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時,羅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遠在沈陽的電話鈴聲幾乎同時響起。值班員報告原子彈首爆成功,宋任窮站在地圖前沉默良久,只用力點了點頭。一年前他才被調離核工業系統,如今的成績卻讓他心里踏實。
消息傳遍軍區,人們興奮地議論“爭口氣”。宋任窮卻很安靜,他只是輕聲說了一句:“工程師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寧靜的語氣,掩不住長達八年的艱辛。那些年,他在第三機械工業部(后改二機部)日夜奔波,第一次搞核工業,從煉鈾流程到冷卻水溫度,樣樣都要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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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冬,他臨危受命出任部領導。設備匱乏、專家緊缺、國際封鎖重重,難題像沙漠里層疊的沙丘。宋任窮的辦法很笨:親自跑現場、抄數據、和技術員同吃同住。不到四年,核燃料生產線鋪開,配套院所初具雛形。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讓他去東北局任第一書記兼沈陽軍區第一政委。表面是“提拔”,實則是去處理工業基地與國防系統的老大難。東北重工、高炮師、七三一廠醞釀的種種問題,靠的仍是他那套穩、細、實的工作法。
隨后的風雨歲月里,宋任窮遭遇挫折。公開場合不多言,私下卻堅持“不能亂扣帽子”。直到1976年秋,新形勢出現,蒙塵的干部陸續歸隊。他被暫置待議,編號在冊卻無具體職務,很多老部下心焦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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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陳云提出“讓大批老同志出來主持工作”。張愛萍、楊勇等老戰友輪番向中央遞條子,推薦宋任窮。有人主張他回二機部,有人建議去總參,還出現了“統籌兼顧、哪缺補哪”的意見。
同年10月初,華國鋒、李先念約宋任窮在中南海西花廳談話。華國鋒開門見山:“中央想請你擔任七機部部長。”這句話不過十余字,卻把對方推向抉擇的分岔口。七機部主管航天,涉密程度不亞于核工程。
宋任窮并未立刻表態。他慢慢掏出隨身的小筆記本,翻到一頁:“遼寧省委一九七一年給我的歷史結論,我不能同意。不改,不去。”一句話,氣氛陡然凝固。華國鋒皺眉道:“此事牽涉面廣,修改很難。”簡短的對話,在場者后來只記住了那兩個詞——“必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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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并非固執。那份結論若不澄清,不僅關系他個人榮譽,更關乎數百名被牽連的基層干部。宋任窮明白,若自己帶著“問題干部”標簽進航天口子,必成隱患。于是,既為自身,也為部下一句公道話。
老戰友們出現分歧:“不改就不干”與“先干再爭取”兩種聲音此起彼伏。經過反復思量,宋任窮選擇折中:先承擔崗位,同時遞交四條書面申訴,請中央復核。他說服自己,“只要事實在手,終有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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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新任命生效。踏進七機部那天,他對迎接的技術人員坦言:“我對火箭只懂皮毛,請諸位多教。”隨后三個月,他從頭學起,白天跑總裝廠,晚上啃圖紙。會議室的黑板常被寫滿推算數據,擦了又寫。
作風也變了氣象。對“多頭指揮”“文山會海”開刀;對拖延項目排出節點倒計時;對科研骨干給足自主權。1980年5月,“東風五號”遠程火箭飛向南太平洋,打破質疑者的沉默。再往后,“巨浪一號”“風暴一號”接連告捷,七機部重新煥發活力。
同年2月,遼寧省委重新審查舊案,撤銷原結論,予以平反;4月,中央批復同意。消息傳來,辦公桌前的宋任窮只是輕輕關掉臺燈,吩咐警衛員:“晚上早點休息,明天還有會。”說完,他獨自走向走廊,窗外長安街燈火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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