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湖南溆浦縣的商會會長家里,又添了個娃娃,是個女孩,爹娘給她取名叫做“向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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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沒有想到,如今這個正在襁褓中的女娃娃,以后會以“向警予”這個名字,在我國的革命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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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女子都還被“裹小腳”“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禁錮著。
可向家不一樣,幾個年長些的男孩子都去過日本留學,帶回來了不少國外的新思想。父親也格外開明,這讓向俊賢從小就有了接觸新知識的機會。
6歲的時候,向俊賢就進了私塾讀書,到了1903年的時候,她做出了一件在溆浦縣引起轟動的事:走進長兄開辦的新式小學,成了全縣第一個入學的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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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家的女孩都在學針線活時,她卻捧著《新民叢報》和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看得入迷,父親從外地帶回的《申報》,更讓她看到了國家危難的現狀,從那時候開始,她小小的心里就埋下了改變這個世道的種子。
15歲那年,向俊賢到常德讀書,在這里認識了丁玲的母親余曼貞,幾個志同道合的女孩結為姐妹,對著天空發誓:“要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實現男女平等,用教育救國!”這句誓言,也成了她日后奮斗的初心。
1912年的時候,她考進了湖南省第一女子師范,后來又轉到了周南女校,也就是在這里,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向警予”,意思就是時刻警醒自己,要和封建勢力抗爭到底。
在這里,她認識了蔡暢、蔡和森兄弟,還有毛主席。與這些人的相遇,為她后來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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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21歲的向警予從周南女校畢業,帶著“教育救國”的理想回到了溆浦。她想辦一所男女合校的學堂,可在當時,“男女同校”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少人嘲笑她“瘋了”,還有人說“女娃讀書沒用,純屬浪費糧食”。
但向警予沒被這些質疑打倒,她四處奔波,找當地進步人士幫忙,終于在縣城西街文昌閣辦起了溆浦小學堂,自己當校長。
開學前,她挨家挨戶去勸說家長讓女孩上學,看到有女孩裹著小腳,她就心疼地幫孩子解開纏腳布,告訴家長:
“現在是新社會了,裹腳是封建糟粕,女孩也該有讀書的權利,有自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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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就有越來越多的孩子來上學,學校從最初的1個班幾十個學生,發展到后來的8個班300多人,很多學生后來都成了革命骨干。在學校里,她不光教文化知識,還給學生們傳播了不少新思想,告訴學生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為民族復興努力。
1918年,毛主席和蔡和森在湖南成立了新民學會,向警予聽到消息后,立刻想要加入。她覺得,只靠教育改變不了國家的根本命運,得找更有力的方式。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向警予在溆浦帶領師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貨,她當眾把一個日本制造的瓷臉盆摔在地上,大聲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那股勁頭,讓圍觀的人都為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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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向警予和蔡暢一起組織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成了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的帶頭人。12月,她和蔡和森、蔡暢以及蔡母葛健豪等30多人,踏上了前往法國的輪船。
在船上的35天里,她和蔡和森經常一起討論國家前途,分享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革命的情誼在兩人之間慢慢發酵。
到了法國,他們住在巴黎西郊的蒙達尼小鎮,向警予進入蒙達尼女子公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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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生活,她每天要在樹膠廠或豆腐坊工作十幾個小時,累得渾身酸痛,可下了班,她還會在昏暗的油燈下學習法文,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法國工人階級的斗爭精神,讓她更加堅定了走共產主義道路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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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向警予和蔡和森結為革命伴侶。他們的婚禮很特別,沒有盛大的儀式,只有幾十個中國留學生見證,兩人并肩坐著,手里捧著一本《資本論》合影,還把合照題為“向蔡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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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普通的婚姻,而是兩個革命戰士為了共同理想的約定。婚后,他們經常一起討論如何改造中國,7月,在蒙達尼召開的新民學會會員會議上,蔡和森提出“要學俄國,搞馬克思主義革命,成立中國共產黨”,向警予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她向大家說:
“中國現在的問題,靠溫和改革解決不了,只有像俄國那樣,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軍閥和侵略者,才能真正救中國!”
之后,向警予還和蔡和森一起給國內的毛主席寫信,闡述了成立共產黨的想法。毛主席收到信以后,很快就回復說:“你們的主張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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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到1921年,向警予不僅和蔡和森一起完善“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和創立計劃,還向法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宣傳,呼吁大家加入建黨隊伍。后來,她又和周總理、李立三等人在法國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1921年初,法國的勤工儉學學生面臨著沒書讀、沒工做、沒飯吃的困境,2月,向警予參與了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愿斗爭,還參加了進駐里昂大學的斗爭,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到了10月,法國當局以“擾亂治安”為由,把蔡和森、陳毅等104人驅逐回國。蔡和森走后,向警予在法國堅持了一段時間,1921年底也啟程回國。
1922年年初,向警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7月,在黨的二大上,她當選為第一個女中央委員,擔任黨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從此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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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婦女,受壓迫最深,不僅沒文化,還沒工作權、婚姻自由,向警予深知,要解放婦女,就得先讓她們覺醒。她主編《婦女周報》,寫了很多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解婦女解放的道理,還在上海辦了30多所女工夜校,親自去講課。
在閘北的棚戶區,她換上粗布旗袍,走進繅絲廠,握著女工們龜裂的手,聽她們訴說被資本家剝削的苦:“每天干14小時活,工資還不夠買3升米。”她把這些情況寫成調查報告,呼吁社會關注女工權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向警予起草了《婦女運動決議案》,明確提出“女子有遺產繼承權”“男女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等主張,還提出要“全國婦女運動大聯合”。這是中國第一次明確提出保護婦女權益的條例,為后來的婦女運動指明了方向。
1924年,她組織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女工大罷工,1.4萬名女工走上街頭,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面對軍警的鎮壓,向警予毫不畏懼,發動女權運動同盟會、學生總會等團體聲援,最終罷工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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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在黨的四大上,向警予繼續擔任婦女部部長。5月,五卅慘案爆發,她親自帶領婦女部的同志深入工廠、街道,發動女工參加罷工,還到南京路上演講,揭露帝國主義的罪行。
10月,她受黨中央派遣,和蔡和森一起去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學習,在那里,她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以后的革命工作積累了更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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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向警予回國,當時的局勢已經很緊張了。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大量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殺害。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向警予出席大會并參加主席團,會后她留在武漢,在市總工會宣傳部工作。
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黨的大部分領導同志都轉移了,可向警予卻主動要求留下:
“武漢是我黨的重要據點,很多同志都犧牲在這里,如果我也走了,就是向敵人示弱,我不能走!”
有人勸她說:“你在社會上影響太大,太危險了,去上海吧,那里相對安全。”可她還是搖搖頭,說:“越是危險的時候,越需要有人留下來堅持斗爭,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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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她擔任中共湖北省委黨報《大江報》主筆,編輯黨刊《長江》,在秘密環境下指導武漢地下黨的工作,號召群眾團結起來和國民黨斗爭。
當時條件艱苦,她每天就靠一個燒餅充饑,卻依然干勁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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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20日,因為叛徒宋若林的出賣,向警予在漢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捕。
國民黨反動派知道她是黨的重要領導人,先是用高官厚祿誘惑她,見她不為所動,就對她嚴刑逼供,皮鞭抽、烙鐵燙,可無論敵人怎么折磨,向警予始終咬緊牙關,沒泄露黨的任何秘密。
她對敵人說:“我為黨的事業而死,無上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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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見從她嘴里套不出任何東西,就決定在5月1日國際勞動節這天處決她,想“殺一儆百”。5月1日清晨,向警予把自己的藍布旗袍整理干凈,從容地走出牢房。
在押往刑場的路上,她看到路邊擠滿了群眾,突然高唱《國際歌》,還向大家演講:“同胞們,我是中國共產黨員向警予!反動派要殺死我,但革命是殺不完的,革命一定會勝利!黑暗終將過去,光明一定會到來!”
敵人慌了,害怕群眾被動員起來,就讓憲兵毆打她,可向警予反而越講越激昂。喪心病狂的劊子手,竟然往她嘴里塞進砂石,還用皮帶勒住她的雙頰,鮮血從她的嘴角流出來,可她依然沒有停下,用盡全力發出吶喊。
最終,在余記里空坪刑場,一聲槍響,向警予壯烈犧牲,年僅3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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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晚上,共產黨員陳春和冒著生命危險,把向警予的遺體背到龜山古琴臺對面的六角亭旁安葬。蔡和森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絕地寫下:
“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1939 年,在延安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毛主席高度評價向警予:“要學習向警予,她為婦女解放、為勞動大眾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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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新中國成立,向警予被評為“百年英烈”“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她創辦的溆浦小學堂,也改名為“警予學校”,一代代女孩在這里讀書,傳承著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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