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自述：三次找“花姑娘”犯下重罪，中國卻饒了他一條命

1950年7月18日清晨，綏芬河車站。蘇聯衛兵把一串串冰冷鎖鏈交到中國軍警手里，火車汽笛壓在霧氣里發悶地嘶鳴。鈴木良雄排在第327位，下車時差點絆倒，他的第一反應竟然是：這回恐怕活不成了。短短兩分鐘的交接，對他而言像過了一世。

列隊押往臨時隔離點的路上，他聽見身旁荒川中尉小聲嘀咕：“中國人會槍斃咱們嗎？”鈴木扯了扯嘴角，沒有回答。五年前，他在山東鄉村對一個中國婦女吼過一句幾乎相同的問話——那次，他手里抓著的是步兵槍而不是捆繩。

鈴木良雄的軍旅開始于1940年12月。那年冬天，他在福岡應征入伍，送別站臺上，母親塞給他一塊干得發白的年糕，他轉身就丟進了火爐。不到一年，他從列兵爬到曹長，靠的并不只有殺人，而是對任何命令的冷漠服從。第59師團調往濟南后，他學會了一個詞——“討伐”。在地圖上，這詞通常與一片灰色陰影對應；在現實里，那是沾血的火把、苞谷桿垛里竄出的黑煙，還有無名尸體。

1944年12月的那場“討伐”，是他第一次公開放縱獸性。那天他帶十五個士兵，配合憲兵與偽軍，沖進一座被標為“敵性村落”的地方。村民幾乎逃空，只剩幾位扶不動的老嫗。士兵們三三兩兩散開，像餓犬嗅味。鈴木留下兩名哨兵，朝著泥墻小院走去。他連敲五戶，看到的都是抹著煤灰的老人。直到第六戶，一名三十多歲的婦人被幾位老太太護在身后。鈴木端著南部手槍吶喊驅趕，終于在豬圈邊逮住她。女人驚恐中把豬糞抹滿全身，想逼退這名鬼子。鈴木聞著那股酸臭，火氣更盛，將她拖進空倉，掩上門。夜色落下時，他提著皮槍套出來，臉色泛紅，嘴角抽搐，卻沒有補槍——在他看來，死人只是額外麻煩。

一個月后，步兵炮小隊途經泰安北側的小村。遠處兩名婦女慌張地穿過苞谷地奔逃。老兵們會意，各自溜號。鈴木第一次沒制止部屬，反而學樣上了手。他追上一名扭傷腳踝的中年婦女，把她拖到池塘邊的石坎后。泥水濺起，他的靴子陷進濕地，可那已不是阻礙。完事后，他一口氣跑了兩里，追上炮馬車，像什么事也沒發生。

第三回是1945年6月。關東軍形勢吃緊，他的小隊在“準治安區”過夜。夜半，村子靜得只能聽見草叢里蟲鳴。鈴木背著槍，摸進婦人住的土屋，揪住離火塘最近的一個女人，硬生生把她拖到屋外。同行哨兵偷瞄了一眼，不僅沒制止，還撇頭裝睡。那一晚的慘嚎，被牧狗蓋了過去。

一個半月后，蘇聯出兵。關東軍防線崩潰，第59師團倉皇北撤。鈴木記得8月18日，在通往會寧的山路上，炮兵連丟了炮，羽織上的禁衛標識被遮得亂七八糟。最終，他們在牡丹江以北繳械，數千名同袍成了俘虜。西伯利亞的冬天很長，俘虜們用熊皮帽抵雪，沒人談往事。第一年，四分之一的人死在霜瘡和口角炎里。鈴木勉強活下去，卻始終揣著那三件“不能說”的污跡。

1950年春，蘇方宣布將把部分戰俘移交中國。消息一出，營房里炸了鍋。有人夜里把木碗砸碎，尖片扎進掌心，只求留下疤痕好留在蘇軍醫院。鈴木想過自殺，終究沒動手，他怕死，也怕帶著秘密沉進雪原。

押赴撫順戰犯管理所后，情況超出所有人想象。高墻、鐵絲網仍在，但每天六點鐘準時響起的是廣播里的中文歌曲；星期二與星期五，指導員領他們上歷史課。最開始，鈴木只當那是“軟刀子”。有一次，吳浩然指導員推門進工房，說道：“鈴木，把鑿子先放下，到禮堂聽電影。”鈴木愣住，他以為那是誘捕圈套。電影卻是《小兵張嘎》，黑白膠片里滾動著他熟悉又陌生的土地。那一晚他失眠，第一次想起豬圈里那個顫抖的身影。

思想匯報成了每日任務。鈴木一連寫了十幾頁，卻繞開最污穢的部分。指導員把紙合上，輕聲提醒：“你把血跡擦得再干凈，也有味道，你自己聞不到。”這句話像銼刀，銼開了他心底硬殼。八個月后，他遞交了詳細供述：放火兩次、刺殺四人、強奸三次。紙頁最下端，他寫了句蹩腳漢字——“我愿接受人民審判”。

195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宣讀免予起訴決定。七百多名戰犯打起背包，被送到丹東口岸。鈴木跪倒在水泥地，額頭磕出血珠。有人高喊“謝—謝—中—國”，聲音沙啞得像拉鋸。

歸國后，鈴木參與組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奔走各地公布戰時罪行。一位日本記者問他：“為何要不斷揭丑？”鈴木搓著帽沿說：“不是懺悔，人活不下去。”這句半含糊的話，比任何口號都沉重。

鈴木良雄晚年常被邀請到學校演講。他會拿出那本斑駁的自供書，告訴學生們：戰場上最大的敵人不在對面，而在自己心里。他說得很慢，像是在啃冰冷的鐵：“別讓那種黑暗再回來，它會把人變成鬼。”

七十多年過去，許多舊檔案才逐漸解密。當年山東村鎮的受害者姓名仍難完整核對，部分鄉村已遷建，原址只剩水渠和楊樹林。記錄下來，不讓它淹沒，這是后來者唯一能做的補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