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淮文苑 | 淮南淮河文化的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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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淮河文化縱論②

淮南淮河文化的時代價值

沈國冰

前 序

淮河，古稱淮水，與長江、黃河、濟水并稱“四瀆”，發源于河南桐柏山太白頂，流經豫、鄂、皖、蘇四省，全長約1000公里。秦嶺-淮河一線是中國南北氣候與地理的分界，也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線與一月0℃等溫線大致經過的地方。2000多年前，晏子使楚時便以“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道出淮河兩岸的氣候、水土差異。這條河流所孕育的淮河文化，地處中國南北氣候、地理與文化的過渡帶，兼具北方的雄渾質樸與南方的靈動婉約，融合了中原文化與吳楚文化、儒家文化與道家思想。吳春梅教授對淮河文化有獨到見解和深刻研究。

淮南作為淮河中游的重要城市，是淮河文化的典型代表與核心承載區之一。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東徙都壽春，今淮南市壽縣由此成為楚國最后的都城，楚文化的最后精粹在此濃縮聚集。西漢淮南王劉安在此招納天下賢士，編撰出百科全書式的巨著《淮南子》，使淮南地區成為西漢前期重要的學術文化中心。此后，“淝水之戰”的鼓角爭鳴、宋金對峙的烽火連天、治淮抗洪的世代奮斗、煤電能源的無私奉獻，共同鑄就了淮南淮河文化的深厚底蘊。

本文圍繞淮南淮河文化的時代價值，從治國理政智慧、堅韌不拔品格、開放包容氣度、敢于斗爭精神、民生民本思想、甘于奉獻情懷、敢為人先意識七個維度，嘗試著系統梳理這一地域文化的精神內核與當代啟示。

一、治國理政智慧

淮南淮河文化的治國理政智慧，集中體現于西漢淮南王劉安編撰的《淮南子》一書。此書又名《淮南鴻烈》（鴻為大，烈為光明，意即大光明之書），約成書于漢景帝中后期至武帝即位之初，由劉安招致賓客方士三千余人共同編撰而成。全書“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天文、地理、軍事等諸多領域。梁啟超稱其為“漢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適譽之為“絕代奇書”。這樣一部誕生于淮河中游的巨著，其治國理政思想跨越兩千余年，至今仍具有深邃的時代價值。

《淮南子》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在于對老子“無為”思想的創造性闡發。先秦時期，老子面對社會的動蕩不寧，依據“道法自然”的理念提出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治國之道。《淮南子》繼承并發展了這一思想，明確提出“無為”的本質是“不易自然”，不違背客觀事理，不憑主觀意志妄為，而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無所作為。《淮南子》指出：“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在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權自然之勢”。這“自然之勢”即指事物的客觀規律。《淮南子》以神農、堯、舜、禹、湯等圣王為“無為而治”的楷模，說明真正的“無為”恰恰需要統治者全身心致力于為民興利除害，“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這種將“無為”與“有為”辯證統一的政治智慧，在今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淮南子》研究的泰斗陳廣忠教授，對《淮南子》所蘊含的治國理政智慧有深刻研究。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提出了“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的治國理念，這一命題直面回答治國理政的根本問題，那就是治理國家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于造福人民。《淮南子》經歷了秦朝暴政與秦末戰亂的時代，以深邃的歷史洞察力總結了秦朝忽視民生導致政權迅速消亡的慘痛教訓，認為治國理政的根本必須扎根于百姓的民生福祉。在此基礎上，《淮南子》還提出了“圣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的變革意識，強調利民的具體路徑與政策必須隨時代變遷而調整創新。這種既堅持“利民為本”的價值取向，又強調“法與時變”的改革精神的治理思想，將價值堅守與制度創新有機統一起來，體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此外，《淮南子》以黃老道家為主干，在批判吸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各家思想的基礎上，從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提出“道治”模式。它既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是秉持開放包容的學術態度，歷史地鑒秦之失，謀漢之興。它強調“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治理主體首先要做好“自治”。這種綜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學術格局與治國思維，恰如淮河地處南北過渡帶的地理特質一般，在兼容并包中尋求最優治理方案。從“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的民本思想，到“法與時變”的改革意識，再到“無為而治”的治理智慧，《淮南子》所蘊含的治國理政智慧，是淮南淮河文化奉獻給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文明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當下，依然閃耀著穿越時空的智慧光芒。

二、堅韌不拔品格

淮南淮河文化中的堅韌不拔品格，深深根植于楚文化的精神基因之中。楚國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奮斗精神著稱于世，這也是楚文化歷久彌新最具特色特征和時代價值。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篳路”是簡陋的柴車，“藍縷”是破舊的衣服，意指駕著簡陋的柴車、穿著破舊衣服去開辟山林。楚國先王熊繹最初封于荊山之地，僅有方圓五十里的疆域，等級在公侯伯子男中位居末等。然而楚人不畏艱難，數代國君與國民奮力開拓，“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最終成就了“楚地千里，飲馬黃河，問鼎中原”的霸業。全國首部長篇歷史紀實文學《考烈王》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這種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成為楚文化最鮮明的標識之一。千百年來，它被反復傳頌、反復踐行，深刻融入了淮河淮南這片土地的集體記憶與精神血脈之中。

楚人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在戰國末期遷都壽春的歷史篇章中得到了最為悲壯而又最為動人的展現。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熊完（也叫作熊元。《史記》記載了考烈王兩個名字熊完、熊元）“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彼時的楚國已非昔日雄踞南方、問鼎中原的霸主。自楚懷王客死秦國之后，楚國在強秦的持續打擊下節節敗退，都城多次東遷。然而，楚考烈王沒有選擇屈服。這位17歲便只身赴秦為質、在敵國都城度過十年人質生涯的一代雄主，以非凡的堅韌與膽識執掌日暮西山的楚國。在春申君黃歇的輔助之下，考烈王執政25年，滅魯國，救趙國，領銜擔任合縱長發起第五次“五國聯軍攻秦”，實現了晚楚中興宏圖大業。正是在這次合縱攻秦失利、秦國報復在即的危急關頭，考烈王毅然決定遷都壽春。以壽春為都城的十八年（學界也有十九年之說），是楚國八百余年歷史中最后的落日余暉，也是楚人堅韌不拔品格最凝重的寫照。楚國在壽春歷經考烈王、幽王、哀王、負芻四位國君，直至公元前223年被秦所滅。即便在覆滅前夕，楚國仍沒有放棄抗爭，展現了絕不屈服于強秦威逼、奮發圖強的堅強意志。

淮南作為楚國最后的都城所在地，承載了楚文化的終章與余韻。楚國在壽春長期用心經營，將其建成為戰國后期規模最大的列國都城之一。楚國在從公元前241年東徙壽春之后，即將楚國王室及貴族精英階層的珍寶重器一并輾轉遷移至此，讓壽春成為八百年楚國史上最后一個全面濃縮、聚集與承載楚文化歷史遺產的“勝地”。武王墩一號墓出土各類文物一萬余件，是迄今經科學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楚國王級墓葬。這些考古發現不僅印證了楚國最后的輝煌，更向后世傳遞著楚人堅韌不拔的精神力量。

從“篳路藍縷”的開創之艱，到“遷都壽春”的守成之難，楚人絕不服輸、自強不息的精神品格薪火相傳。今天，當我們站在壽春城遺址，遠眺淮水東流，仍然能夠感受到那個在絕境中奮力一搏的古老王國的不屈精神。這種堅韌不拔的品格，穿越兩千余年的時光，依然激勵著淮河兒女在困難面前不退縮、在挑戰面前不畏懼，以頑強奮斗書寫新時代的光輝篇章。

三、開放包容氣度

淮南淮河文化的開放包容氣度，首先根源于淮河作為中國南北地理分界線的獨特區位。秦嶺-淮河一線是中國南北氣候、地理與文化的天然過渡帶。淮南自古便是中原文化與楚吳文化、儒家規范與道家思想碰撞融合的前沿。南方文化的輕靈陰柔與北方文化的雄渾陽剛，在淮河地緣文化中有機地融為一體。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文化區位，塑造了淮南淮河文化兼具北方的雄渾質樸與南方的靈動婉約、融合廟堂的哲思智慧與市井的煙火生機的獨特氣質。從《淮南子》的“貫通天人、包容百家”，到花鼓燈“既舞且歌、情節一體”的表現形式，再到豆腐“化平常為神奇、納百味于一味”的創造哲學，無不體現著兼容并蓄、創新求變的智慧。淮南處于中國南北分界帶中線的相對南端，正是這種“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特殊位置，成就了其文化上的兼收并蓄與氣象萬千。方川先生對此有深刻研究。

淮南淮河文化的開放包容氣度，在宋金以淮河為界長達一百余年的對峙與融合中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展現。南宋建立后，宋、金基本沿著秦嶺-淮河一線形成對峙局面。從此，淮河成為宋、金對峙的天塹國界。這一時期的淮河是一條傷心千古之河，承載了無數仁人志士的悲憤與憂愁；但它同時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遇、碰撞與融合的重要場域。盡管戰爭造成的破壞是巨大的，但伴隨著戰爭的進行，不同民族百姓大范圍的流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金源文化與中原儒家文化在淮河流域碰撞及合流，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真正以淮水為界限的南（宋）、北（金）朝，史稱“劃淮而治”。在這一百二十余年的對峙中，既有驚天地泣鬼神的爭斗廝殺，也有一系列議和與交往，南北之間的經濟貿易、文化往來從未完全隔絕。

文化融合的具體表現是多方面的。金朝女真權貴深受漢文化影響，如仆散安貞三代位居宰執，卻醉心于法書、碑刻的收藏，“千金購求，必得而后已”。同時，中原漢人也受到女真文化的影響，范成大出使金朝后記載：“民亦久習胡服，態度嗜好與之俱化，……其制盡為胡矣”。南宋詩家詞人們在淮河岸邊唱響了愛國主義時代主旋律，他們的詩篇中既有對故土的深切懷念，也有對金戈鐵馬的歷史記錄。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陸游的一生便始于淮水。他出生于壽春段（今安徽省壽縣）淮河官船之上，其父陸宰時任淮南西路官員，在奉詔進京述職途中，因夫人臨盆而泊舟于“淮之湄”。這場發生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十七日黎明時分的疾風驟雨，與陸游的第一聲啼哭交織，似乎預示了他與國家命運共浮沉的一生。由于金兵南下、時局動蕩，其父陸宰未能赴任新職，轉而攜家回到生活多年的壽春暫居，并在此置有田產。陸游在壽春度過了襁褓與孩提時代，約三歲左右才因戰亂南遷返回祖籍山陰（今浙江紹興）。在淮南的這段早年歲月里，他不僅接受了父親的啟蒙教育，更親身經歷了“淮邊夜聞賊馬嘶”的驚險逃難，目睹了父輩談及國事時“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的悲憤之態。這些顛沛流離的親身經歷與深切的家國耳濡目染，將抗金復國的種子深深埋入其幼小心靈。

此后，盡管陸游一生仕途坎坷，壯志難酬，但淮水始終是其家國情懷與詩歌創作的重要精神錨點。他的詩篇中反復出現“淮南路”“淮汴”“淮潁”等意象，寄托了對淪陷故土的深切眷念與恢復中原的堅定信念。直至晚年，當他在孤燈下淚看長子帶來的淮上地圖時，仍悲愴寫下“胡塵漫漫連淮潁，淚盡燈前看地圖”的詩句。這份始于淮水之畔的痛切與執著，貫穿了陸游的生命，最終凝練為臨終囑托“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千古絕唱。周強先生是較早提出陸游與淮南淵源的學者之一。淮河的水聲濤濤，不僅回蕩著戰爭的鼓角，更激蕩著跨越民族隔閡的文化共鳴。

縱觀歷史，淮河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南北分界線，更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綿延不絕的融合線與連接線。它見證了不同區域文明的交匯與互動，承載著多元一體格局不斷深化的歷史進程。這種以開放包容姿態實現南北交融、多民族共生的文化特質，為今天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促進民族團結進步提供了寶貴的歷史鏡鑒。在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新時代，淮南作為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樞紐城市，其自古形成的開放包容氣度，正轉化為深度融入區域發展格局的文化軟實力。

四、敢于斗爭精神

淮南淮河文化的敢于斗爭精神，首先鮮明地體現在淮河兒女世世代代與水患抗爭的歷史進程中。淮河原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歷史上長期暢通入海，并無水患。然而，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東京留守杜充在河南滑州（今河南省滑縣）開挖黃河改道南流以阻金兵；公元1194年，黃河又在陽武決口。黃河河水挾帶著萬億噸泥沙奪淮入海，淮河入海水道被堵，從此淮河沿岸形成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災難史。抗日戰爭期間，1938年國民政府“以水代兵”，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致使黃水在淮河流域泛濫達九年之久，水利工程千瘡百孔。淮南位于淮河中游，淮河自王家壩向下進入中游500公里，河床淺、河道平緩，落差僅有19米，歷史上多澇災水患。然而，千百年來，世世代代的淮河兒女，不屈不撓地與洪水抗爭著、拼搏著。他們用勤勞的雙手筑堤修壩，用智慧創造水利工程，在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堅守家園、生生不息。

新中國建立后，淮河治理翻開了嶄新的一頁。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處連降大雨，災情慘重百年未有。毛澤東同志從共產黨人的初心出發，從7月到9月，連續四次對淮河救災和治理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并督促要治理淮河。1950年11月6日，直屬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委員會成立。治淮工程于1950年11月全面展開，豫、皖、蘇三省300萬民工日夜奮戰在淮河工地上。1951年5月，毛澤東親筆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這一偉大號召極大鼓舞了治淮大軍的士氣，工地上出現了“父子齊上陣，兄弟爭報名，婦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動人景象。經過數十年的持續治理，昔日水患頻發的淮河終于得以安瀾。壽縣古城墻在歷史上多次抵御洪水，城內兩處月壩的設計堪稱天才，無論城外水位多高，城內的生活廢水都能利用虹吸效應排出。壽縣古城被譽為“鐵打的壽州城”，正是淮河兒女敢于與洪水斗爭、以智慧化水患為安瀾的精神寫照。

淮南淮河文化的敢于斗爭精神，同樣閃耀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戰場上。那一年，前秦苻堅率領八十萬大軍南侵東晉，東晉大將謝石、謝玄僅領八萬兵馬迎戰。雙方在今壽縣一帶展開決戰，史稱“淝水之戰”。苻堅登壽陽城（今安徽省壽縣）瞭望，見晉軍陣容嚴整，遠望八公山上黑壓壓的樹木以為都是晉兵，心中十分恐懼，這便是成語“草木皆兵”的來歷。戰役之中，秦軍因戰術不當損失慘重，苻堅自己受傷，倉皇而逃，聽到風聲鶴鳴也以為是敵人追兵又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典故即出于此。東晉以八萬兵力擊敗八十萬前秦大軍，創造了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

淝水之戰發生在淮南大地上，它所體現的不畏強敵、敢于斗爭的精神，成為淮南淮河文化的重要精神標識。苻堅以數十倍于晉軍的兵力壓境，可謂泰山壓頂。然而謝玄等東晉將領臨危不懼，沉著應戰，抓住戰機，最終以弱勝強。這種在強敵面前不退縮、在逆境中求突圍的斗爭精神，與淮河兒女治水抗洪的奮斗精神一脈相通。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既是淮河文化的歷史基因，也是中華民族在危難時刻迸發出的偉大精神力量。今天，這種精神在淮南大地上依然生生不息。從產業轉型攻堅克難到城市更新破舊立新，從鄉村振興扎實推進到生態修復持之以恒，正以敢于斗爭的精神，在新時代的征程上繼續書寫著開拓進取的壯麗詩篇。

五、民生民本思想

淮南淮河文化的民生民本思想，最為集中地體現在芍陂這一中國現存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之中。芍陂，又名安豐塘，位于今壽縣南30公里處，約建于春秋楚莊王時期，由楚相孫叔敖主持修筑，距今已有2600余年歷史。據《淮南子》等古籍記載，孫叔敖為振興楚國的農業與經濟，察地形、觀水勢，“宣導川谷、陂障源泉”，利用天然洼地匯聚大別山區淠河等河流來水，形成巨大的人工水庫，開創了古代水利工程“蓄、引、提、排”綜合功能的先河。芍陂“周百二十里”“納川吐流，灌田萬頃”，與都江堰、漳河渠、鄭國渠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比都江堰還早三百多年。國際灌排委員會于2015年將其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芍陂的偉大之處，不僅在于其工程技術的卓越，更在于它所蘊含的勤政愛民、澤被后世的民生民本思想。孫叔敖被司馬遷在《史記》中譽為“天下循吏第一”。他原為布衣賢士，因德才兼備被楚莊王任命為令尹。他主持修建芍陂，帶領百姓大興水利、修堤筑堰、開溝通渠，使大片旱澇無常的土地變為旱澇保收的良田。芍陂建成之后，楚國農業經濟大為發展，百姓安居樂業，為楚莊王成就霸業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孫叔敖不求個人名利，將全部心力投入為民造福的事業之中，他的人生理想與政治追求，與《淮南子》后來提出的“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的治國理念一脈相承。這種以民為本、造福一方的思想，成為淮南淮河文化中最為溫暖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更為可貴的是，芍陂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歷代良吏賢臣接續守護、不斷完善的千秋事業。此后的千百年間，東漢的王景、魏晉的劉馥、宋代的張旨等歷代良吏賢臣，都曾對芍陂組織過大規模的清淤、擴修、加固，不斷延續和增強其生命活力。隋代趙軌將水門增至36個，進一步完善了灌溉系統。1988年，芍陂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58年納入淠史杭灌區后，經過持續整治，現蓄水約7300萬立方米，灌溉面積63萬畝。從孫叔敖開鑿芍陂到今天安豐塘繼續發揮灌溉效益，兩千余年間一代代人對這項水利工程的精心維護與不斷改進，正是民生民本思想在實踐中的生動延續。源遠流長的治水文化，凝結了無數先賢以民生為念、以百姓為重的政治情懷。

芍陂的意義，超越了單純的水利工程技術范疇，而成為中華農耕文明中勤政愛民、造福百姓的精神豐碑。今天，當我們站在安豐塘畔，面對一望無際的浩瀚水面，遙想兩千六百年前孫叔敖帶領民眾一鋤一鍬筑堤修堰的場景，不能不被這種以天下蒼生為念的博大情懷所深深打動。“治國有常，利民為本”不僅是一句古訓，更是歷代先賢用行動寫就的治國箴言。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孫叔敖勤政愛民、一心為民的精神品格，芍陂歷經兩千六百余年澤被百姓的歷史貢獻，對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增進民生福祉，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六、甘于奉獻情懷

淮南淮河文化的甘于奉獻情懷，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煤電能源建設中得到了最為集中而深刻的體現。淮南因煤而生、因煤而興，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城市、電力工業的搖籃，也是我國14個億噸級大型煤炭基地兩淮基地的重要組成。“華東的煤，一半在安徽；安徽的煤，七成在淮南。”這句流傳已久的話語，道出了淮南在全國能源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更為震撼的是，長三角地區每用4噸煤就有1噸來自這里，上海每用6度電就有1度來自淮南。這意味著，當長三角萬家燈火點亮、工廠機器轟鳴之時，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光明與動力，正是由千里之外的淮南默默輸送而來。淮南人民將大地的饋贈轉化為推動區域發展的不竭動力，以無私奉獻支撐起東部沿海地區的繁榮發展。

淮南的煤炭開發與電力建設，是一部篳路藍縷、艱苦創業的奮斗史詩。境內火車站在上世紀90年代一度達到18個，烏黑的煤炭通過一列列貨運火車運往滬蘇浙等地。淮南擁有8家現代化大型火力發電企業，電力裝機容量1500萬千瓦，是“皖電東送”主戰場。多年來，淮南人民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把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放在首位。無論市場如何波動，無論轉型壓力多大，淮南始終堅守著能源保供的重任。這期間，煤礦工人和電力職工以默默無聞的奉獻詮釋著淮河兒女的大愛與擔當。這種甘于奉獻的精神，正是淮河文化中“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深情守望在新時期的生動延續。

進入新時代，淮南的奉獻不僅沒有停止，反而在新的維度上展現出更加豐富而深遠的意義。面對“雙碳”目標帶來的轉型壓力，淮南沒有固守傳統能源優勢而裹足不前，而是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時，毅然踏上產業轉型、綠色發展的新征程。從傳統煤電基地向國家新型綜合能源基地轉型，從資源驅動向科技創新賦能產業轉型。新能源汽車產業、新能源制造產業、新材料產業、綠色食品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命健康產業七大新興產業加速成長。通江達海的江淮運河淮南國際物流港開工建設，“淮南-寧波港”“淮南-上海港”鐵海聯運班列開通。淮南經濟從偏重、偏粗、偏硬向更輕、更精、更智轉變，城市內涵正在發生重大蛻變。

甘于奉獻的精神，不僅體現在為國家輸送能源的默默堅守上，也體現在為綠色發展承擔轉型陣痛的勇氣之中。作為資源型城市，淮南面臨著生態修復、采煤沉陷區治理等歷史遺留問題。但淮南人民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生態修復與環境治理，在產業轉型中開辟新局，在綠色發展上尋求突破。這種以大局為重、以長遠為計的奉獻精神，與古代孫叔敖勤政愛民、芍陂澤被后世的民生思想一脈相通，是淮河文化在新時代的賡續與弘揚。從煤炭基地到新型綜合能源基地，從資源驅動到創新驅動，淮南的轉型之路本身便是一場甘于奉獻、勇于擔當的時代實踐。淮南人民以行動證明：奉獻不僅在于源源不斷地輸出光明與動力，更在于為了更高質量的發展勇于自我革新、舍小利而謀大義。

七、敢為人先意識

淮南淮河文化的敢為人先意識，最為典型地體現在春申君黃歇開發江南的歷史功績之中。黃歇，戰國末期楚國令尹，戰國四公子之一。春申君治國，招賢禮士，理內政、修外交，一度使楚國由弱變強。然而，黃歇的歷史功績遠不止于輔佐楚考烈王、穩定朝政，他更為卓越的貢獻，在于開創了長三角地區早期開發的先河。

公元前248年，黃歇向楚考烈王獻出淮北十二縣封地，請求改封于江東。考烈王許之。黃歇選擇吳都舊墟作為都邑，重建城郭和宮室，并在太湖南岸設置菰城縣。他致力于開發江東之地，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早期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史記》記載，黃歇經營江東僅十年，在多地留下治水利、興農桑、固城邑的實績。他將楚國都城壽春的先進技術、文化、理念帶到江東，推動楚文化與吳越文化融合，極大影響了江南地區的發展。在江陰，他組織疏浚芙蓉湖，主持開鑿申浦河、黃田港，使之成為江潮出入總匯，將水利建設與田地開墾結合起來。在蘇州黃埭，他治理水患、筑堰成埭，當地百姓為紀念他，稱之為“黃埭”。在上海，他主持疏浚河道，黃浦江由此得名。他還開鑿支渠分流洪水、通灌溉，讓貧瘠之地變良田。黃歇開發江南十年，使這片“地廣人稀”的土地漸變為“魚米之鄉”，被譽稱為開發長三角的偉大先驅。

春申君黃歇敢為人先的意識與行動，在江淮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印記。今天的滬蘇浙皖四地，皆有春申君的雕像和以春申命名的道路、橋梁、湖泊。上海的申城、黃浦江，江陰的申港、黃田港，蘇州的黃埭、春申君廟，湖州的菰城遺址，都是對這位開發先驅的“集體記憶”。這些遍布三省一市的“春申印記”，不僅是長三角文化同源的生動佐證，更昭示著敢為人先、開拓進取的精神傳統。從黃歇開發江東到淮南深度融入長三角一體化，這種敢為人先的精神穿越兩千余年的時空，在淮河之畔生生不息。今天，淮南積極融入合肥都市圈、深度對接長三角，加快推進產業轉型與科技創新，正是春申君敢為人先精神在新時代的接續與傳承。淮南推進合淮同城化、建設江淮運河國際物流港、發展新興產業等戰略舉措，無不彰顯著勇于開拓、敢于爭先的精神品格。淮南因煤而興而不囿于煤，以敢為人先的勇氣在產業轉型中闖出新路，這正是黃歇開發江南、開拓進取的精神血脈在淮河兒女身上的當代延續。

結 語

淮河湯湯，文脈綿長。從孫叔敖修建芍陂、澤被千秋，到春申君開發江南、開風氣之先；從楚國遷都壽春、于絕境中堅韌圖存，到《淮南子》薈萃百家、融通古今；從“淝水之戰”以少勝多、不畏強敵，到宋金對峙南北交融、開放包容；從淮河兒女世代治水、化患為安，到煤電能源無私奉獻、點亮萬家……淮南淮河文化以其深厚的歷史積淀和鮮明的精神特質，為中華文化貢獻了獨特的地域文化樣本。

縱觀淮南淮河文化的時代價值，治國理政智慧、堅韌不拔品格、開放包容氣度、敢于斗爭精神、民生民本思想、甘于奉獻情懷、敢為人先意識，七大維度相互支撐、相互貫通，共同構成了這一地域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它們既根植于淮河兩岸的文脈，又在時代發展中不斷獲得新的內涵與意義。《淮南子》的“治國有常，利民為本”，穿越兩千多年依然回應著治國理政的根本命題；楚人“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激勵著一代代人在困難面前永不言棄；南北兼容、多民族融合的開放氣度，為促進民族團結、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歷史鏡鑒；治水抗洪和“淝水之戰”的斗爭精神，彰顯了以弱勝強、化危為機的民族智慧；孫叔敖勤政愛民、芍陂澤被后世的民本情懷，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脈相通；煤電能源的無私奉獻，詮釋了舍小利而謀大義的崇高境界；春申君開發江南的敢為人先，與今天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時代主題遙相呼應。

文化興則城市興，文脈盛則發展盛。當前，淮南正處于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深刻提煉和弘揚淮南淮河文化的時代價值，讓千年文脈全面融入城市發展肌理，推動淮河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必將為美好淮南建設注入澎湃不息的精神動力與發展活力。當淮河文化的智慧之光穿越時空照耀，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片承載著厚重歷史與燦爛文化的土地，必將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奪目的熠熠光彩。

需要特別陳述和說明的是，關于淮南淮河文化時代價值的七個方面提煉，不過是基于個人學術視角的一次嘗試性梳理與歸納。淮南淮河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厚，如同淮河水系般蜿蜒交錯、支脈繁多，任何試圖以有限框架對其“時代價值”作出終極定論的嘗試，都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本人所提出的這七個方面時代價值，既非定論，更非唯一。這只是眾多解讀路徑中的一條，也是學術長河中的一朵浪花。

學術研究，貴在爭鳴，重在包容。不同的學者因知識結構、研究旨趣、觀察視角的差異，完全可能從同一文化土壤中開掘出截然不同的時代意蘊。這正是學術研究的魅力所在，而非需要克服的缺陷。因而，這份研究不建議被視為某種“標準答案”，而是作為一個開放的“學術引子”，使得更多學界同仁加入到對淮南淮河文化時代價值的探討與爭鳴中來。

文化研究從來不是一座孤島，而是無數思想交匯、碰撞、融合的廣闊原野。不同聲音的交織，不同見解的對話，恰恰是推動認知深化的最佳路徑。本人期待看到更多學者從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生態學等多元學科視角出發，對淮南淮河文化作出各自富有創見的時代價值解讀，甚至對本人所提出的觀點進行批評、補充與超越。

唯有秉持開放包容的學術胸襟，淮南淮河文化的豐厚底蘊才能在爭鳴中不斷煥發新的生機與光彩。愿我們共同守護這片學術原野，讓“思想的淮河之水”永遠奔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