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意大利前國庫部長、佛羅倫薩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前院長皮巴魯奇教授逝世，總統致悼

意大利前國庫部長、著名經濟學家皮耶羅·巴魯奇（Piero Barucci）于2026年2月25日至26日間在佛羅倫薩逝世，享年九十二歲。這位出生于佛羅倫薩的學者與銀行家，在經歷了短暫住院治療后，于親人的陪伴下安詳離世。他的逝世，標志著意大利政界、銀行界與學術界失去了一位在歷史轉折點上發揮關鍵作用的“嚴謹與智慧的象征”。

巴魯奇于1933年6月29日出生在佛羅倫薩。他的早年生活與這座城市的滄桑變遷緊密相連。他曾回憶，二戰結束后，年幼的他親眼目睹了阿爾諾河上的橋梁被戰火摧毀，市民們不得不從幾乎干涸的河床上踏著瓦礫通行。為了貼補家用，少年時代的他甚至每周兩次為當時涌入佛羅倫薩的富裕英國游客下榻的精品小酒店運送干凈的布草。這段經歷讓他對佛羅倫薩的重生與經濟發展有著切身的體會。

學術奠基與銀行業領袖

巴魯奇的職業生涯始于學術界。1959年，他畢業于佛羅倫薩大學經濟與貿易專業。自1966年起，他先后在錫耶納大學和母校佛羅倫薩大學任教，教授政治經濟學與經濟思想史，直至1990年。在1981年至1983年間，他擔任佛羅倫薩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培養了大批經濟學人才。

在學術研究之外，巴魯奇在銀行界同樣留下了深刻的印記。1983年至1990年，他出任全球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之一——錫耶納牧山銀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的主席。隨后，在1987年至1991年間，他擔任意大利銀行協會（Associazione Bancaria Italiana, Abi）主席，協調全國銀行業的政策與利益。他還曾擔任意大利信貸銀行（Credito Italiano）的常務董事，并長期在意大利工業復興公司（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 IRI）擔任董事會成員，直到該公司解散。2001年，他還領導一個商人財團從切奇·戈里集團手中接管了陷入困境的佛羅倫薩足球俱樂部，展現了其廣泛的商業與社會影響力。

臨危受命：動蕩年代的國庫部長

巴魯奇政治生涯的頂峰，是在意大利現代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之一執掌國庫部。1992年6月至1993年4月，他在朱利亞諾·阿馬托（Giuliano Amato）總理的政府中擔任國庫與公共職能部長；隨后，在1993年4月至1994年5月，他在卡羅·阿澤利奧·錢皮（Carlo Azeglio Ciampi）總理的政府中繼續擔任國庫部長。

彼時的意大利正深陷嚴重的貨幣危機和政治腐敗調查（“凈手運動”），國家瀕臨破產邊緣。作為技術型官員，巴魯奇與錢皮、時任國庫部總司長的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等人并肩作戰，共同推動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經濟改革。他不僅接替了圭多·卡爾利（Guido Carli）的職位，更在任內大力推動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并為后來奠定意大利現代銀行體系法律基礎的《銀行統一法》（Testo Unico Bancario）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貢獻。有評論指出，正是阿馬托政府時期由巴魯奇等一批學者和專家組成的團隊，為1992年的經濟轉折創造了條件。在離開政府部門后，巴魯奇于2007年被參眾兩院議長聯合任命為意大利競爭與市場管理局（Autorità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委員，任期為七年。

晚年生活與城市情懷

晚年的巴魯奇依然居住在故鄉佛羅倫薩，保持著對經濟學的熱情和對城市發展的深切關注。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幾周，他仍沉浸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并積極參與意大利銀行協會作為名譽主席的活動。他不僅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也是一位筆耕不輟的作者，2021年他還為拉泰扎出版社（Laterza）撰寫了一部關于意大利信貸銀行歷史的著作，深入研究了1870年至1945年間意大利銀行業模式的演變。

在2025年7月的一次訪談中，巴魯奇曾以“專注而熱忱的觀察者”自居，對佛羅倫薩的現狀發表了看法。面對旅游業過度發展帶來的城市空心化問題，他清醒地指出：“短租公寓是一種現代接待形式，不應妖魔化，但問題在于市民不再居住于歷史中心，城市的身份認同因此受到挑戰。” 他回憶起戰后百廢待興的佛羅倫薩，也回憶起充滿理想與希望的市長喬治·拉·皮拉（Giorgio La Pira）帶給他的深刻印象。

各界悼念

巴魯奇的逝世引發了意大利各界廣泛悼念。意大利銀行協會主席安東尼奧·帕圖埃利（Antonio Patuelli）在悼詞中深情地表示，巴魯奇是“一位道德嚴謹與智慧力量的權威榜樣”。帕圖埃利回憶道：“直到他住院前，我還在他佛羅倫薩的家中與他交談，他始終沉浸在經濟學和經濟史的研究中。我們將永遠銘記他，他是一個生命的典范。”

巴魯奇的學術著作、他在銀行與政治領域的決策，以及他對佛羅倫薩這座城市深深的眷戀，共同構成了他豐富而厚重的一生。他的辭世，留給后人的不僅是那些奠定現代意大利經濟基礎的改革遺產，更是一位學者在時代變遷中的獨立思考與責任感。

來源：意歐視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