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中誼 | “第二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審視、理論意蘊和實踐路徑

摘要

ABSTRACT

中國共產黨人百余年來以“兩個結合”為路徑方法，推動了黨的指導思想的確立、文化立場的堅守、文化綱領的完善、文化發展道路的建構，形成了在文化傳承創新中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形態的方法自覺和理論自信。從“第二個結合”看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根基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是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特質是區別于資本主義文化的階級屬性和有別于異域文化的民族特性，關鍵是增強文化自覺自立、自信自強意識，提升文化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新時代新征程繼續鞏固文化主體性，要活用“七種思維”，明確其發展戰略、歷史智慧、重大關系、推進思路、體制機制、法治保障和安全環境。

關鍵詞

KEYWORDS

習近平文化思想；“第二個結合”；文化主體性；黨的文化領導權

新時代以來，“兩個結合”不斷鞏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第一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的基本經驗，正是靠這一基本經驗，創造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大成就，顯著增強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第二個結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相互融通中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體，有力促進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興盛。文化主體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標識性概念[1]。明晰“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演進，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互動中闡明其理論意蘊，豐富其實踐路徑，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

Part.1

一、百余年來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演進

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新時代提出“兩個結合”的重大命題，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理論上的每一次重要突破，都深化了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認識。

（一）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與堅守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新契機

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中華文化主體性既在內部多元文化的融合發展中得以挺立，也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得以彰顯。然而，及至近代，西方文明挾堅船利炮強勢入侵，沖擊了“華夷之辨”的文明優越感，也加深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危機。從器物革新、制度革新到文化革新的進程[2]，是中國仁人志士基于民族立場進行文化救國的探索和嘗試。然而在此危局之下，文化保守主義難以回應救亡圖存與現代化的核心需求，全盤西化論者缺乏對中國國情特殊性的認識和對西方現代化經驗的反思。這使得近代中國在堅守文化主體性的道路上舉步維艱。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人義無反顧地肩負起時代使命，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激活，成為堅守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新契機。從“解構”的角度看，陳獨秀經歷從崇拜到質疑西方文化的思想斗爭后，認為歐美社會“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現在不必為西方文化辯護”[3]；李大釗批判巴黎和會“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4]，認為資本主義的滅亡是必然趨勢，而“孔子之說，今日有其真價，吾人亦絕不敢蔑視”[5]，這都為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留出了空間。

從“建構”的維度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在文化問題上要有創造精神，對舊文化和新文化、東方文化和西洋文化都“要不滿足才好”[6]。他們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7]，要立足中國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彰顯了中國立場。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還從中國傳統史觀的視域出發接納唯物史觀，用中國傳統革命思想接引階級斗爭學說，用“大同”學說詮釋共產主義理想[8]，體現出以優秀傳統文化視角和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來接受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特性。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與重塑文化主體性的方法論自覺

中國共產黨人在各種新興思潮中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由于實踐經驗不足，“本本主義”的危險依然存在，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仍待探索。1938年，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實現了重塑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方法論自覺，推動了文化轉型的積極實踐和文化綱領的自主探尋。

1938年12月，重慶新華日報館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單行本。《論新階段》是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該報告首次系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科學命題。

毛澤東主張吸收人類先進文化成果，但堅決反對“言必稱希臘”的錯誤傾向，認為繼承民族文化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9]，要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歷史文化遺產，“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10]。這些思想都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觀點相通。毛澤東還將“知行合一”的道德功夫論，轉化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實踐論[11]；將“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引申為依據客觀實際研究規律性的科學方法；將“泰山鴻毛”之喻的生命價值觀，升華為“為人民利益而死”的革命生死倫理；將“愚公移山”的寓言，闡釋為挖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革命精神[12]。這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簡單類比式解讀，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科學方法，以時代精神和現代價值為依據，對傳統文化的有益成分加以創造性解釋。在賦予傳統文化新內涵的同時，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際上將馬克思主義植入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

在賦予馬克思主義“民族形式”的過程中，中華文化現代轉型的顯著成就便是創立了革命文化。這一新的文化形態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內核，但仍以民族文化為底蘊，例如傳統文化的求真精神助推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殺身成仁的信念造就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天下為公的情懷滋養奉獻精神、愛國主義的傳統鍛造救亡圖存的堅定意志等。并且，革命文化還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文學、藝術為載體，創造了以《黃河大合唱》、民族新歌劇《白毛女》等為代表的具有鮮明中國風格的大批經典作品。

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即堅持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依靠人民大眾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進而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13]。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這一文化綱領體現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和封建主義的文化壓迫，重建民族文化自尊、樹立人民群眾的文化自信，在實踐上指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和革命文化新形態的創造。

（三）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與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鞏固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唯物史觀，基于對經濟與文化辯證關系的深刻把握，憧憬伴隨經濟建設高潮的新的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14]，鄭重提出“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5]的建設任務。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考慮過把“科學文化現代化”作為“四個現代化”的組成部分[16]。而在堅持社會主義的文化方向問題上，在確立馬克思主義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的同時，通過推動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教育，實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傳播。在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具體方針問題上，黨在堅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提法的同時，提出“古為中用、洋為中用”[17]的方針，并通過大規模“掃盲”推進新文化的普及，引導文藝工作者貼近群眾生活開展創作。此外，毛澤東還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倡導思想文化領域保持生動活潑的局面，并指出可以在自由探索中凝聚共識，認為這“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18]。

然而，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初步探索也曾經歷波折。改革開放后，黨重新確立文化發展的“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并創造性提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目標，進一步豐富了文化綱領，?有序推進文化對外開放，使文化領域走上在開放環境下自主發展的正軌，進入自主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新時期。

因應新形勢，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課題，認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將是“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19]。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這一定位，有利于在學習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保持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明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20]，意味著文化建設被提升到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新高度。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概念，同時提出實現“文化更加繁榮”的目標[21]，突出了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鮮明中國特色。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22]，進一步深化了對文化發展規律的認識。

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鞏固，還表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延續性和內在生成性。鄧小平賦予中國古籍中的“小康”一詞以時代內涵，用以指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23]；吸收“民為邦本”“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傳統觀念中的思想精華，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24]；將“富而后教”的治道傳統轉化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建設布局[25]。江澤民結合傳統“民本”思想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繼承“禮法并治”的傳統治道框架，同時注入社會主義的新內涵，提出“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延續“和而不同”理念，提出世界各種文明、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的外交主張；高度重視弘揚民族精神，提出建設“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26]胡錦濤繼承和發展以“和為貴”“兼相愛”為主要內容的“和”文化，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主張[27]；繼承和發展傳統“民本”思想，把“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28]。可以說，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毛澤東提出的賦予馬克思主義“民族形式”的方法論并將其引向深入，充實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鞏固了當代中國的文化主體性。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四）“兩個結合”的系統闡釋與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理論自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守正創新，持續推進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圍繞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新聞輿論工作、文化傳承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互聯網治理、國際傳播等重點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實現了文化發展道路的自我完善，取得文化建設的顯著成效。尤其是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提出“兩個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等重大命題，確立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推進了文化建設目標的更新躍升[29]；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30]，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化自信自強”[31]，深化了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

202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新華社記者 謝環馳攝

習近平總結和提煉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并在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提出一系列標識性概念和新論斷，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例如，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賡續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32]；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立場，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價值追求和道德理想，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基于中國國情，傳承中華文明，提出要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33]；將黨性修養與中國傳統的修身之道相結合，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時代號召[34]；將“為人類謀解放”與中國傳統天下觀相結合，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理念[35]。從以上新概念和新論斷可見，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兩個結合”進行了系統性論證，明確了黨的理論創新所必須堅持的“魂脈”和“根脈”及其相互關系，進一步增強了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

Part.2

二、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理論透析

中國共產黨人重塑和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進程，始終圍繞著對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審視，體現著從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覺再到文化自信自強的深刻轉變，反映出文化轉型與中國社會發展的密切互動。為更深入地把握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內涵與特征，下文探究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意蘊。

（一）厘清文化主體性的具體指稱

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來把握中華文化主體性，可以發現其“既包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又包括社會主義文化的內涵”[36]。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37]。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并非簡單疊加，也不是彼此取代，而是天然契合、相互成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供深厚的精神滋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魂”，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對“根脈”和“魂脈”的堅守，造就了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即文化上堅定的“自我”，展開來說即“文化發展的自覺意識、自主立場和獨特創造”[38]。而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使得“第二個結合”所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融合體）更加充滿生機活力，具體體現為三個層面：

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鞠鵬攝

一是賡續民族傳統文化的自覺意識。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彰顯了文化延續傳承和適應時代的能動性，使延綿至今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成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深厚根基。中國共產黨人堅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珍視歷經滄桑流傳下來的民族文化瑰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科學對待，做到辯證分析、綜合評價，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另一方面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和社會主義制度環境下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39]

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態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成功實踐，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勇于承擔文化使命、積極推進文化繁榮的自信態度。正是這一自信態度，使其能夠真正做到守正和創新辯證統一，進而使守正創新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核心支撐。習近平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40]。中國共產黨人從來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要善于從豐厚的傳統文化沃土中汲取文化資源，同時深深扎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活實踐，不斷補給文化創新的“源頭活水”。在此過程中，要不斷闡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思維方式、社會理想、價值觀念、人生追求等方面的內在契合性；要善于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啟迪智慧，用蘊含其中的問題意識、生活經驗、精神追求、思維方式來充實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形態。

三是堅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的自主立場。從文明交流互鑒的視野看，文化的階級屬性和民族特性，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特質。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既要保持開放包容和胸懷天下的國際視野，善學他者之所長，探索中西合璧之道，實現兼收并蓄、融會貫通、綜合創新；也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辯證地看問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等觀點和方法，看到西方文化根植于其歷史傳統和社會土壤，既有其長處也有其不足，看到中西方在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差異性，保持獨立自主的分析、批判、辨別能力，堅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41]，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實現洋為中用，而絕不能生搬硬套。尤其是要從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剖析和批判中汲取思想養料，在意識形態斗爭中保持清醒頭腦，避免對西方價值觀的迷信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盲從。

（二）明確文化主體性的生成機理

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鞏固，離不開認同和堅守這一文化主體性的群體。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其文化主體性的鞏固必然依賴于生活于社會主義中國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而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理應責無旁貸地扛起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領導職能、時代重任和文化使命。具體來說，建構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引領新時代新征程的文化發展方向、制定文化綱領和方針政策、團結和壯大文化建設人才、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現文化繁榮興盛，是新時代加強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重要舉措。這為科學看待民族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鞏固區別于“他者”的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堅強保證。同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反映人民日常生活，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具有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極大增強了人民群眾對自身文化的理性認同和情感認同，從而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文化創新創造的熱情，鑄牢了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群眾基礎。

文化主體性意識在文化群體中的生成和內化，具體表現為不斷增強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文化自覺、自立、自信、自強意識。

文化主體性意識首先體現為文化自覺。這包括對中華民族的歷史人物、經典著述、文學藝術、文化傳統、器物遺跡等有基本的常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有較好的把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精神追求、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有一定的理解；對革命歷史進程、革命理想信念、革命精神譜系、革命斗爭實踐、革命作風紀律、革命遺址文物、革命文化符號有較深的體驗；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蘊含的指導思想、核心價值、主體內容、精神內核、實踐載體等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從而對“兩個結合”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豐富內涵和建設規律有自覺的認識和判斷。

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要始終堅守當代中國文化的民族特性。這具體表現為對本國文化和外來文化有比較的視野，認識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和本國文化的獨特性；熱愛和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獨立自主的姿態積極捍衛本國文化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道路；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同時有堅定的意志遏制西方文化和價值觀滲透，自覺維護自身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

在達成文化自覺自立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這包括要在了解中華文化的燦爛歷史和現代轉型中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增強繼續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的歷史耐心和歷史信心；要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可歌可泣的革命實踐有情感的共鳴，對傳承革命文化、堅定理想信念、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磨礪頑強意志有理性的認同；要對隨著實踐而不斷創新發展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充滿自信，對其相較于資本主義文化的優越性和光明前景有理性認同；要對通過“兩個結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充滿信心。

歸根結底，則是要把理性認識轉化為堅定意志和持續行動，即實現文化自強。這具體表現為黨和人民日益深入認識文化本質，掌握文化規律，不斷創造體現馬克思主義精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新概念、新理論、新話語、新表達；推進馬克思主義引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取得新進展、結出新成果；善于將多種文化資源融會貫通、打造文創產品，繁榮文化事業；積極發揮文化的力量，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形態；認真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愛好和平、開放包容、文明昌盛、可親可愛的中國形象。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新華社記者 姚大偉 攝

（三）發揮文化主體性的能動作用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42]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系統相對獨立于也反作用于其他社會子系統。鑒于此，可以從“文化能動的反作用”的角度，剖析鞏固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功能意義。

從文化復興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看，“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43]。文化日益成為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方面，具有引領時代風氣、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向作用。然而，文化的引領作用并不是自發的。只有鞏固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才能更好擺脫簡單套用西方思想文化的錯誤，真正實現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并從中國實際出發，尊重本國文化傳統，不斷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基于本國實際、對接本國文化傳統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

從文化意識與國族認同的關聯看，中華文明蘊含著“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44]，社會主義文化彰顯了“敢教日月換新天”“請黨放心、強國有我”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精神斗志。依托文化優勢構筑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形成共識的價值觀念、共同的民族心理、共鳴的集體記憶和共享的公共文化，能夠以文化認同促進國族認同，筑牢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文化屏障。

從文化為人民服務的角度看，“人無精神則不立”[45]，“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須抓好文化建設”[4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望，獨特的價值觀念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中華兒女充盈精神生活的豐富養料。鞏固文化主體性，能夠讓先進文化更好筑牢理想信念、構筑中國價值、高揚民族精神、弘揚傳統美德、豐富文娛生活。反之，缺乏文化主體性，就難以用豐厚的文化資源充盈人民的精神世界，就會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無所適從。

從文化對外傳播的維度看，鞏固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能夠在文明交流互鑒中避免對本國文化妄自菲薄和對異域文化亦步亦趨，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理性對話的清醒和堅定的中華文化立場，更好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自覺展現中華文化、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特魅力，有助于講好實現中國人民共同富裕、中國與各國合作共贏的中國式現代化故事，求同存異、和而不同、交流互鑒、美美與共的中華文化故事，向外傳遞蘊含中國立場、中國價值、中國智慧的中國聲音，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傳播力。

Part.3

三、新時代新征程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實踐路徑

為繼承“第二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經驗并不斷取得新的豐碩成果，有必要繼續完善行之有效的實踐路徑。其中，習近平提出的“七種思維”[47]，為新時代新征程繼續鞏固文化主體性提供了科學方法論指導，有助于將文化實踐落到實處。

2022年10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新華社記者 岳月偉 攝

強化戰略思維，謀劃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發展戰略。所謂戰略思維，就是要發揮黨的領導的最大優勢，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從全局和長遠的角度，把握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總體趨勢和發展方向。具體來說，要從戰略高度認識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最大戰略性有利條件，更好落實黨在宣傳思想文化領域的理論建構權、工作管理權、價值引領權和話語主導權[48]，避免在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中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要從胸懷“兩個大局”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鞏固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對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意義，明確建設文化強國、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形態的戰略目標。要牢牢掌握戰略主動權，把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作為戰略方向，不斷增強馬克思主義融合匯通多種文化資源的戰略能力，在世界文化激蕩中增強中華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善用歷史思維，汲取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智慧。運用歷史思維，前提是要熟悉和研究歷史，因而有必要堅持唯物史觀和大歷史觀；了解儒釋道交融互補以及中華文化具有內生韌勁、保持文化輻射力的優良傳統；厘清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創造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歷史進程；梳理馬克思主義引領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內在理路，明確中華文化主體性從古代形成、近代動搖、現代重塑到當代鞏固的動態演進。“讀史可以明智”，應善于從燦爛的歷史文化長河中汲取文化自信的養料，從文化建設歷程中汲取鞏固文化領導權、制定文化建設方略、推進文化繁榮興盛的寶貴經驗，從反抗奴化教育到反制文化滲透的斗爭歷史中汲取維護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經驗智慧。“知古方能鑒今”，可以從歷史上全盤西化論、文化復古派、現代新儒家等派別未能超越古今中西之爭，及其文化主張難以融入制度與生活的歷史教訓中，反思其文化立場的局限性，更加堅定“兩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必然性。現實觀照是歷史思維的歸宿，善用歷史思維的目的在于貫通歷史、現實與未來，深刻認識新時代新征程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方位和時代背景，不斷增強以“第二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自信，擔負起歷史和時代賦予的文化使命。

樹立辯證思維，處理好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大關系。所謂辯證思維，就是要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善于從矛盾的對立統一看問題，堅持重點論與兩點論的統一，處理好其中的若干重大關系[49]。一是處理好文化建設的領導力量和主體力量的關系，既強調黨在文化主體性建構中要牢牢掌握領導權，把握文化發展方向，提高領導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又能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調動人民群眾參與文化創新創造的熱情，形成有效合力[50]。二是處理好“根脈”與“魂脈”的關系，看到“根脈”與“魂脈”兩者既存在異質性的內在張力又在內容上彼此契合、結果上相互成就的矛盾關系，發揮思想和文化主動，立足中國本土問題意識與價值追求，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助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三是處理好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關系，避免全盤否定或全盤接受這兩個極端，做到辯證看待、批判繼承，珍視熱愛文化傳統又不盲從傳統，傳承文化基因又加入時代元素。四是處理好堅持中華文化立場與保持胸懷天下視野的關系，既能兼收并蓄、開放包容，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又不妄自菲薄，始終保持文化和價值觀自信；既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驗智慧中為解決全球性問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作出中國貢獻，又能尊重他國歷史文化傳統，實現和而不同、美美與共。五是處理好學理化闡釋與通俗化表達的關系，既對文化本質、文化結構、文化要素、文化建設規律等理論問題展開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內涵層次展開探究，又將其中的思想觀念加以具象化、生活化，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

堅持系統思維，完善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推進思路。運用系統思維，就是要用系統論的原理和觀點分析和把握影響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鞏固的意識形態、核心價值、文化資源等各因素各環節，全面謀劃、協同推進這一復雜的系統工程，形成鞏固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合力。[51]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實踐。價值觀是文化進步的先導，塑造著獨特的文化形態，要做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切實增強價值觀自信。文化資源匯聚是關鍵，要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根鑄魂，增強文化自信；要弘揚中華傳統美德、中華民族精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傳承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紅色文化強化理想信念、磨礪頑強意志；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弘揚時代精神，講好新時代故事，倡導公序良俗，壯大主流輿論。

用好創新思維，優化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體制機制。運用創新思維，就要做到守正創新，既發揚優良傳統、堅持成功經驗，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又結合時代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與時俱進、循序漸進。結合當前文化體制改革工作要務來看，要著重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增強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民族性和創新性；優化英模人物宣傳學習機制，創新愛國主義教育和各類群眾性主題活動組織機制；構建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督察制度，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推進文化領域“放管服”改革，建立有利于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文化管理體制；加快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52]

提升法治思維，形成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有力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就是要充分運用法治力量服務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文化強國建設，為鞏固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提供堅強法治保障。具體來說，必須落實憲法關于發展文化事業、開展文化活動、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鼓勵從事文化創造性工作等方面的相關規定；要通過文物保護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保障民族文化的傳承，通過網絡安全法、英雄烈士保護法、愛國主義教育法等傳承革命文化和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要依法查處有害文化信息、不良文化產品和服務，以法治手段維護文化安全；要公正履行司法職能，依法懲治破壞文物、造謠詆毀英雄人物、危害國家安全和民族團結等犯罪行為。

堅守底線思維，提供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安全環境。底線思維在文化實踐中的應用，要求審時度勢，科學研判國內國際文化安全形勢變化，增強憂患意識，既有防范和抵御文化領域風險的先手，也要有化解風險挑戰、轉危為機的高招。一是要有效應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既反對“以儒治國”“以儒代馬”的錯誤觀點，澄清對“第二個結合”的誤讀；又反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潮，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二是要自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反對打著“重寫歷史”的名號曲解黨史國史和中華民族發展史，反對以所謂“考據”“還原”的方式詆毀英模，反對對文化傳統、歷史遺產及其背后的精神、價值、意義的解構和貶低，切實加強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教育。三是要及時消除不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各類思潮。例如，把漢族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或者只強調少數民族的文化，這樣既滋生狹隘民族情緒、有損民族團結，也不利于正確認識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特性。四是要有力遏制西方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滲透，以“全人類共同價值”應對“普世價值”論，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對中西方價值沖突，以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合作共贏的中國敘事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噪音。

注釋（上下滑動查看更多）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兩個結合’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史經驗、理論意蘊和實踐路徑研究”（GD24XXY02）、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視閾下培育學生文化主體性意識研究”（24JDSZK069）的階段性成果。

[1] 楊文圣、藺雨：《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四維意蘊》，《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4年第1期。

[2] 參見《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7-8頁。

[3] 《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2、603頁。

[4] 《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7頁。

[5] 《李大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3頁。

[6] 《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6頁。

[7] 《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頁。

[8] 陸衛明、曹芳：《論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性——以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為例》，《理論學刊》2022年第1期。

[9]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10] 同上，第707頁。

[11]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297頁。

[12]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1004、1102頁。

[13]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5、708頁。

[14]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頁。

[15] 同上，第348頁。

[16] 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頁。

[17]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58頁。

[18] 《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頁。

[19]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5頁。

[20] 《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頁。

[21]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14頁。

[22]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62頁。

[23] 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頁。

[24]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6頁。

[25] 同上，第156頁。

[26] 《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279、200、523、560頁。

[27] 參見《胡錦濤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9-280頁。

[28] 參見《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第465頁。

[29]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3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頁。

[3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2頁。

[3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9頁。

[33]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34]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541頁。

[35]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5頁。

[36] 劉同舫：《“第二個結合”與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思想理論教育》2024年第1期。

[3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5頁。

[38] 陳金龍：《論文化主體性》，《文化軟實力》2024年第2期。

[39]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01頁。

[40]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4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35頁。

[42]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5頁。

[44]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13頁。

[46] 同上，第8頁。

[47] 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21頁。

[48] 張波、石美親：《新時代黨的文化領導權的價值意蘊與實踐進路》，《理論探討》2024年第3期。

[49] 燕連福、牛剛剛：《中國共產黨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歷程、經驗與未來著力點》，《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7期。

[50] 參見侯衍社、蘇紅豆：《唯物史觀視域下的文化主體性建構》，《山東社會科學》2024年第2期。

[51] 宇文利：《新時代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堅守與鞏固》，《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10期。

[52] 參見《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

作者：韓中誼，佛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原載：《現代哲學》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