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上將王建安立五不遺囑，1980年病逝后家人含淚執行

1980年春，北京海軍醫院里，72歲的開國上將王建安躺在病床上。

他突然提出讓老伴拿紙筆來記下:

老將軍一字一頓，聲音不大，卻像當年在濟南城下下達總攻命令時一樣不容置疑。老伴牛玉清知道他的性子，含淚一字一句的記了下來。

這就是王建安立下的“五不”遺囑。

他停頓片刻，又補充道：“骨灰也撒到田里施肥。我這一生吃了老百姓太多糧食，最后還他們一點養分。”

老伴想說些什么，但看著王建安那雙依然清亮的眼睛，她鄭重的說道：“都依你。”

牛玉清和王建安是從槍林彈雨的革命中一路走來的，幾十年的相濡以沫，牛玉清知道他的“倔”，她只能紅著眼眶默默地在醫院陪著他。

要理解王建安的“倔”，湖北他的家鄉黃安（今紅安）說起。他1908年出生一個窮苦人家，靠乞討度日的窮孩子，17歲就參加了黃麻起義，從此把命交給了革命。

1927年的那個寒夜，王建安跟著起義隊伍攻打黃安縣城。他個子雖然不高，卻渾身是膽，敢打敢沖。起義失敗后，他跟著隊伍上了木蘭山，開始了游擊生涯。

此后的二十年，王建安從班長、排長一直干到紅四軍政委。1935年，他與許世友成為軍政搭檔，許世友管打仗，王建安管政治，兩人配合默契，把紅四軍帶成了紅四方面軍的主力。

但是，1937年春天的延安，一場風波改變了兩人的人生軌跡。

當時，抗大正在批判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由于方法簡單粗暴，許多原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受到牽連。這也讓許世友非常不高興，在一次批斗會上氣得吐了血，住進了醫院。

躺在病床上，許世友越想越氣。他于是聯絡了王建安等一些老戰友，打算離開延安去四川巴東打游擊。

作為政委的王建安，他知道這樣做的后果，如果真的一起離開，紅軍不團結一心，這樣會影響革命事業。經過一夜輾轉反側，為了革命，為了戰友，王建安還是決定向上級匯報。

事后許世友等人被攔了下來，也受到了批評。后來毛主席親自出面協調，讓大家心服口服，但許世友與王建安之間，卻結下了一道裂痕。

此后十幾年，兩人來往甚少。但是兩人都是朝同一個方向，都是對黨和革命忠心不二的。

其實王建安這樣做也是為了大家好，還一度被誤解，但他從未辯解，只是默默承受著這一切。

1948年的西柏坡，毛主席在地圖上畫了一個圈，指著濟南說："這地方要拿下來！"

當毛主席點將時，在場的軍委領導都沒想到，他點的是許世友和王建安。

毛主席知道兩人有些隔閡。但他更知道，許世友善攻堅，王建安善謀略，這兩人搭檔，是拿下濟南的最佳組合。更重要的是，他想借這個機會，化解兩位愛將的心結。

毛主席把王建安叫到窯洞，開門見山："建安同志，打濟南，我準備讓世友同志任司令員，你任副司令員。你看怎么樣？"

王建安立正敬禮："堅決服從命令！"

"有情緒沒有？"毛主席盯著他的眼睛。

“沒有！我一定配合好世友同志，把濟南拿下來！”王建安回答得干脆利落。

聽到這個回答，毛主席非常滿意，也非常放心了。

從西柏坡出來，王建安直接去了膠東。

1948年9月16日，濟南戰役打響。許世友和王建安配合的非常好。

許世友在前線吼著要炮火支援，王建安在指揮部冷靜調度梯隊。一個剛猛，一個縝密；一個沖鋒陷陣，一個運籌帷幄。

這對"冤家"配合得天衣無縫，僅用8天8夜，就全殲了敵人的10萬精銳，活捉對方主將。

戰役勝利結束那天，兩人心照不宣的笑了，喝酒暢聊，誰也沒提當年的事。

濟南戰役，不僅打開了華東戰局，也修補了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裂痕。

新中國成立后，王建安作為正兵團級將領，他是有資格擔任大軍區正職，但他卻長期擔任副司令員。

1954年從朝鮮戰場回國后，他先后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

因歷史原因，1956年補授的開國上將，但是他從來沒有過怨言。

有部下曾為他抱不平：“老首長，憑著你的老資格，不能老是當配角呀。”

王建安卻嚴肅批評了這種想法：“我們都把位子占著，那還要什么革命接班人。” 葉劍英元帥后來特別贊賞道：“建國以來，你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很不容易啊！”

王建安對自己的嚴格要求近乎苛刻。他下部隊視察時，最反對前呼后擁。1977年初夏在廈門某軍視察時，軍、師領導準備陪同，他一臉不悅：“你們來干什么？”對方說帶路，他反問：“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

有一年夏天，王建安不打招呼，帶著草帽去某部視察。

他提前半小時到了連隊食堂，正值開飯時間。他拿起一個戰士的飯碗看了看，又用筷子扒了扒菜盆，臉色突然沉了下來。

“把你們連長叫來！”

連長氣喘吁吁地跑來，才認出了這位“老百姓”正是軍區副司令員王建安，頓時嚇得臉色煞白。

王建安說：“戰士訓練這么辛苦，就吃這個？這菜葉子都黃了，肉呢？”

當然，王建安并沒有處分連長，而是坐下來，和戰士們一起吃了一頓飯。臨走時，他對連長說：“我不是來挑刺的。但戰士們父母把孩子交給國家，咱們不能讓他們餓著肚子保家衛國。這頓飯，我吃得心疼。”

還有一次，王建安視察某裝甲團。

他一腳踹開靶場旁的假壕溝，厲聲質問團長：“這溝挖得像景觀工程，戰場上敢糊弄敵人？”

團長站在原地，臉色青一陣紫一陣。從那以后，海軍系統的訓練場都知道，王副司令員動真格的時候，連軍長都怕。

王建安的嚴厲，不僅對工作，更對自己。

他住的是老舊的單元房，墻皮脫落，家具掉漆。臥室里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張床——床是用幾條木板拼接而成，架在兩個長條凳上。家里唯一的電器，是一臺舊收音機。

1979年，李先念主席來看望他，推開門愣了半天。摸著那張硌手的破沙發，李先念眼淚嘩嘩往下掉："老戰友啊，你對自己太狠了，你這過的是什么日子啊……"

王建安卻笑著說："這比當年睡戰壕強多了。國家還不富裕，能省一點是一點。"

對家人，王建安同樣“不近人情”。

五個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沒有一個在他身邊。有親人曾試探著問：“能不能調一個孩子回北京？你們年紀大了，也好有個照應。”

王建安一口回絕：“我活著，子女一個都別想調回來！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不是給自家謀福利的。”

大兒子想調回北京，托人找父親說說情。王建安拍著桌子批評道：“你想回北京，憑自己的本事考回來！打著我的旗號辦事，門兒都沒有！”

他把自己和家人的特權這扇門，焊得死死的，連窗戶縫都沒留。

1980年7月25日傍晚，王建安在家里停止了呼吸。按照他的遺囑，沒有通知任何戰友，沒有開追悼會，沒有設靈堂，沒有掛遺像，沒有放哀樂。只有老伴牛玉清、幾名子女和值班醫生在場。

家人含著淚遵照老將軍的遺囑，辦理了他的身后事。

直到8月，消息才漸漸傳開。

1980年8月，《解放軍報》在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一則短訊：公布了王建安同志病逝的消息。

許多老戰友捧著報紙當場愣住，互相打電話確認："原來是王老走了！"然后，便是長久的沉默和哽咽。

而遠在南京的許世友，直到1980年9月，陳錫聯才在閑話家常中把噩耗告訴他：“老許，王建安七月底走了。”

電話那頭出現了五秒鐘的真空。隨后，許世友粗重的呼吸聲傳來，接著是一聲低吼："這家伙真是招人恨啊！"

陳錫聯愣住了，以為許世友還在記恨當年的事。但緊接著，他聽見了許世友的哽咽：“恨他走得這么安靜，恨他連最后一面都不讓見，恨他一輩子都這么不近人情……”

許世友紅著眼眶委托陳錫聯向王建安家屬轉達了問候。

后來王建安的老戰友們，一個個對著他空蕩蕩的辦公室敬禮。他們敬的，不僅是一位上將，更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那個在濟南城下指揮若定、在朝鮮戰場跟美軍硬剛、一輩子把“不搞特殊”刻進骨頭里的王建安。

1980年8月，王建安的骨灰被悄悄帶回山東老家，撒進了農田里。

沒有車隊護送，沒有鮮花簇擁，只有幾個家人，在晨曦中完成了老人最后的遺愿。那片土地，是他魂牽夢繞的歸宿，也是他最后回饋給人民的“養分”。

今天，當我們回望王建安的一生，會發現他的怪和狠，其實就是一面鏡子。

在那個新舊交替、人心浮動的年代，有人忙著跑關系、爭待遇、補發工資，有人把葬禮當作最后的待遇。而王建安，卻在爭分奪秒地寫調研報告，在病床上部署“五不”遺囑，用最極端的自律要求自己。

王建安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因為他而升遷，都在基層當工人、當教師。但他們理解父親——那個寧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給組織添麻煩；寧愿走得悄無聲息，也要保持共產黨人純粹底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