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董勇、黃超兩位老師直接把馮道、桑維翰的顏值拉升了一個檔次。
五代時期的大臣們，顏值普遍拉垮。
馮道是“形神庸陋”，長得平庸至極，氣質(zhì)還相當俗氣。
桑維翰長得比馮道更加寒顫，個子低，臉還長，丑的那叫一個慘絕人寰。
《五代史桑維翰傳》記載：桑維翰為人丑怪，身短而面長。
桑維翰的臉有多長呢？他經(jīng)常一邊照鏡子，一邊自戀地感嘆：
“常臨鑒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你看，桑維翰不僅臉長，臉皮也厚的出奇。
常言道，丑人多作怪，要不然也干不出力勸石敬瑭借助契丹，割讓燕云十六州這等“罪在千秋”的事情來。
然而，宋太祖卻很喜歡此人。
趙匡胤登基稱帝后，有一次跟趙普閑聊，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
這句話的意思是：“怎么樣才能得到桑維翰這樣的宰相，跟朕一起共謀國事呢”？
彼時，桑維翰以“長以謀略”，善于制定戰(zhàn)略籌劃而著稱。宋朝剛剛建立，趙匡胤確實急需這種在具有戰(zhàn)略眼光，能夠處理復(fù)雜外交的輔助型人才。
趙普也特別光棍地回道：“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趙匡胤不愧是有大氣魄的一代雄主，他大手一揮說了一句特別經(jīng)典的話：
“茍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予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這段經(jīng)典的對話，被收錄于宋代吳曾的《能改齋漫錄·議論》當中。
電視劇《太平年》中，桑維翰說的那段關(guān)于“是非之辯”的臺詞直戳人心。很多觀眾都在說編劇在洗白桑維翰，老白則以為，編劇是借桑維翰之后，講述了最根本的“歷史觀”與“愛國觀”。
是非從來不是模糊的，錯了就是錯了。賣國求榮的行為不管用什么借口包裝都是有罪的，都是恥辱的，都該被世人唾棄。
《殘?zhí)莆宕鷤鳌坟熤疄椋骸凹槌及⒏健薄，F(xiàn)代學者卞孝萱、鄭學檬先生則認為桑維翰投降契丹，割讓燕云乃“萬世之罪人”。
桑維翰的這段經(jīng)典臺詞，確實是虛構(gòu)，史書中也沒有記載過這樣的話。然而，《太平年》中的這段表演，雖不見于事實，卻在于情理，符合歷史真韻。
因此，我們要多聊一點桑維翰，以便觀眾做出客觀評價。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中進士之后，一路升遷在石敬瑭手下?lián)魏雨柟?jié)度掌書記。
清泰三年五月，時任河東節(jié)度使的石敬塘為了從后唐末帝李從珂手中搶奪帝位，打算起兵造反。
以石敬瑭的兵力，確實打不過李從珂。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
當時，只有桑維翰和劉知遠贊成石敬瑭求援于契丹的主張。
對此，《資治通鑒》卷208同樣記載甚詳：
后晉高祖天福元年（936)五月載：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今主上以叛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應(yīng)，公誠能推心屈節(jié)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
胡三省在這里批注云：“觀敬塘此言，則求援于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
這段話的意思是，石敬瑭早有勾結(jié)契丹之心，桑維翰只是做的更絕，要他“公誠能推心屈節(jié)事之”。
石敬瑭派趙德鈞帶著厚禮前去游說契丹出兵。契丹人是游牧民族，玩的就是“不見兔子不撒鷹”。
僅開“空頭支票”忽悠別人是不可能的，耶律德光只是口頭許諾，求助己以篡唐。
在彼此拉扯之下，桑維翰建議石敬瑭拿出更加優(yōu)厚的條件：“稱兒皇帝”、“割地”、“重略奉財”，只有拿出這樣的“誠意”，才能打動契丹人。
于是，石敬塘急忙立即吩咐桑維翰起草文書，向契丹稱臣，事以父禮；又約定事成之日，贈送大量財物給契丹，并割讓盧龍一道及雁門關(guān)以北的全部土地即燕、云十六州給契丹。
《舊五代史》卷89《桑維翰傳》寫道：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fù)遣為書求援于契丹，果應(yīng)之。
為了怕契丹人臨時變卦，石敬瑭又派桑維翰到契丹人的帳中“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新的密約送到契丹，契丹國主耶律德光看后大喜過望，當即給石敬塘寫了回信，答應(yīng)等天涼之后，舉全國之力來支援他。
后唐軍隊跟石敬瑭相持不下時，耶律德光親自出征，率領(lǐng)五萬大軍援助石敬瑭，當天就擊敗后唐軍隊。
李從珂急忙調(diào)集援軍，再戰(zhàn)石敬瑭。
后唐主帥同樣為契丹開出了優(yōu)厚的條件，耶律德光不禁動了見好就收的心思，打算退兵。
石敬瑭大驚，趕緊派桑維翰到契丹軍帳中哭訴。耶律德光這才回心轉(zhuǎn)意，重新支持石敬瑭。
事后，耶律德光對石敬塘建言：“桑維翰盡忠于汝，宜以為相。”
《資治通鑒》記載：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如果說桑維翰一直都是“竭中國之財以奉契丹”，他跟秦檜也是一路貨色，不值得趙匡胤看中。
天福六年(941)六月，鎮(zhèn)州成德節(jié)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抗表請求征討契丹。
在這樣的關(guān)鍵時刻，桑維翰給他寫了一封密信曰“七不可”。
桑維翰從就當時雙方客觀形勢論，晉、契丹，雙方目前的力量對比，國家內(nèi)政狀況，對抗與和親利弊等方面論證了維持與契丹修好的關(guān)系，有利于國家戰(zhàn)略布局。
這封信的末尾，桑維翰寫道：“臣愿陛下訓農(nóng)習戰(zhàn)，養(yǎng)兵息農(nóng)，侯國無內(nèi)憂，民有余力，然后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
這就說明桑維翰并非絕對主張一味對契丹屈從，要忍辱負重，等到時機成熟，形勢有變，一定要改變這種屈辱現(xiàn)狀。
事實上，桑維翰和石敬瑭決定鋌而走險的時候，還制定了力挽狂瀾的核心計劃。后晉要收復(fù)藩鎮(zhèn)，發(fā)展經(jīng)濟，富國強兵，振興國力，扭轉(zhuǎn)后晉的不利地位。
當時藩鎮(zhèn)叛亂頻仍、驕橫跋扈的時代，桑維翰是力主預(yù)防、阻遏和打擊藩鎮(zhèn)勢力的。
晉高祖天福二年（937)三月，天雄軍節(jié)度使范延光將作亂，桑維翰促晉高祖東巡瀘州，以阻遏叛亂；
六月，張從賓從范延光反，攻取河陽、洛陽，“引兵扼汜水關(guān)，將逼汴州”。在此危急關(guān)頭，桑維翰胸有成竹，指揮若定，安定了人心，穩(wěn)固了社稷。
桑維翰憂慮國家存亡，關(guān)注天下民生。石晉建立之初，他就建議朝廷“務(wù)農(nóng)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商品流通。他“理安陽除民弊二十余事，在究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怕、尹翁歸之流也”。
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積弊，詔天下諸州普遍實行，“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
桑維翰治國之才卓越，《資治通鑒》卷二八四載，開運元年（944)六月，“復(fù)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shù)月之間，朝廷差治”。
八月，“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jīng)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
直到石敬瑭臨死之前，也沒有完成桑維翰制定的國策。到了電視劇《太平年》第四集中，石敬瑭去世，晉出帝即位，拜桑維翰為侍中。
由于電視劇篇幅的原因，電視劇中沒有說的是，晉出帝倚重景延廣，馮玉、李彥韜等為大臣又排擠桑維翰。
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quán)侍衛(wèi)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shù)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
眾口鑠金，晉出帝于天福三年罷維翰政事，十月受排擠罷去樞密使一職，因為樞密使的劉處也是無能之輩，讓奏對多不稱旨。復(fù)置樞密院之后，即以桑氏兼樞密使，其才能可見一斑。
然而，我們也應(yīng)該知道，桑維翰既是能吏，也是貪官，家中頗有財產(chǎn)。
天福四年四月，皇帝又廢樞密院，貶桑維翰為開封尹。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桑維翰在最后時刻會出現(xiàn)在開封府。
事實上，自從桑維翰被降職以后，他就說自己患了足疾，“希復(fù)朝謁，杜絕賓客”。
可惜的是，桑維翰后來連見皇帝一面的機會都沒有了，后晉政局也是江河日下，一發(fā)不可收拾。在景延廣的力勸下，后晉跟契丹徹底翻臉。
隨后就是電視劇中上演的杜重威陣前倒戈，張彥澤成為攻打開封的先鋒軍。
在這樣的危急局勢下，桑維翰依然站了出來，游走于契丹于后晉之間，維持著朝廷最后的體面。
契丹兵臨城下，進犯汴梁。入城之前，耶律德光點名要見桑維翰。
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輸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
電視劇中，張彥澤帶著一隊士兵，沖進入了開封府。他看到了獨自一人，端坐于開封府堂上桑維翰，流下了一滴冷汗，還要喝酒壯膽。
史書記載：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
彥澤以兵入，問：“桑維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
桑維翰的氣勢讓張彥澤感到害怕，他知道像桑維翰這樣的能人，將來必然得到重用。
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耶律德光說：“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
桑維翰的億萬家財，全部為張彥澤所獲。
寫到此處，我們終于可以理解編劇的良苦用心，就如劇里桑維翰所說，當屬奸惡之輩，理應(yīng)被世人唾棄。“撲殺此獠”完全符合桑維翰的人設(shè)，這句話對應(yīng)的，就是那些在網(wǎng)上為他們洗白，說他們是形勢所迫，無奈為之的人。
桑維翰的是非，早有定論，老白在這里不再評論。
史書中的記載難以如此細致，甚至有所缺失。然而，《太平年》為國產(chǎn)歷史劇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標桿，堪為典范。
電視劇承載著娛樂消遣和文化傳播的雙重功能，而歷史劇又不同于其他劇作種類，起著一種以史為鑒、借古論今的史學精神。
它要歷史再現(xiàn)與藝術(shù)表現(xiàn)的雙重性，需要將歷史的真實與藝術(shù)的真實進行完美的結(jié)合，歸根結(jié)底，歷史是歷史劇的本質(zhì)，藝術(shù)是手段，所有藝術(shù)手段的運用都應(yīng)當是為了更好的再現(xiàn)歷史。
《大明王朝1566》編劇劉和平接受采訪時說過：“我很清醒的知道我是在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用文學手法表現(xiàn)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者只有一個任務(wù)，就是傳歷史之神一這就是我的追求。
在文學創(chuàng)作者那里，最后只剩下一個真實，就是“心的真實”，這就是終極真實，而不是所謂的歷史真實和藝術(shù)真實。
達到了這個真實，觀眾就不會斤斤計較于歷史，觀眾寧愿相信，他們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就是桑維翰，就是趙匡胤，就是錢弘俶。
表層之下蘊藏的家國天下，乃是劇作者大視角呈現(xiàn)的歷史本真：角色塑造——不拘泥于歷史人物的真實表象，而意在以劇集塑造的人物代表再現(xiàn)其人物群體的歷史定位和歷史意義：影視語言——在所有影視手段的功能意義之外，賦予深層的歷史意蘊，表現(xiàn)段落、人物的歷史本真。
影像再現(xiàn)歷史，文意在此，這才是歷史劇作需要著力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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