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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Unsplash /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撰文|鄭鈞耀、楊帆
“我也上了一天班,憑什么回家還得我做飯帶娃?”
“你下班早,順便接個孩子、買個菜怎么了?”
——關于“誰掙錢多、誰做家務多”的爭論,似乎是每個家庭繞不開的話題。
但你可能沒想到的是,父母在家里的分工方式,竟然會影響到孩子在學校是否會欺負同學。
最近,上海交通大學楊帆團隊在國際權威期刊《Sex Roles》上發(fā)表了一項重磅研究。他們分析了來自15個國家超過5萬名10-16歲青少年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家庭勞動分工模式通過塑造孩子的性別觀念和心態(tài),深刻影響著青少年的欺凌行為。
01 15國調查,尋找校園欺凌背后的家庭因素
青少年欺凌是個全球性問題。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統(tǒng)計,全球20-35%的青少年曾參與過欺凌行為,比如肢體攻擊(推搡、毆打)、言語羞辱(嘲笑、辱罵),以及社交排斥(故意孤立、散布謠言)。對于校園欺凌,我們往往會想:是不是孩子性格有問題?是不是學校管理不到位?但卻很少有人會想到:這會不會和家里爸媽怎么進行家務分工有關?
本次研究的創(chuàng)新價值,正是在于打破了這一局限——當我們重新審視家庭這個“第一課堂”時,尤其當我們試問:這會不會和家里爸媽怎么進行家務分工有關?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底層關聯(lián)浮現(xiàn)了出來,為理解欺凌機制提供了全新的坐標。
家庭是孩子觀察和學習性別角色的首要場所,爸媽的勞動分工方式為孩子提供了關于性別角色、能力信念的最直觀示范。而青春期恰恰是性別認同形成的關鍵時期,家里觀察到的這些模式,很可能深刻影響孩子如何看待性別、如何在同學中建立地位。
為了考察家庭對青春期孩子的欺凌行為的影響,研究團隊使用了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2023年社會與情感技能調查數(shù)據(jù),最終分析樣本包含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qū)的52,751名10-16歲青少年,覆蓋了西方發(fā)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東亞國家如中國、日本等多元文化背景。
研究測量了四個核心內容:家庭勞動分工(父母在育兒、家務、掙錢三個維度的參與程度)、霸凌行為(過去12個月的霸凌頻率)、性別偏見(是否認同傳統(tǒng)性別角色)、固定心態(tài)(是否認為能力是天生的、改不了的)。
02 四種家庭模式的不同的影響
有意思的是,這次,研究者并沒有進行預先分類干預,而已由算法根據(jù)數(shù)據(jù)中顯示的家中父母在三個維度上的實際參與模式,自動把相關家庭分成了四種典型模式:
- 平等型(32.87%):爸爸媽媽在帶娃、做家務、掙錢三個方面都比較均衡。爸爸不只管掙錢,也積極參與育兒和家務;媽媽也有自己的事業(yè),同時參與家庭照料。這是相對理想的性別平等模式。
- 過渡型(45.24%):這是最常見的類型,接近一半家庭都是這樣。媽媽承擔大部分家務和育兒,爸爸也參與一些;媽媽也工作掙錢,但可能比爸爸少。家庭正在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呈現(xiàn)“不完全平等”的狀態(tài)。
- 性別專門化型(16.63%):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爸爸主要負責掙錢,很少管家務和孩子;媽媽主要負責家里,經濟貢獻相對少。
- 疏離型(5.27%):爸媽在三個方面的投入都很低,家庭功能明顯缺失。可能是工作壓力太大,也可能是家庭關系出了問題。
這個分類印證了社會學家Gerson(2010)的觀點:當代家庭正處于從傳統(tǒng)向平等轉型的多樣化路徑中。過渡型占比最高,說明大多數(shù)家庭在轉型過程中。
對這四種類型的家庭再進行細究,便有了本研究的核心發(fā)現(xiàn):相較于平等型家庭中的孩子,其他三種家務分工模式下的青少年都表現(xiàn)出更多的霸凌行為,疏離型家庭的孩子風險最高。除此之外,同樣的家庭環(huán)境中,男孩的霸凌發(fā)生率高于女孩。
那么,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03 第一條路徑:性別偏見
研究揭示了第一個重要的心理機制:性別偏見。
數(shù)據(jù)很清楚地顯示,相比平等型家庭,性別專門化型和過渡型家庭的孩子表現(xiàn)出更高的性別偏見水平。這其實印證了社會學習理論的經典預測:孩子是通過觀察家里的日常來學習“男生該做什么、女生該做什么”的。
想想看,如果一個孩子從小看到的就是“爸爸只管掙錢、媽媽只管家里”,久而久之,他們會形成很強的性別刻板印象。而且這種“示范”的影響力,可能比口頭教育更強——你嘴上說“男女平等”,但實際分工卻是傳統(tǒng)的,孩子看在眼里。
那性別偏見高的孩子為什么更容易欺負人呢?研究者的解釋很有說服力:
首先,這些孩子會用性別標準去評判同學。那些不符合傳統(tǒng)性別規(guī)范的同學——比如“不夠男子氣”的男生或“太強勢”的女生——就成了被排斥和攻擊的對象。
其次,持有強烈性別偏見的孩子,內化了“性別等級”的觀念。傳統(tǒng)性別觀念往往暗含著“男性支配、女性從屬”的等級思維,這種思維會泛化到其他社會關系中,讓孩子更接受通過支配和攻擊來建立地位。這正是社會支配理論所強調的。
最后,有些孩子可能通過霸凌來“證明”自己符合性別期待。比如男孩通過打架顯示“男子氣概”,這其實是一種“性別表演”。
研究顯示:男孩的性別偏見與霸凌行為的關聯(lián)幾乎是女孩的兩倍。因為社會對男孩更強調“要強勢”、“要有男子氣概”。傳統(tǒng)男性氣質規(guī)范強調支配、競爭和情感壓抑,讓持有性別偏見的男孩面臨更強的“性別表演”壓力。霸凌成了展示“男子氣概”的手段。
統(tǒng)計分析證實,性別偏見在性別專門化型、過渡型家庭與霸凌行為之間起到了顯著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說,不平等的家庭勞動分工,通過讓孩子形成性別偏見,間接增加了他們欺負同學的可能性。
04 第二條路徑:固定心態(tài)(fixed mindset)
研究還發(fā)現(xiàn)了家庭平等影響孩子的另一條重要路徑:固定心態(tài)(fixed mindset)。
什么是固定心態(tài)?就是認為能力是天生的、改不了的。比如“我就是不聰明”、“努力也沒用”。與之相對的是成長型心態(tài)——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學習和努力變得更好。
數(shù)據(jù)顯示,疏離型家庭的孩子特別容易形成固定心態(tài)。這不難理解:爸媽對家里的事都不上心,孩子很少得到鼓勵和支持,會覺得“反正努力也沒用”、“我就是這樣了”。家庭環(huán)境的混亂和不可控,讓孩子對改變產生了悲觀態(tài)度。缺少積極努力、追求成長的家庭示范,孩子哪來的信心相信“我可以變得更好”?
更關鍵的是,持有固定心態(tài)的孩子更容易通過霸凌來維護地位。為什么?因為他們覺得能力和地位是固定的——既然我不能通過努力提升自己,那我就只能通過打壓別人來“確保”自己的位置。這種思維方式,讓霸凌成了維護地位的“理性選擇”。
這正呼應了內隱人格理論(Dweck, 1999)的核心觀點:關于能力可塑性的信念,深受早期環(huán)境影響,并會影響個體的目標取向和行為策略。
統(tǒng)計分析顯示,固定心態(tài)在疏離型家庭與霸凌行為之間的中介作用最為顯著,效應量在所有路徑中最大。這說明,疏離型家庭的問題,核心不在于性別觀念,而在于整體家庭功能的缺失對孩子心理發(fā)展的嚴重損害。
與性別偏見類似,男孩的固定心態(tài)與霸凌的關聯(lián)也顯著強于女孩,因為男性社會化更強調地位競爭。
值得注意的是,認同為其他性別(非二元性別、性別流動),且生活在疏離型家庭中的青少年霸凌風險最高,這可能反映了雙重邊緣化——既要應對性別認同壓力,又缺乏家庭支持。
05 家庭平等,不僅對成人有意義
這項研究覆蓋了15個國家、超過5萬名青少年,其數(shù)據(jù)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家庭中的性別平等,絕非家務瑣事,而是關乎下一代成長的大事。
它不僅關乎夫妻公平,更關乎孩子的健康成長。父母的勞動分工成為孩子學習性別角色的“第一課堂”,通過性別偏見和固定心態(tài)等心理機制,悄然影響著孩子在同伴中的行為。
這也為我們指明了校園霸凌干預的多個切入點:
- 在家庭層面,父母的家務分工方式是孩子觀察的“第一課堂”。爸爸積極參與育兒和家務,是在給孩子做性別平等的示范。特別要警惕“疏離型”模式——當雙方因壓力過大都無法充分投入家庭時,對孩子的影響最為嚴重。
- 在學校層面:霸凌預防項目不應止于行為約束,更需整合性別平等教育與成長型心態(tài)的培養(yǎng)。尤其要關注男孩及性別多元青少年,畢竟,數(shù)據(jù)表明,他們在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下往往表現(xiàn)出更高的脆弱性。
- 在政策層面,推動父親育兒假、靈活工作制等家庭友好政策以及提供普惠托幼服務,不僅是為家務平等分工創(chuàng)造制度條件,更是將政策的溫度延伸至每一個孩子的成長路徑中。這些制度的力量,最終將轉化為社會文明的基石。
當我們在家里實踐平等分工時,我們不只是在建設和諧的家庭關系,更是在給孩子上最生動的一課:
- 每個人都有價值,不分性別;
- 每個人都能成長,不是天生注定;
- 獲得尊重的方式,是相互尊重,而不是欺凌弱者。
你在家里怎么做,孩子就會在外面怎么學。家庭平等,從每一個家庭的日常家務分工做起。這不只是口號,而是為了孩子,也為了一個更加平等、更少暴力、更加友善的未來社會。
參考文獻:
- [1] Dweck, C. S. (1999). Self-theories: Their role in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sychology Press.
- [2] Gerson, K. (2010).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ming of age in a new era of gender, work, and fami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Zheng, J., Yang, F.*, Zhou, Y., Liu, S., Li, W. (2026). Gendered Family Labor Division and Adolescent Bullying Perpetration: A Multinational Study. Sex Roles 92 (2). DOI: 10.1007/s11199-025-0163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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