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拓土是福是禍，是王安石的戰略棋，但司馬光為何要掀棋盤

就個人道德操守和能力而言，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一時人杰，二人的分歧是執政理念的不同，但私交卻始終存在，二人是君子之爭，這在古代是非常難得的。至于后來的新舊黨爭，與他們二人無關，后面的黨爭完全就是政治報復與執政理念無關，為了反對而反對。

王安石與司馬光最大的分歧就是“熙寧開邊”，司馬光主政之后，把王安石執政時候占據的西夏開邊之地盡數放棄，司馬溫公慷他人之慨，比唐朝牛僧孺交還領土給吐蕃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不能簡單用 “對” 或 “錯” 來評判，它是一場兼具理想抱負與現實缺陷的邊疆經略行動；而司馬光主政后放棄開邊成果，核心是基于財政壓力的現實考量，以及北宋 “守內虛外” 傳統國策的回歸。

熙寧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因政見分歧，以司馬光出知永興軍隱居洛陽，此后“自是絕口不論事”。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安石出任同平章事入閣拜相，同一天，韓絳加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韓絳是首相，王安石次之。不久后，王安石除參知政事。十一月二日，韓絳、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

當初北宋開國以后，周邊遼國、西夏、吐蕃、大理各據一方，特別是西夏，固執而頑強的與大宋為敵，從宋太宗開始，直至北宋滅亡，與宋朝的戰爭不斷。西夏據朔方、靈武、河西，大宋對其始終無可奈何，直至北宋中晚期的神宗朝，王韶的“平戎策”，才算找到了正確的方法：“欲取西夏，先復河湟”。借著吐蕃進犯狄道城的機會，大宋積極用兵河湟，攜王安石變法后國力猛增之威，恩威并用，攻取、招撫吐蕃部無數，最終收復河湟地區，并繼續向西，將疆土推進至西域高昌回鶻附近。應該說，當時熙寧開邊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在新開拓的領土上設立了隴右都護府。大宋的這個隴右都護府幾乎就是吐谷渾的翻版，同樣是隴右，但并不是大唐時期的隴右，大唐的隴右道更大，是包含隴西、河西走廊、西域、河湟地區在內的西部疆土。王韶通過經略邊疆擴大王朝版圖與戰略縱深，從軍事上對西夏也形成了半包圍的形勢，可以迂回至西夏后方，前后夾擊，對西夏形成泰山壓頂的攻勢。可以說，河湟開邊的成功讓大宋對西夏的形勢為之一變，一改之前的頹廢之氣。

但王安石開邊弊端也不少，河湟地區的駐軍、賞賜、基礎設施建設等每年消耗朝廷大量財力，熙河路每年需中央撥款數百萬貫，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為北宋“積貧”的重要推手。而且戰略目標未達預期，盡管形成了對西夏的包圍，但西夏并未因此衰落，反而在后期與北宋、金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河湟開邊未能從根本上削弱西夏，反而分散了北宋在西北的防御力量。為支撐軍費，北宋朝廷加重了對內地百姓的賦稅，激化了社會矛盾，成為變法反對者攻擊的核心把柄。

此時的宋廷正處于一個兩難局面——保衛新領土的代價太大，而事前未經嚴峻的談判便歸還土地，未免是懦弱的外交姿態。“存之則耗蠹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強與”。

等到哲宗即位。司馬光“以幽、薊、云、朔淪于契丹，靈、夏、河西專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于漢、唐之境，猶有未完，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也就是說，王韶開河湟所得熙、河、岷州，五路伐夏所得米脂、浮圖、塞門、義合、吳堡、葭蘆、安疆七寨與蘭州、定西城全部放棄。

司馬光上臺后，對新法及相關成果采取 “一刀切” 的廢除政策，開邊成果成為黨爭的犧牲品。但核心原因是經過多年開邊戰爭與變法內耗，北宋國庫空虛，百姓負擔沉重。司馬光認為繼續維持河湟等新拓地區的駐軍與治理，會進一步加劇財政危機，引發更大規模的民變。司馬光一向主張“息兵”尤其是在 北宋“守內虛外” 的傳統國策影響下，司馬光主張 “息兵安民”，通過放棄邊疆土地換取內部穩定。

司馬光放棄開邊成果，并非完全否定開邊的意義，而是基于舊黨 “以靜制動” 的執政理念，以及北宋積貧積弱的現實困境做出的選擇。這一決策雖在短期內緩解了財政壓力，卻也使北宋失去了削弱西夏的最佳時機，為日后西夏的侵擾與北宋的滅亡埋下了隱患。

但司馬光的主張與前例的不同之處在于，沒有經過外交談判而主動歸還侵地，多少顯得懦弱，且無法確認是否可以達到息兵的目的。這也是爭議所在。前朝的熙河政策是侵略行徑，為弭兵，上策是主動歸還侵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舊好。假若受到黨項的軍事威脅后，才歸還侵地，這不單不是仁慈的表現，更是國家的奇恥大辱。

司馬光廢新法的確是非常利落，可是廢了新法也要提出一些于國于民有利的國策啊，這時候司馬光依舊遵循所謂的舊法，一點沒改善北宋的現狀不說，還把王安石變法期間積攢的庫銀折騰了個干凈。這才是他最大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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