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源斌：我與三位家鄉(xiāng)銅城前輩的交往

家鄉(xiāng)銅城古鎮(zhèn)，曾經走出過諸多值得景仰的人物。由于遭逢際會，我有幸跟其中的于順昌、徐速之和陶云龍三位前輩，有過短暫而印象深刻的交往。

一

我跟于順昌將軍見面，是九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不過，此前20多年，我就聽過并十分仰慕他的名字。原因是，于將軍的外甥劉春華是我的同學。

全國“兩會”期間，陳源斌跟于順昌將軍在北京見面。右二：于順昌，時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少將。左一：陳源斌，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學院院長、天長市委副書記

我和劉春華是銅城中學首屆（1970—1972）高中同學——借此機會，請允許我簡略介紹銅城中學首屆高中——招生范圍涉及銅城鎮(zhèn)和銅城、安樂、高廟、龍崗、大通、喬田、龍集、湖濱、楊村、永豐等10個公社。只有一個班，76人。

在我的個人記憶里，銅城中學首屆高中班人才薈萃，包括：

全科學霸：張正舉、萬延梅、湯文信和嵇孝忠。

恢復高考后，這四位毫無懸念地考進名牌大學，張正舉后曾任滁州電大校長、教授；萬延梅曾任天長市中醫(yī)院內科主任、副主任醫(yī)師；湯文信曾任天長市醫(yī)院副院長、副主任醫(yī)師；嵇孝忠后改名嵇曉中，分配至外地任重點中學高級教師。

組織能力突出者：許霞、李宜柱和潘瑞榮。

許霞后曾任安徽省建材廳總工程師；李宜柱曾任職于蚌埠市工商局；潘瑞榮曾任天長師范學校校長。

寫一手漂亮書法者：高春、陶家裕、曹國章和葉云龍。

這四位后來均參軍入伍。高春后曾兩赴前線參加“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以上校正團職轉業(yè)至云南省檢察院；陶家裕從武警浙江總隊轉業(yè)至中國銀行杭州分行；曹國章轉業(yè)至滁州市交管部門；葉云龍轉業(yè)至天長市稅務部門。

理科突出者：王昌勝。

后曾任職于蚌埠市消防支隊。

文科突出者：劉春華、蔣建華。

劉春華后曾任安徽省審計廳副廳長；蔣建華曾任銅城中學副校長……

——76位同學，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舉。

銅城中學首屆高中畢業(yè)生師生合影及名單。其中，名單中劉廣玉為銅中校長，張重威、夏貴康、貝昌達、吳為有、陳梓云、朱明玉以及未參加合影名單中朱康和、黃堯時、李品祥、俞其善為老師，其余為學生。照片及名單由耿宏奎和陳勤兩位同學提供

當時還屬于特殊年代，有一次，同學們議論幾年前發(fā)生在武漢的一起事件，劉春華說，他舅舅于順昌，也是北京派去武漢的工作人員。

從那時起，我知道了從銅城古鎮(zhèn)走出去的文科才子于順昌：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曾任教于解放軍政治學院，后轉入總政系統(tǒng)工作。

劉春華作文寫得非常好，印象最深的，他有一篇作文引用了“蜀犬吠日”成語典故，語文老師陳梓云十分贊賞，親自當堂朗讀點評。我下意識地想起了他的舅舅于順昌，還有家鄉(xiāng)人常說的一句俗話：外甥多像舅。

陳源斌出版的部分長篇小說和作品集

我和劉春華畢業(yè)后下放安樂公社，成了“知青插友”。我倆先后離開農村（我招工至縣郵電局，劉春華招工至安慶一家建筑公司），不久又在省城合肥重逢（劉春華先調省監(jiān)察廳，再調省審計廳；我先調省郵電管理局政治部，再調省文聯(lián)）。

陳源斌在《人民文學》雜志頭條位置發(fā)表的四部中篇小說：《重現江湖》《殺人有罪》《你聽我說》《出手》

1993年初，我當選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兩會“期間，滁州及天長在北京舉辦經濟發(fā)展會議，俗稱“跑部（步）”，邀請在京家鄉(xiāng)知名人士與會。于順昌時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少將軍銜，屬于邀請之列。而我，時任安徽省文學院院長，并經省委組織部下派，擔任天長市委副書記，也要參加滁州及天長的“跑部（步）”活動。

陳源斌在《十月》《中國作家》《上海文學》《青年文學》等雜志頭條位置發(fā)表的中篇小說：《走過從前》《萬家訴訟》《天行》《到處都是謊言》

由于這個機緣，我得以跟于順昌將軍有過兩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是在于順昌將軍的解放軍報總編輯辦公室。同去的有好幾個人，只能禮貌性地打招呼。但是，我發(fā)現，于將軍是個非常細心的人，竟然辨別出了我的口音，問我是不是銅城人。我點頭說是，還告訴他，我跟他外甥劉春華是高中同學，知青插友，目前同在省城合肥工作。

第二次見面，是八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期間，于順昌將軍來安徽代表團駐地、總政所屬西直門賓館看我。

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陳源斌跟于順昌將軍在安徽代表團駐地、總政所屬西直門賓館合影。中：于順昌，時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少將。右一：陳源斌，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聯(lián)黨組成員

于將軍送了我一本《顏真卿行書大字典》。他告訴我，第一次見面時，我曾經在他辦公室書柜里取出這本字典，看了又看，知道我喜歡，今天特地帶來送給我。

我再次感受到于將軍的細心和對年輕人的關愛。

于順昌將軍贈送的這本厚重的書法字典，我從北京帶到了省城合肥，又帶到了浙江杭州，再帶到了現在居住的上海。

1995年，陳源斌擔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代表團成員，訪問意大利留影。圖1：羅馬；圖2：巴勒莫總督府；圖3：威尼斯；圖4：西西里島；圖5：米蘭；圖6：佛羅倫薩

2025年12月1日，我為“話說天長”寫了一篇文章《1993年，天長人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作為配圖的一張多人合影中，有于順昌將軍。

我轉發(fā)朋友圈時，劉春華同學為這篇文章點贊。稍后，春華同學微信告知了一個不幸消息：他舅舅于順昌2010年5月，突發(fā)車禍去世。

春華微信中有這樣一句話：看了你發(fā)的照片，引起我一陣心酸。

那個瞬間，我想起了跟于順昌將軍的北京見面，想起了于將軍贈送的那本厚重的書法字典，我跟春華同學一樣，也是一陣心酸。

二

第一次見到徐速之前輩的名字，是在滁縣地區(qū)文聯(lián)《清流》雜志1981年試刊號。該期雜志頭條位置刊登了我的小說《苦楝》，同期刊發(fā)的還有一組署名“徐速之”、總標題為《家鄉(xiāng)行》的古體詩，其中包括一首七律《銅城鎮(zhèn)》。

銅城鎮(zhèn)

依依南北兩茫茫，

父老鄉(xiāng)親欲斷腸。

鴻爪印痕埋齒石，

鸮音余興繞荒唐。

遭逢莫問門前雪，

巧奪終為瓦上霜。

半輩光陰拋逝水，

是非幾曾見家鄉(xiāng)？

稍后我得知，古體組詩作者徐速之，是一位從家鄉(xiāng)銅城鎮(zhèn)走出去的革命老前輩。

滁縣地區(qū)文聯(lián)《清流》雜志1981年試刊號，該期雜志刊登徐速之《家鄉(xiāng)行》古體組詩和陳源斌小說《苦楝》

1985年秋天，我調省城工作。一年后，我應天長縣志辦李伍倫（時任天長縣志辦主任，后曾任天長市人大副主任）和夏文蔚（時任天長縣志辦副主任，后曾任天長市委常委兼市委辦主任、天長市人大主任）邀請，得以跟徐速之前輩見面。

陳源斌作品翻譯為英、法、德、意文版本和臺灣繁體字版本

李伍倫主任對我的創(chuàng)作有過非常大的幫助。我在家鄉(xiāng)工作時，單位是縣郵電局，寫作只能利用下班后的業(yè)余時間。滁縣地區(qū)舉辦的文學活動，也無法參加。

陳源斌跟《陳源斌小說選》意文版翻譯者弗龍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馬可廣場合影。左：弗龍，意大利漢學家，威尼斯大學教授；右：陳源斌

右：弗龍，意大利漢學家，《陳源斌小說選》意大利文版翻譯者。

有一天，李伍倫（時任天長縣委宣傳部科長）帶地區(qū)文聯(lián)吳騰凰（時任滁縣地區(qū)文聯(lián)文協(xié)負責人，后曾任滁縣地區(qū)文聯(lián)主席）來找我，通知我參加地區(qū)文學筆會。李伍倫告訴我，地委宣傳部打電話到縣委宣傳部，部長直接找縣郵電局長，幫我請了假。

從那時起，我跟地區(qū)文聯(lián)有了聯(lián)系，經常應邀參加各種文學活動，開闊了眼界，也多了發(fā)表作品的機會。

陳源斌跟德國漢學家、《陳源斌作品集》德文版翻譯者曠斯特凡合影。右：曠斯特凡。中：陳源斌

李伍倫后來調任天長縣志辦主任，仍然關心我的創(chuàng)作。我倆也成了好朋友。《花溪》雜志1985年第6期“文壇新秀譜——陳源斌小輯”，曾配發(fā)了李伍倫和夏文蔚合寫的文章《陳源斌印象》。

李伍倫和夏文蔚赴省城，是為編纂新版《天長縣志》做前期采訪工作。兩位不忘舊誼，邀請我陪同一起去見徐速之前輩。

1992年10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天長縣志》，夏文蔚、張云年、李伍倫總纂，徐速之為特約審稿人之一

徐速之時任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他在省政府一號樓自己的辦公室接待我們，并按照采訪提綱，詳細講述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生涯。

徐速之原名徐顯祖，1916年11月7日出生于銅城鎮(zhèn)，1932年4月參加革命。抗日戰(zhàn)爭時期，組織“吼聲”學社，為社長，并兼任《戰(zhàn)生》周刊主編。創(chuàng)辦《青年戰(zhàn)線》三日刊。1939年2月參加陳文抗日義勇團，任第2支隊主任副官、政訓科科長。193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家鄉(xiāng)天長歷任區(qū)委書記、縣長、縣委書記，后任淮南區(qū)黨委組織部副部長、華東軍區(qū)警衛(wèi)團政治處主任、淮南支隊政委、江淮第一軍分區(qū)政治部主任、巢湖軍分區(qū)副政委、水利工程第一師副政委、淮委政治部代理主任、省教育廳副廳長、省人委副秘書長、省政府副秘書長。是老紅軍。享受副省長級醫(yī)療待遇。

2006年，陳源斌擔任浙江作家代表團副團長兼秘書長，訪問芬蘭、瑞典和丹麥留影。圖1：赫爾辛基；圖2：馬爾默；圖3：諾貝爾雕像；圖4：斯德哥爾摩；圖5：丹麥美人魚；圖6：安徒生雕像

李伍倫和夏文蔚做了詳細記錄，我作為旁觀者，一直靜靜地聽著。

徐速之口述的經歷里，包含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當年，他因為說真話，付出了極大的人生代價，而歷史已經證明，他是正確的。

采訪結束時，我問徐速之前輩，有沒有計劃寫一部回憶錄，尤其是他因為說真話而遭遇坎坷這一段經歷，保留這段鮮活的歷史真相，以供后人借鑒。

徐速之搖搖頭，說他不準備寫回憶錄。

他提到了兩個人的名字，說，這兩位當事人，現在就在省城合肥，還活著，年事已高，身體狀態(tài)很不好。

徐速之解釋了自己不寫回憶錄的原因，是為尊者諱。

那一刻，我看見了跟想象中不一樣的徐速之前輩。

三

陶云龍前輩是從銅城鎮(zhèn)走出去的傳奇人物。他抗戰(zhàn)時期即在家鄉(xiāng)從事治安保衛(wèi)工作，此后一直在公安戰(zhàn)線。上世紀七十年代，陶云龍的職務是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這個級別的干部，當時屬于高干。

《抗戰(zhàn)時期天長根據地的公安司法工作（二）》文章中，關于陶云龍參加保衛(wèi)干部訓練班的記載

我跟陶云龍前輩從未見過面，卻在一個特殊背景下，有過一次特殊的交往。

1977年，我在銅城郵電支局當總機。那個年代，電話需要總機接轉。銅城鎮(zhèn)只有區(qū)委、鎮(zhèn)黨委和少數單位有電話，總機在各單位上班時間比較忙，其他時間很清閑，夜班照例睡覺。

陳源斌部分獲獎小說，均名列榜首：《萬家訴訟》獲第五屆《小說月報》百花獎〔榜首〕、《仇殺·殺仇》獲第三屆（1989—1992）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獎〔榜首〕、《北撤河東》獲1992年莽原文學獎〔榜首〕、《萬家訴訟》獲《中國作家》1991年中篇小說獎〔榜首〕、《一案九罪》獲1990年萌芽文學獎〔榜首〕

有一次我值夜班，半夜時分被一陣急促鈴聲驚醒，是省城合肥長途，要銅城區(qū)委。我三次撳按呼叫鍵，均無人接聽。我填寫好話單記錄，準備上床睡覺。

鈴聲再次響起。還是省城合肥長途，這次是要銅城總機。

線路那頭傳來一個成年男子的聲音，自我介紹說，他叫陶云龍，也是銅城人，在省公安廳工作。

陶云龍抱歉半夜打攪我，說愛人得了重病，醫(y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可能撐不過24小時。

陶云龍請我?guī)兔Γo住在鎮(zhèn)上的孩子舅舅帶個口信，今天務必來人趕到合肥。

我解釋說，我家在鎮(zhèn)郊鄉(xiāng)下，不熟悉鎮(zhèn)上的人，請他告知孩子舅舅的名字和住址。

陶云龍說了一遍。原來這個人我聽說過，人稱“老徐”。就住在區(qū)委斜對面，距離總機房步行不到五分鐘。

當年的交通很不方便，天長至合肥只有縣城早晨六點一班長途。如果等我八點下夜班，再去轉達口信，老徐的家人當天肯定到不了合肥。

我放下電話，隨即趕到老徐家。從睡夢中被叫醒的老徐，有點不敢相信，說，自己兒子剛從合肥回來，姑媽今天早晨親自送到合肥長途車站，當時人還好好的。

陳源斌主編的部分書籍

回總機房不到十分鐘，有人敲門，是老徐和家人，給了孩子姑媽家庭電話號碼。我撥打過去，意外的是，那邊應答的是省局總機。

省局總機確認是我是銅城總機后，告知：剛剛接到通知，這個號碼已經被封閉。

頓時，老徐和家人臉色變了。我相信，我自己的臉色也變了。我們都明白，可能出了什么事。

兩天以后，報紙和廣播新聞點評了前不久發(fā)生在銅城鎮(zhèn)的一起老徐父親去世后的葬禮，稱之為“喪葬事件”。

省地縣工作組隨之進駐銅城鎮(zhèn)。有消息說，事情發(fā)生時，陶云龍正在北京開會，事情結束后，才散會回合肥。工作組進駐的任務之一，是要查清真相。

（陳源斌主編的《臺州風骨》，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很快，我被工作組叫去問話，兩個問題：我值夜班那天，省城打長途電話的人是誰；說了什么。

工作組沒有提到第三個電話，即老徐和家人打給陶云龍家庭號碼未能接通的電話。我想了起來，當時事起倉促，忘了填寫話單記錄，事后也沒有補上。

我由此判定，工作組應該是從銅城總機查閱話單記錄，發(fā)現了那天半夜的兩次省城長途，懷疑跟老徐父親的葬禮，存在著某種關聯(lián)。

前面說過，我住在鎮(zhèn)郊鄉(xiāng)下，跟鎮(zhèn)上的人不熟悉，也不清楚特殊年代發(fā)生過的各種恩恩怨怨。因此，時年22歲的我，對這起事件的看法，比較簡單。

我認為，老人去世舉辦葬禮，是傳統(tǒng)習俗。之所以演變成“事件”，可能場面過大，加上親屬身份敏感。不過，如果就事論事，歸根結底，仍然是一場葬禮。

我還認為，陶云龍讓孩子舅舅家人趕到合肥，應該是想當面了解真實情況。這種做法，同樣屬于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我擔心的是，如果我實話實說，在當時的情勢和氛圍下，極有可能出現另外一種解讀，讓事態(tài)變得更加復雜。

我想起了一句家鄉(xiāng)話：寧可雪中送炭，不能火上澆油。

我覺得，有必要對那天夜里發(fā)生的真實情況，加以適當的刪減和保留。

我給工作組的正式回答是：

第一個電話是要銅城區(qū)委，無人接聽。第二個電話是要銅城總機，詢問銅城區(qū)委為什么無人接聽。至于打電話的人是誰，對方沒有說，我也沒有問。

（根據陳源斌小說改編的電影《秋菊打官司》郵政紀念封）

“喪葬事件”后來有了結論，經查證，公安廳副廳長陶云龍所述屬實，事情發(fā)生時，他在北京開會。散會回合肥，事情已經結束。其愛人是葬禮的全程參與和操辦者，應負主要責任。陶云龍僅僅負有平時對家屬管教不嚴的次要責任。

八年以后，我調到省城。在省城工作的老鄉(xiāng)時常提到陶云龍前輩，說，陶老雖然到齡離休，但人脈很廣，說話很有份量。還說，陶老對家鄉(xiāng)人很好，無論陌生還是熟悉，只要找到他，都會給予熱心關注和大力幫忙。

（陳源斌長篇小說新作《世事家常》，濟南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有過登門拜訪陶云龍前輩的想法。不過，這個想法如同電光石火，稍縱即逝。

第一個原因，很重要：我當時一門心思當作家，作家必須出作品，作品是一個個字寫出來的，需要全力以赴，社交活動能免則免。

第二個原因，也很重要：我擔心見陶老時，一不留神說出當年長途電話的事。那么，我的登門拜訪，就變了味道。

我在省城合肥十七年，始終沒有去拜望陶云龍前輩。

2026年3月4日于上海源水新墅

陳源斌 1955年出生，安徽天長人。中共黨員。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當代作家。1986年10月加入中國作協(xié)。

1978年發(fā)表小說。曾獲《中國作家》《青年文學》（兩屆）《小說月報》（百花獎）《上海文學》《萌芽》《莽原》《小小說選刊》等刊物獎，另獲首屆安徽省政府文學獎和中國作協(xié)莊重文文學獎。

《萬家訴訟》改編為電影《秋菊打官司》（張藝謀導演，鞏俐主演，獲中國電影金雞獎、百花獎和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金獅獎），長篇小說《殺人有罪》改編為電影《心靈，1949》（衛(wèi)列導演，文章主演），長篇小說《秋菊傳奇》改編為40集電視劇《幸福到萬家》（鄭曉龍導演，趙麗穎主演，獲中宣部第十七屆“五個一工程”獎）。

小說《命系懸壺》《萬家訴訟》和散文《定海抗英六晝夜》選入北京、香港等地大學和中學課本。

由陳源斌原創(chuàng)的“討個說法”，收入《現代漢語詞典》“說法”條目。

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黨代會代表、安徽省文學院院長、天長市委副書記、安徽省文聯(lián)黨組成員、浙江省作協(xié)創(chuàng)聯(lián)部主任、浙江作家畫院創(chuàng)始院長、浙江省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執(zhí)行主任。

1993年破格評定為文學創(chuàng)作一級（正高），同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安徽省首屆“四個一批”拔尖人才、浙江省首屆“五個一批”人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

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意、德文字，在羅馬、威尼斯等地出版。

曾被《女友》雜志讀者投票推選為“當代十佳小說作家”（包括鐵凝、蘇童、池莉等10人）。

曾被《中國作家》雜志社評為該刊“20年最有影響的作家”（包括莫言、王安憶、蔣子龍等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