“十五五計劃”里提到的相關內容，都指出了其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地位。

而另一邊，地方性的配套動作已經初現“爆發前夜”的氣息。上海、北京等地不僅在規劃中明確了腦機接口的戰場，更是在臨床準入、收費條目等商業末梢開始精準施策。

然而，雖然BCI的戰略地位毋庸置疑，但要真正走進醫院的藥房或收費單，還需要翻越三座大山。

首先就是監管。

三類醫療器械證的獲取本身就是一場長達十年的耐力賽，而腦機接口本身又是一個全新的物種，監管部門、評審專家和企業都在摸索中前行。劉冰提到，技術上的困難總有路徑解決，但非技術端的政策、監管和標準共建才是目前最大的挑戰。目前在腦機領域國內鮮有三類證落地，每一個先行者都在為行業“踩坑”。

2025年9月，國家藥監局發布《采用腦機接口技術的醫療器械術語》醫療器械行業標準，算是第一套官方出臺的圍繞腦機領域的標準評價語言，這個政策被行業視為該領域監管審批加速的一個分水嶺。有標準了大家就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努力。

劉冰對國內腦機領域的監管變化也保持樂觀態度：“謹慎是對的、非常有必要的，很多時候一些激進的做法會損害整個行業。監管雖然謹慎，很多部門的態度卻是非常積極的，大家都在主動推動去做一些事情。”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如今腦機接口產品離商業化還很遠，但一些醫院已經有收費、服務標準的制度已經做出來了。

其次是技術和實際需求的鴻溝。

腦機接口是個很大的概念，具體能做什么、該做什么各家企業多數會有一些創始人&技術團隊的背景依賴。而到了真正的臨床，如何讓手里的技術能夠最大化的利用，在實際中是一個問題。

賈杰教授曾想寫一篇文章叫《腦機接口，我們做錯了什么？》。她敏銳地洞察到，過去十年，BCI長期處于工程師主導的階段，技術很炫，但往往不解決臨床問題。她反復強調，必須實現“以醫為主”的邏輯轉變：醫生提出膀胱控制、上肢復健等核心訴求，工程師負責編解碼實現。她認為這種“臨床驅動”而非“技術驅動”的轉變，是行業成熟的標志。

劉冰也分享了其關于腦機產品的思考，他認為無論是芯片做得漂亮、電極做得多精細，這些只是“零件思維”。他主張“以終為始”：先鎖定適應癥，搞清神經科學原理，再去定義算法、硬件和手術入路。

明視腦作為一家聚焦視覺重建的公司，和劉冰團隊在美國實驗室相關領域的經歷有關，如今，讓完全失明的人能重新看到世界，是他的團隊在努力做的事情，也是其找到的腦機接口可以去落地的一個方向。

最后，盡管最近兩年二級市場腦機概念總會時不時挑動一下大眾神經，但實際上，在VC階段，真正做BCI產品的公司在實際融資發展的過程中仍舊面臨“無人問津”的狀態。

醫療器械長達十年的回報周期與風險投資基金的退出壓力天生錯位。大家都在尋找確定性——即這套系統是否真的能在人身上跑通。在缺乏確鑿的臨床數據支撐之前，很多資金依然在門外徘徊。

去年年底，隨著一系列政策和熱點事件對這個行業的提示，讓腦機領域有一個短暫的春天，但多數行業從業者對這種“資本短期繁榮”不抱太大的希望。

“好在，目前一級市場投資還是看團隊背景的，我們還算是一個低調務實的團隊，也有很多資金愿意和我們來聊聊目前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看看如何一起推動”，劉冰在接受采訪時分享到。而明視腦借著這一波腦機領域的投資熱度，也加快了自己的融資步伐。

當然，商業化的閉環仍舊是每一個腦機從業者在接觸投資人都會被質疑的一個問題。

對此，賈杰教授在實戰層面給出了答案。她在2020年左右曾深切感受到“市場落地難”的絕望：做了十年研究，卻看不到市場端的回響。因此，她開始推動“收費條目”的申報和“自主定價”的論證。她認為，如果能在上海跑通一套基于960元標準的商業模式，那么這種從治療標準到收費規范的“上海模式”，才是真正的產業落地。

從技術到模式

在上海閔行大虹橋圈，坐落著由國家衛健委、發改委以及上海市政府牽頭落地的一家國際化高端醫療服務匯聚地——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華山醫院在這里有兩層樓專門承接新技術的轉化與落地。

作為全國TOP10綜合性醫院，對于腦機接口這種新興醫療技術，華山自然走在最前沿。在這座醫學中心，華山也見證了國內最早一批腦機接口患者的臨床與實際反饋。而賈杰教授作為華山醫院康復醫學科主任，在中風等導致神經性損傷帶來的復健需求患者身上，看到了太多腦機能夠去解決的問題，以及實際面臨的挑戰。

在賈杰教授看來，盡管學界和產業界對腦機接口的憧憬很高，但是離患者仍有一段距離。她經常能遇到兩個極端：一類是一些中風導致運動神經受損的患者對這類產品期望值過高，一上來就問腦機接口能不能幫助他們成為正常人；還有一類又過于保守，很多病人會覺得這個東西會不會傷害到他，會不會給他腦子里面“植入”什么東西，甚至監管有時候也會有這種質疑。

這種極端的兩極分化，其實是目前腦機接口能解決的臨床問題還相對有限的一個縮影。當大眾對技術的想象力遠超其實際療效時，市場便容易陷入一種要么過度神化、要么盲目恐懼的怪圈。

賈杰深知，與其去描繪宏大的遠景，不如在康復醫學最隱秘也最急迫的角落扎下去。早在2010年，賈杰就開始了手功能康復與腦機的結合探索。

在康復醫學看來，手部在大腦皮層的投影區域最廣，信號也最豐富，但偏偏是卒中病人康復中最難啃的硬骨頭。在牽頭國家“十二五”相關研究期間，她明確了康復腦機的定位應傾向于“訓練”：通過誘發患者的主動意圖來重構受損的回路，而非單純依靠外設替代肢體。

這種對主動康復模式的探索，讓她積累了120例腦機聯合經顱磁刺激（TMS）的研究樣本，這一規模在全球范圍內算得上前沿。

長期的臨床觀察也讓她關注到一些新的、不一樣被忽視的剛需。

過去幾年，她將研究重點轉向了二便（排尿與排便）功能重建。在傳統康復中，這通常被視為脊髓損傷后的“不治之癥”，但對患者來說，這關乎著最基本的尊嚴。

為了解碼膀胱功能的信號，她帶領團隊收集了 200余名患者的數據，累計測試超過10萬次，建立了一套針對排尿和排便運動嘗試任務的精確解碼模型UDCNN-BiTCN，嘗試通過腦電信號解析膀胱功能。這也是全球首張清晰的膀胱功能腦電信號解碼圖。

賈杰教授作為長期接觸一線患者的專家，能看到的真實需求也很多。而除了解決一些臨床真實需求之外，在腦機領域賈杰也在模式和支付端上推動這個領域更好的落地。

她先后牽頭發布了《便攜式外骨骼腦機接口應用于社區居家卒中上肢專家共識》，旨在讓行動不便的康復患者在家也能實現借由腦機設備幫助完成的康復訓練。與此同時，她在上海推動了960元的自主定價標準，探索了一些腦機服務實際可行的支付標準。對她而言，這些工作的目標是讓腦機接口從科研概念轉化為可落地的診療方案。

侵入還是非侵入？這是腦機行業經常會討論的一個問題。

非侵入技術難度小，臨床審批快。市場大（偏消費領域），但同時競爭也激烈。侵入技術難度大，臨床審批慢，隨訪周期長，市場足夠垂直，有一定的門檻，是難而正確的事。

但無論是馬斯克Neuralink的終極“人機融合”的方案，還是近期腦機領域的獨角獸強腦科技定位的“實用普惠”的非侵入式路線；無論是明視腦科技的聚焦的侵入式視覺重建，還是賈杰長期圍繞非侵入式的康復訓練設備，行業在討論侵入or非侵入前，核心還是考慮腦機設備所能解決的臨床問題，這是所有一切的關鍵。

當腦機遇上AI

在2026年的當下，AI應用的全面爆發也為腦機接口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想象空間。

AI最擅長的是兩大方向，一個是海量數據的清洗與規律總結，另一個是不限空間和時間的學習。而腦機設備目前在落地應用時，一方面因為當下的信息傳遞效率太低，導致的人機之間協同性不夠，在AI的加持下，這一點在未來能夠有一個質的提升。

而在“輔助學習”上，賈杰教授和劉冰總都已經在自己的業務中找到了和AI相結合的地方。

賈杰教授深耕的卒中后手功能復健，在醫學界，手部功能的康復被認為是“難中之難”，因為手部動作包含大量精細的組合意圖。過去，傳統的非侵入式設備只能捕捉模糊的運動意圖，患者往往覺得“想了也沒反應”。但在引入 AI 深度學習模型后，局面發生了變化。

賈杰團隊通過對120例腦機聯合干預樣本的數據挖掘，讓算法能夠從嘈雜的頭皮電信號中抽離出患者微弱的“抓握”或“對指”意圖。這意味著，當患者產生主動意圖時，外骨骼機械手能以毫秒級的響應來與其思維“同步”。

賈杰指出，這種基于病人真實數據產生的AI輔助模型，是幫助患者實現“主動康復”的關鍵，因為它建立的是一套真正屬于病人的意念調控系統，而非實驗室里跑出來的模擬程序。

而在劉冰總聚焦的植入式視覺重建領域，AI 的角色則更接近于一個“翻譯官”。對于全盲患者來說，要讓大腦重新“看”到世界，不僅僅是把圖像轉化為電脈沖那么簡單，更難的是如何讓電刺激產生的信號與大腦原有的知覺邏輯“對齊”。

劉冰正在研發的千通道視覺重建系統，其閉環控制的軟件工程尤為重要。他認為，AI的核心作用在于對外部復雜信息的實時降維與特征提取。當外部攝像頭捕捉到世界時，AI 會像機器人控制一樣，將視覺畫面轉化為大腦能夠接受的刺激編碼。通過不斷調整算法模型，讓電刺激產生的“光斑”在盲人的感知中拼湊成有意義的物體邊緣或盲道路徑。

劉冰強調，人的智能與AI智能是高度互補的，AI負責處理海量的感官輸入，而大腦負責最終的知覺合成。這種 AI 加持下的“神經對齊”，讓BCI脫離了原本死板的單向傳遞模式。它變成了一個具有靈魂的閉環系統：算法在學習大腦，大腦也在適應算法。

過去，腦機接口看硬件，看電極和芯片，如今，AI時代的全面來臨，模型和算法開始全面彌補此前硬件所無法解決的臨床需求鴻溝。這將大幅推動整個腦機行業的發展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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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之下的隱憂

縱觀當下整個產業敘事，腦機接口正在全面告別“實驗室原型機”的純真時代，跨入一個由 AI 驅動、以臨床價值為錨點的全新發展周期。

在這個周期里，資源正在向頭部企業和具有真實臨床數據的研發中心集聚，這標志著產業已經從“講故事”跨向了“跑數據”的全面提速階段。

然而，在所謂的“萬億藍海”的憧憬之下，產業內部仍有兩個隱憂值得每一個拓荒者審視。

一個是產業共識的“虛假繁榮”。

賈杰教授對行業內“一窩蜂”鋪上來寫標準、定共識的現象持有極度審慎的態度。當大批初創企業在缺乏大規模隨訪數據和長期安全性驗證的情況下，忙于搶占行業話語權，這種過度的短線狂熱非但不能加速產業落地，反而可能造成臨床資源的巨大錯配。如果行業不能守住“以醫為主”的專業底線，這種泡沫化的繁榮最終會因無法兌現患者預期而透支整個行業的公信力。

還有一個，就是一些更深層次、更遠的問題，就是在未來腦機技術全面爆發之后，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到底要如何共存？

當技術從“信號采集”演進到“閉環調控”，人類實際上是在與大腦的自然演化規律進行博弈。在這種背景下，倫理不應僅僅被視為監管層面的合規文件，它更是一道決定技術應用終局的生死線。如果不能在隱私權以及人類自主意識的邊界上達成更深層的社會共識，那么即便硬件和軟件再完美，也難以真正走向落地。

不過，對于這個問題，劉冰也還算持以樂觀態度：“技術本身有著雙刃性，越先進的技術這種兩面性越危險。但核心時我們該如何去用好這個技術，讓它更好的服務于人類，而不是因為恐懼它的危險性而不去發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