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關稅大廈的坍塌（中）美國的關稅共識，法官們的算計博弈

兔主席/tuzhuxi

目錄：

一、最高法院裁決IEEPA關稅非法后的即刻影響（不考慮特朗普的應對措施）

二、特朗普的應對——“第122條”臨時關稅

三、特朗普為什么可以依據“第122條”加征臨時關稅？是否有法律風險？

四、基于“第122條”征收臨時關稅的局限性

五、特朗普以“第122條”為依據加征臨時關稅后的影響

接上文：

六、美國圍繞關稅的共識和非共識（最高法院裁決的基礎）

自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以來，特別在第二任政府，美國政界、業界、知識界及民眾圍繞關稅大致形成了十個共識：

1.關稅是一種征稅：關稅本質上是對購買外國商品征稅，爭議只不過在于稅是誰交的

2.關稅推高物價：關稅有推高物價的作用。如果關稅水平太高會傷害美國民眾福祉

3.舊貿易秩序不可持續，美國需要設置關稅：過去自由貿易秩序是不可持續的。而要減少完全自由貿易帶來的問題、保護和發展本國戰略性產業（例如藥品、能源、軍工等），國家需要戰略性地設置一定的關稅

4.關稅是必要的戰略手段，但也不能只靠關稅：關稅是實現各種經濟、產業、科技和安全戰略目標的必要手段，關稅只能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不能只依靠關稅）

5.分級關稅體系：在戰略民生領域，美國應該增加和盟友伙伴之間的貿易，減少和對手之間的貿易，所以應該設定一個分級關稅體系，給盟友伙伴加征的關稅低，給對手加征的關稅高

6.總統有加征關稅的權力：總統/行政部門有加征關稅的權力，無論是應然，還是實然。特朗普第一任政府對中國加征的關稅就是總統行政權力的結果

7.總統不應該有無限的關稅權力：如果關稅是全面的、系統性的、長期的，持續性的、有爭議的，則應當與國會合作，通過國會授權

8.特朗普在第二任政府內濫用關稅手段：具體而言，包括過多使用關稅作為談判工具；朝令夕改；法律依據薄弱（例如利用IEEPA）；對個別國家的理據極其牽強（如以“芬太尼”為由對加拿大加征關稅，但幾乎沒有芬太尼從美加邊境流入美國）；不利于維護和盟友伙伴的關系；對個別國家施行關稅過高（如中國）；不利于壓低物價、解決可負擔性問題；完全單邊主義，削弱了法治和黨派基礎等

9.美國需要有更完善的關稅體系：總統應該打造一個更加穩定、更加可持續、目標更加清晰、有更多跨黨派參與、有更多法律基礎、與美國戰略利益更加匹配、體現長期主義、提供確定性而非不確定性的關稅體系，

10.關稅將長期存在：無論如何，即便在特朗普以后的世界，關稅也將長期存在，舊的國際貿易秩序與格局已經一去不復返

大多數美國人，不分黨派和年齡，會同意上述判斷——特別如果排除特朗普因素，去看待關稅這個政策手段的話。（可參考“外交關系委員會”近期民調《美國民眾到底如何看待貿易與關稅？》（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Trade and Tariffs）（https://oofjt.xetslk.com/s/4xd8svhttps://t.zsxq.com/D4xS8）

這就是最高法院法官們面對特朗普IEEPA關稅問題時要考慮到的民意基礎。（IEEPA關稅，即特朗普政府基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各國征收的懲罰性關稅或“對等關稅”）。

從這個角度而言，當針對特朗普IEEPA關稅的司法爭議被提到最高法院，外界普遍預期最高法院需要做一點什么；最高法院，包括那些傾向于共和黨議程的保守派法官們，也認為自己需要做點什么——他們需要糾正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無節制關稅帶來的混亂，讓關稅體制重回正軌。

但外界仍然難以預測最高法院的最終行動。

七、最高法院面對的難題，白宮與最高法院的博弈，以及外國政府的應對

美國最高法院于去年9月開始加速審理特朗普基于IEEPA征收關稅的案件（主要案名為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與Trump v. V.O.S. Selections, Inc.，兩案合并審理）。11月，最高法院對該案進行了正式的口頭辯論，各法官的傾向已經有所展現，但外界仍然無法準確預測最高法院的裁決方向，以及裁決所帶來的最終影響，原因如下：

1.最高法院一直被認為是特朗普政府的“橡皮圖章”：九名法官里，有六位保守派，三位自由派（6:3的優勢），其中有三位法官直接由特朗普任命。過往在主要重大事件上，最高法院基本都選擇支持特朗普。人們很難想象一個保守派主導的最高法院真的推翻特朗普最重要的政策議程，需要眼見為實。

2.IEEPA關稅是特朗普最重要的政策工具。特朗普第二任政府里，最主要的談判和脅迫工具就是關稅。如果把IEEPA關稅權剝奪，相當于對特朗普虎口拔牙，是對特朗普的重大打擊。

3.IEEPA關稅的沉淀成本很巨大。IEEPA關稅已經執行了一年，征收了上千億美元的關稅，涉及到無數的國家、實體、個人，而且特朗普已經利用IEEPA關稅成功脅迫許多國家，達成了貿易協議（包括這些國家對美國承諾的投資），這些都是IEEPA關稅的沉淀成本，如果裁定IEEPA關稅非法，相當于釜底抽薪，讓整個關稅大廈坍塌，后續會引發無數的混亂

4.最高法院的裁決不會改變關稅格局。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對外宣傳（包括對談判對手國宣傳），稱其政府有大量其他法律手段可以作為關稅依據，不需要依賴IEEPA，IEEPA只是一個最便捷的手段。因此，即便最高法院裁決IEEPA關稅違法，也不會改變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

5.裁決IEEPA關稅非法，只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最高法院認定IEEPA關稅非法，只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給未來增加巨大的不確定性：特朗普下一步會如何操作，采用哪些法律推行關稅？已經和美國談定貿易協議的國家會如何應對？上千億美元的潛在退稅如何處理？市場和企業如何在不確定性中決策？美國是否離重振制造業的戰略目標更遠了？對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影響？對未來幾年經濟如何預測？如果最高法院裁決IEEPA關稅非法，會帶來巨大的混亂。

對于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外國政府來說，這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一， 特朗普利用IEEPA加征關稅后，不管它是否合法，但立即生效，對輸美商品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不可能坐視不理。而且特朗普隨時還在威脅加征關稅。

第二， 美國國內，最高法院又在醞釀裁定IEEPA關稅非法，如果最后作出這樣的裁定，就會讓那些和特朗普政府談判，作出重大讓步（甚至像日本一樣承諾5,500億美元對美投資）的國家政府看上去非常愚蠢，在國內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

第三， 但同時，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威脅他們——即便IEEPA關稅非法，白宮也可以動用其他法律加征關稅，最終結果不會改變。

由于無法預測最高法院最后的裁決，美國的這些盟友伙伴國家都做了這樣的選擇：他們相信特朗普政府最終擁有加征關稅的能力，因此不去糾結IEEPA關稅本身的合法性，把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暫時放在一邊，假裝它不存在，然后認認真真和美國該怎么談繼續怎么談。這里面最典型是印度，遲至今年2月9日才發布和美國的貿易框架協議。

特朗普政府把和外國政府談判得來的成果，作為IEEPA關稅的成功與沉淀成本，反過來繼續裹挾最高法院，同時也有意淡化IEEPA關稅的重要性，試圖讓最高法院相信，即便他們裁定IEEPA關稅非法，白宮也有其他的選擇。最高法院的判決除了增加混亂和罵名之外，不會有任何的實效。而伴隨沉淀成本不斷提高，時間是白宮的朋友——越往后拖，最高法院越難作出不利的裁決。

對于自己被裹挾，最高法院當然也是心知肚明。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們，在IEEPA關稅上遇到了一個“可支持可不支持”的兩難場景，不支持有不支持的道理（美國民眾的共識，也是最高法院的正確選擇），支持也有支持的道理（避免直接與行政權力對抗，顛覆整個關稅體系，給市場增加極大的混亂，也不改變最終結果）。

以上，就是市場難以預測最高法院對IEEPA態度的原因。

——市場不知道保守派主導的最高法院最終會如何裁決。

——市場不知道特朗普政府會如何應對最高法院的不利裁決（例如報復性的加征“第122條”關稅）

——市場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在接下來會尋求哪些其他法律去加征關稅

——市場不知道這些替代法律方案是否又會遭到司法挑戰、結果如何。

這些因素全部疊加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不確定性。

市場最厭惡的就是不確定性，但仍然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未來。一切的壓力都給到了最高法院。

八、支持還是不支持？最高法院的博弈選擇

最高法院有九位法官。自由派法官是反特朗普的，勢必反對IEEPA關稅。但剩下六位法官是保守派導向，占壓倒性多數，因此，最終結果完全取決于保守派法官如何看待。

回到這個“可支持可不支持”，支持或不支持都有道理，都會被贊和被罵的情形，保守派法官如何看待呢？無非兩種觀點。

傾向于支持特朗普IEEPA關稅的法官認為，反正無論怎么裁定，都不會最終改變關稅體系，這樣的話，惹這些麻煩干什么呢，沒有必要制造這么大的混亂，不如睜一眼閉一眼，支持得了。

傾向于反對特朗普IEEPA關稅的法官認為，既然無論怎么裁定都不會最終改變關稅體系，特朗普還有許多其他更合理的法律手段，那不如嚴格要求特朗普政府，讓他們在法律、法治上更加嚴謹，把這件事“做漂亮一些”，不要“吃相太難看”。最高法院法官沒有必要在這種事情上損耗自己司法獨立性的名聲。所以應該請特朗普政府“多擔待一點”，另起爐灶，重新給關稅設計一套更穩妥、更符合法律、更能經受歷史檢驗的框架體系。而且，不能說特朗普政府不了解這一點呀——從第一天起，他們就知道IEEPA很勉強，只是圖個方便，而且他們一直在對外淡化IEEPA關稅的重要性。那既然它這么不重要，就麻煩你們自己找一個更靠譜的法律。

最后的結果是是什么？最后的結果是三個保守派法官支持，三個反對，正好一半對一半。

而這和美國當下的民意也是吻合的——人們認為關稅是有必要的，但必須建立在更加穩妥、更符合法治、更名正言順、更可持續、更能經受歷史檢驗的基礎之上。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6-3投票結果：

反對IEEPA關稅的：3位自由派法官（Sotomayor、Kagan、Jackson）+3位倒戈的保守派法官（Roberts、Gorsuch、Barrett）；

支持IEEPA關稅的：3位保守派法官（Thomas、Alito、Kavanaugh）。

其中，Gorsuch、Barrett和Kavanaugh三位都是特朗普任命的法官。Gorsuch、Barrett的“背叛”讓特朗普極度憤怒。

下面，我們看看法官們是怎么作出裁定的，他們的共識與非共識，以及背后考量。

1.六位反對IEEPA關稅的法官的統一結論。

首先六位法官的共識看法：

1）六位法官一致同意，《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的文本不包括征收關稅的權力；

2）關稅本質上是一種稅收，而美國憲法明確將征稅權賦予國會。（因此，總統只能通過國會立法尋找加征關稅的法律依據，而且過程要嚴謹）

3）在和平時期，總統沒有固有權力可以征收關稅，必須有國會明確授權（包括有立法可循）

4）IEEPA歷史上從來沒有被用于征收關稅（過去七十多次使用都是用來制裁、凍結資產等），法案中也完全沒有提到“關稅”之類的字眼，如果國會當年有此用意，那在立法時肯定會明確闡釋。

5）因此，特朗普援引IEEPA的“對等/互惠關稅”和“芬太尼關稅”非法。

但保守派法官和自由派法官的理據不同。

2.三位反對IEEPA關稅的自由派法官看法

自由派法官（Sotomayor、Kagan、Jackson）本來就反對特朗普，看點在于同樣反對IEEPA關稅，他們和保守派法官的區別在哪里。

1） 在判決里，Kagan撰寫了“附和意見”（解釋為什么同意反對IEEPA關稅，提出了不同的理據），Sotomayor和Jackson加入該意見。

2）核心推理：純粹基于對IEEPA的文本解釋，不需要援引額外原則。具體而言：

a) 他們逐字分析了IEEPA：例如法案列舉了9個動詞（如investigate、block、direct）和11個對象（如acquisition、transfer），這些動詞和對象組合起來，有99種（9乘以11）總統可以采取的行動

b) 這些組合行動的共同特征是：都是限制、禁止、控制、凍結或調查性質的措施，典型目的是阻斷或監管外國財產的流動、轉移或使用（例如凍結伊朗資產、禁止向古巴出口技術、調查外國資金來源等等）。

c) 但是沒有一項涉及“raise revenues”（籌集收入、征稅、增加政府財政）

d) 如果把動詞“regulate”（監管/調節）和對象“importation”（進口）結合起來，解讀為征收關稅，那就意味著總統可以對進口商品征稅（impose duties/taxes），從而直接增加聯邦收入（raising revenues），這與前面98種行動的性質完全不一致，因為前98種都是負向或限制性的——阻擋、凍結、禁止、調查——這些不會給美國政府帶來收入，反而可能減少貿易或經濟活動

e) 再考慮到征收關稅是一個正向財政行為，政府可以通過關稅直接從進口商/消費者那里獲取收入，已經屬于憲法第1條第8款的“核心國會權力”（征稅），如果IEEPA沒有明確指明這一條，那就說明沒有這個授權

f) 基于以上推理，他們認為足夠得出結論，即IEEPA沒有授權總統征收關稅，句號。

3）總體基調：聚焦“國會沒有明確授權 = 總統無權”，簡潔、克制、文本導向，避免意識形態化和黨派化

4）對保守派意見的批評：很重要的一點，Kagan等自由派拒絕加入Roberts意見中提到的“重大問題原則”，認為這會不必要地擴大裁決范圍，制造未來爭議。具體見下文。

3.三位反對IEEPA關稅的保守派法官看法

1）主要意見：首席大法官Roberts撰寫了法庭意見（opinion of the Court），Gorsuch和Barrett完全加入；但Roberts意見里提到的部分段落（涉及“重大問題原則”），只有這三位保守派法官支持，沒有獲得自由派法官支持。

2）核心推理：與自由派法官一致的部分是IEEPA文本、憲法規定的國會稅收權、IEEPA歷史先例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共識不分

3）額外強調：Roberts等三位保守派法官明確提出了“重大問題原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指出如果行政行動涉及到“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影響”（va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時，必須擁有國會的明確授權（clearly authorize）。Roberts法官認為，特朗普關稅影響數萬億美元的貿易、對企業和消費者，對物價和通脹，都會產生巨大影響，屬于“重大問題”，而IEEPA給出的模糊措辭（監管/“regulate”）不足以支撐關稅權。他們拒絕了“外交事務/緊急狀態豁免”論點，認為不能讓總統借此無限地擴張權力，強烈捍衛“重大問題原則”，稱既要防止行政“僭越”，也要防止國會“懶政”，各打五十大板。

4） 總體基調：與自由派法官的區別在于，他們特別強調“重大問題原則”，以這個名義去反對特朗普IEEPA關稅

4.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官在“重大問題原則”上的差異——通俗解釋

為什么自由派法官聚焦文本，而保守派法官要強調“重大問題原則”呢？這就是一種戰術性的司法選擇，核心就是政治。下面用大白話解釋一下。

1)自由派法官的考量：自由派法官拒絕加入Roberts意見中關于“重大問題原則”的部分，給出的表面理由是“純文本解釋就夠了，不需要訴諸額外原則”。但還有更深層次的動機：

a)避免這個工具將來被用來針對自己，給民主黨總統未來的行政空間留有余地。“重大問題原則”一旦被最高法院正式強化，并廣泛適用，就成為掣肘行政權力的重要工具。未來如果民主黨總統上臺，想要推動大規模氣候法規、移民改革、學生債務減免、槍支管制、醫療服務拓展等政策，免不了要打法律擦邊球，利用有限的國會立法去推動議程。但這些領域很容易被定義為具有“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將來，保守派法院可以用同一個原則說：“國會沒有明確授權，所以環保部/教育部/財政部無權這么做。”——就把政策給否決了。自由派法官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們能用狹窄文本路徑去解決案件時，就刻意不去使用其他原則，聲稱自己更加獨立、更加基于法律本身，不是在搞政治游戲。總結一句話：自由派法官回避“重大問題原則”，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戰略克制，點到即止，今天不給保守派多一個武器，明天就不用擔心這個武器被用來砍自己的議程。

2)保守派法官的考量：保守派法官在本案中用“重大問題原則”來反對特朗普的關稅，也有自己的算計和邏輯：

a) 保守派司法哲學的核心就是限制行政權力、回歸國會主導、防范出現權力無限擴大的總統。特朗普用IEEPA搞大規模關稅，在他們看來屬于典型的“行政僭越”——總統繞過國會，用一個1930年代的緊急經濟法去重構貿易體系。這和保守派法官長期反對奧巴馬用行政令搞移民、拜登用行政令搞學生貸款減免，是同一個邏輯。所以，用“重大問題原則”阻擋特朗普，并沒有違反他們的意識形態，相反，是“原則一致”。這里要看到，這些保守派法官屬于典型的建制派，和那些希望推動行政權力最大化、懷疑民主機制的保守派、科技右翼和MAGA完全不同。

b)給不支持特朗普IEEPA關稅尋找更體面的理由。保守派法官的目標是，既不宜爭鋒相對的反對特朗普的政治、政策，避免針對特朗普本人，避免推翻保守派議程，避免陷入爭議，但同時又要維護自己原則性形象，避免被貼上“黨派工具”的標簽。那么方法就是高舉高打，把問題拔高，提到憲法層面。隆重祭出“重大問題原則”的意思就是，“不要誤會，我們不是針對特朗普，不是反對民選總統，不是反對保守派議程，也不是針對關稅本身。但畢竟關稅這個事情是個大事嘛，影響好幾萬億美元的貿易，影響無數人的生計。這個事情太大了，而且憲法都明確說了，征稅權在國會。你作為總統，在這個事情上還是要嚴謹一些，不能怕麻煩，你不是也說了有很多其他的法律替代方案么？那就麻煩你們再研究研究。我們也不是什么事情都這樣難為你們，但畢竟這是‘重大問題’，也希望你們能夠體諒，我們作為最高法院的法官，畢竟要做我們的工作。我們這個時候嚴厲一點，也是為了更好的支持你們，讓關稅可以更加穩固，更加持久，更有公信力。對不對？所以大家好商量，各讓一步。IEEPA就算了吧。請你們再考慮考慮其他方案。

c)為未來限制自由派行政權力奠定基礎。保守派法官不光要考慮特朗普，還要考慮未來的司法挑戰：如果民主黨總統上臺，推行有廣泛影響的行政令，保守派法官也要出手抵制。這里，“重大問題原則”確實是這幾位保守派法官信仰的一部分，他們長期把這個原則看成對抗行政權力的最強武器，所以Gorsuch法官在本案中特地寫了46頁的附和意見去強化這個原則。對他們來說，醉翁之意不在酒，畢竟特朗普/共和黨和自己在意識形態理念上更加貼近，制造問題的是民主黨。在關稅問題上，要“難為”特朗普政府尋找其他的法律依據，但他們相信這不至于給關稅議程帶來致命影響，但法官仍然要借此機會，把這個原則的適用范圍再拓寬一次，為未來更多的案件鋪路。

這就是最高法院六位法官反對IEEPA關稅時的考量。如果說特朗普政府對此沒有準備，那肯定是假的：他們從一開始使用IEEPA也是機會主義的，策略性的，如果最高法院睜一眼閉一眼，那算是“賺到”。如果最高法院最終作出不利的判決，那他們就老老實實的走回老路，這些都在預期之內。小不忍則亂大謀，特朗普還需要最高法院在許多事情上配合他，沒有必要在IEEPA關稅問題上糾纏。

5.支持特朗普的三位保守派法官

雖然有三位保守派法官倒戈，但也有三位保守派法官明確支持。Clarence Thomas、Samuel Alito和Brett Kavanaugh。在裁決中，他們強烈反對多數意見，認為IEEPA已經授權總統征收關稅。他們的異議意見分成兩份：Kavanaugh撰寫的主異議（63頁，由Thomas和Alito完全加入），以及Thomas的單獨異議（18頁）。三位法官的觀點如下：

1）關稅權可以由國會委托總統行使：他們承認憲法賦予國會征稅/關稅權，但認為國會可以廣泛授權總統加征關稅，總統有許多的法律選擇，并且這個委托授權是歷史一貫的，國會從來沒有嚴格限制總統的關稅權

2）IEEPA可以用于授權關稅。他們進行了文本分析，認為IEEPA可以授權關稅。其中包括對“regulate”（監管/調節）這個詞的解釋——Kavanaugh認為它包括了控制、按規則去調整、將對象納入治理等原則；認為關稅是用于調節進口的傳統并且常見的工具，和配額、禁運并沒有本質區別。而且，總統可以完全禁止從一個國家進口商品，為什么不能征收1美元的關稅？不合邏輯。他們認為多數派的解讀過于狹隘。這個看法被特朗普更進一步的發揮，總統有權去摧毀一個外國，但卻不能收1美元的關稅，天下奇談！

3）他們認為“重大問題原則”已經滿足，或者不適用。

a)已經滿足：IEEPA已經提供明確授權（基于對IEEPA的文本分析）

b)不適用：“重大問題原則”不應該被應用到外國事務。這就是“內外有別”的意思，對外，美國總統可以轟炸他國，摧毀他國，不需要適用“重大問題原則”，關稅也一樣，因為涉及到了國際貿易和外交，這是總統本來就有更大固有權力的領域（反對者認為，關稅涉及到美國的企業、消費者，民生，屬于國內問題，因此應當使用“重大問題原則”）

4）政策中立：認為政策辯論不是司法職責，法院作出負面裁決，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中立解釋法律，而是介入貿易政策，尤其要考慮到裁決可能導致政府需要退還巨額關稅收入，造成混亂，會產生貿易協議不確定性（這些關稅幫助敲定了數萬億美元協議）等等。

Kavanaugh法官在異議中承認IEEPA關稅已被裁定非法，但指出裁決不會實質性限制總統未來征收關稅的能力。他明確指出：

盡管我堅決不同意法院今日的裁決，但該決定可能不會實質性地限制總統未來下令征收關稅的能力，因為眾多其他聯邦法律授權總統征收關稅，并且可能為本案中涉及的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關稅提供正當性理由

盡管可能需要一些額外的程序步驟，而《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IEEPA

）作為一項緊急狀態法律并未要求這些步驟。

更進一步，他在異議意見里介紹了可以采取的其他替代法律路徑，相當于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關稅“備用方案”——在裁決推翻IEEPA后，白宮可以轉向這些更加明確的國會授權路徑，繼續征收類似關稅。這也是一個有多重考量的做法，既表達了對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又給他們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同時化解了最高法院的壓力，讓特朗普政府朝前看，不要再去糾結IEEPA關稅。

Kavanaugh法官的舉動獲得了特朗普的極大認可。他直呼Kavanaugh是他的英雄：

6.小結

最終，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們在IEEPA這個“可支持可不支持”的問題上，選擇了“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呼應了美國的共識，否定了特朗普IEEPA關稅的合法性（而非否定關稅的合法性），強迫特朗普政府重新為關稅體系尋找法律依據。這個決策，讓最高法院作為一個機構整體加分，最低限度維持了它因嚴重黨派化而受到嚴重侵蝕的公信力。

美國政界、政策界、業界、知識界、輿論界看到特朗普的權力被挑戰和限制，慶祝“法治回歸”，外國政府也對裁決表示歡迎，但各方從短暫欣慰中又陷入觀望與焦慮：不知道特朗普政府接下來會采取何種手段重新確立關稅體系？他會不會采取更加激進的手段？新關稅會不會又遭受司法挑戰？作為國家政府、企業、投資人，消費者，應該如何預判接下來的政策與經濟？最高法院裁決所制造的問題，遠遠多于其解決的問題——如果它真的解決了任何問題的話。

（未完待續。下篇我們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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