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聽相聲總是忍笑，侯寶林改掉他這一“習慣”，主席：聽不夠

1949年的北京，城樓上的鐘聲剛剛重新敲響，新中國的腳步已經踏進這座古城。城里人晚上的娛樂并不多，茶館、戲院、小戲園子里卻開始熱鬧起來。有人愛聽評書，有人鐘情京劇，還有一類觀眾，只要一聽到誰家說相聲，就情不自禁往那邊擠。很有意思的是，在這些相聲愛好者里，后來常常坐在臺下那位，正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

在眾多藝人當中，真正讓毛主席“聽不夠”的，是被稱為“語言大師”的侯寶林。這段緣分，說起來并不復雜，卻把一位國家領袖、一個相聲藝人，一段風云激蕩時代的文藝史，串在了一起。

一、從“沒飯吃”到“語言大師”

1917年11月29日，侯寶林出生在天津。家境清寒，四歲那年，由于生活無以為繼，他被舅舅送給一戶侯姓人家做養子。那時候的貧窮，不是“日子緊巴巴”這么簡單，而是很現實：上不起學，吃不飽飯。

1925年，他考進北平市立第二十七小學。念書的時候，這個孩子挺爭氣，學習刻苦，老師也愿意表揚他。只可惜好景不長，養父后來失業，家里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他只得退學，開始在街巷里賣報，幫家里撐過那一段最難熬的日子。

不到十二歲，他就開始摸進戲班子謀生。一開始學的是京劇，在臺上唱幾句，在后臺干些雜活。真正讓他眼睛一亮的，是天橋、鼓樓一帶那些說相聲的“角兒”。那種一張嘴就能把臺下人逗得前仰后合的本事，讓他看得入迷，也看出了門路：這門手藝，學好了，可能真能活下去。

有了這個念頭之后，他一有空就往小茶社、小戲園子里鉆。別人聽個熱鬧，他卻在心里悄悄記“詞兒”。等場子散了，一個人往家走，他就在路上把剛剛聽到的段子一句句往外抻，念順了，再換腔調、換節奏地試著說。有朋友多年后問他：“你怎么聽幾遍就會？”他只說了一句：“沒飯吃啊，得抓緊學。”

這種“沒退路”的逼迫，反倒成了磨礪功夫的最硬一塊石頭。

21歲那年，他正式拜相聲演員朱闊泉為師，走上專業道路。從那以后，相聲成了他的吃飯本事，也成了他一輩子不肯放下的事業。剛出道的時候，他只是小角兒，掙不來多少錢，卻一直在琢磨：詞兒怎么說才順，包袱怎么抖才響，人物得怎么拿捏才有味道。

1940年，他在天津舞臺上漸漸“冒頭”，觀眾越來越多，掌聲越來越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新段子在觀眾間口口相傳，也帶動了相聲行業的人氣，很多原本站在門外觀望的人，開始重新看待這門舊時代的“下九流”手藝。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城里秩序漸漸恢復，軍代表、機關干部、普通市民都開始走進劇場，聽個書、看個戲、看個相聲。舊社會郁積已久對藝人的偏見，在這個過程里也慢慢松動。有人看完他的演出，忍不住嘀咕一句：“說書唱戲的，也能說這些大道理。”

不過，隨著舞臺變大，一個問題很快擺在眼前：舊相聲里的低級趣味、封建糟粕，已經明顯不適應新的時代。再照舊說下去，不僅觀眾會起反感，更跟不上社會變化的節奏。侯寶林很清楚，想在新中國的舞臺站住，就得把“包袱”里的那些東西好好翻一翻。

于是，他開始主動“減負”：粗鄙不堪的段子不要，迷信糟粕不要，取而代之的是用幽默方式諷刺舊社會的弊病，借笑聲點出一些道理。段子還是段子，笑聲還是笑聲，但味道已經不一樣了。

二、毛主席“忍笑”的習慣，被他一點點打破

1949年前后，黨中央機關從河北西柏坡遷往北京。緊張的籌備建國工作之余，領導人也需要一點輕松的文藝節目調節心情。葉劍英、彭真等人商量過后，決定搞一場小型文藝晚會，讓大家放一放心火。節目單上，有京劇，有民樂，也有相聲。

有一次，彭真特意向毛主席提起：“今晚請了侯寶林，說相聲的。”毛主席聽了，立刻來了興趣，說：“侯寶林的相聲不能不聽。早就聽說他是個有天分的人，在語言上很有本事，這次正好好好聽聽。”

那天晚上，侯寶林與搭檔郭啟儒在臺上演出《婚姻與迷信》。段子借婚姻說事，諷刺的卻是舊社會的封建習俗。兩個人配合默契，時緊時松，情節一推進，笑點就跟著抖出來。臺下的機關干部們有的笑出聲，有的拍大腿。有人看見毛主席時，一直注意他的表情：嘴角掛著笑，眼睛瞇成一條縫，卻很少放聲大笑。

演出結束，掌聲久久不散。毛主席很滿意，后來還對身邊人說：“侯寶林對相聲有研究，一直在學，將來很可能成為語言學家。”一句“語言大師”，流傳了下來，也成了相聲同行心里認同的一種高度。

之后的幾年里，侯寶林多次受邀到中南海演出。白天，領導人們處理繁重政務；到了晚上，找個機會聽一段相聲，不僅能放松心情，還能從諷刺里捕捉一些社會問題的影子。毛主席尤其重視這一點，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聽他們演出，可以知道下面的一些風氣。”

值得一提的是，每當臺下眾人笑得前仰后合時，毛主席大多還是“穩得住”。他認為自己身份特殊，若大笑不止，既容易分散注意力，也怕影響旁邊觀眾。久而久之，他養成了一個習慣：聽相聲時，只在嘴角和眼神上顯露出愉悅，很少放聲大笑。

而侯寶林，在臺上也慢慢覺察出了這一點。每當掌聲、笑聲一陣陣涌來，他只要瞥見毛主席那略帶克制的笑，就明白：“主席還是高興的，就是硬憋著。”

隨著進中南海演出的次數增加，他開始犯愁：段子總有說完的時候，不能總拿老詞兒翻來覆去。既然毛主席愛聽，又總覺得“聽不夠”，那就得想辦法多創作一些新作品。于是，他和郭啟儒常常一邊排練，一邊琢磨新的包袱，嘗試在傳統程式下加入現實題材。

有一次，在中南海的慰問演出上，正式節目結束后，很多人以為晚會就到此為止，紛紛起身準備離場。這時，報幕員突然上臺宣布：“壓軸節目，相聲，請侯寶林老師。”毛主席聽了，已經站起的身子又重新坐回椅子，說：“原來還有侯寶林，那可要聽。”

那場演出，侯寶林幾乎把自己狀態發揮到極致。語言干凈利落，人物鮮活，包袱接連不斷。毛主席幾次帶頭鼓掌，等演出接近尾聲，侯寶林看見主席興致正濃，便臨時多加了一段短活，讓笑聲再延續了一會。謝幕后，毛主席才心滿意足地離開。

有趣的是，毛主席“忍笑”的習慣，最終還是被一句打油詩徹底“打開”過一回。一次演出中，侯寶林七拼八湊說了這么幾句：“膽大包天不可欺，張飛喝斷當陽橋。雖然不是好買賣，一日夫妻百日恩。”話音未落，毛主席先是愣了一下，隨即哈哈大笑，笑到眼淚都要出來。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來，那一刻，他是真的沒擋住。

從那以后，毛主席每次聽完他的演出，常會笑著說一句：“再來一個嘛。”這一句“再來一個”，既像觀眾的隨口一叫，又帶著對這個相聲藝人的格外偏愛。粗略統計，毛主席前前后后聽過他150多場相聲，其中不少是新創作的段子。這在新中國文藝史上，是一段相當獨特的情景。

三、從中南海到鴨綠江：戰火中的笑聲

新中國剛剛成立沒多久，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愿軍于同年10月入朝作戰。戰場上的緊張氣氛，遠非平日演出場合可比。志愿軍傷亡不小，前線的環境艱苦而殘酷。為了鼓舞士氣，中央決定組織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奔赴前線慰問。

這支隊伍里，有歌唱家，有京劇演員，也有相聲、評書藝人。廖承志擔任團長，在討論節目時，他很清楚，大規模舞臺演出不適合炮火連天的前線，但相聲、評書這樣的形式靈活，撤離方便，也容易在短時間內調動氣氛，更適合戰地環境。

這次慰問并非強制參加，可當侯寶林聽到消息后，幾乎沒猶豫就報了名。和他同行的，還有老搭檔郭啟儒，他們一起編入慰問團中的曲藝服務大隊，向著鴨綠江方向出發。

越過丹東以后，他們看到的景象，和平日里在北平、天津街頭完全不同。城市被炸成廢墟，很難找得到一座完整的樓房。侯寶林曾回憶，途中有座依山而建的城市，地勢有點像青島，本來應該很漂亮，但那時眼前只剩滿地瓦礫。他說，那種場景，別說表演，剛一到，心里就像被什么堵住一樣。

等徹底踏上朝鮮境內，耳邊便常常能聽到遠處的炮聲。部隊行軍、轉移，文藝工作隊也跟著隨時移動。帳篷里可以說，山溝里可以說，戰士休整的間隙，也可以圍坐一圈聽一場。每到這種時候，小小一塊空地，就成了前線難得的“劇場”。

由于郭啟儒年紀偏大，行動不便，很多時候，侯寶林只得改說單口，幾乎是一個人扛下整個相聲節目。有時實在忙不過來，才臨時喊隊友幫著搭幾句。表演間隙，他抓緊時間寫新段子。《杜魯門畫像》《狗腿子李承晚》等作品，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創作出來的，用極為辛辣的諷刺，將侵略者和幫兇的嘴臉描繪得淋漓盡致。

不得不說，戰地表演，風險是真不小。敵機時不時來襲，行軍路線、集結地點都隨時可能成為轟炸目標。文藝工作者們在臺上說笑，臺下戰士們笑著聽，但沒有一個人敢忘記：隨時可能需要迅速疏散，隨時可能面對危險。

1951年4月，慰問任務接近尾聲，慰問團準備陸續撤回國內。就在這個時候，侯寶林聽到了一個沉重的消息——同行的一位相聲演員在前線犧牲了。有人告訴他：“犧牲的是常寶堃。”他當場愣住了。

常寶堃，人稱“小蘑菇”，是當時極具才華的相聲演員之一，年紀輕輕就已經小有名氣。4月23日，他去搭檔趙佩茹住處商量演出，敵機突然襲來，炸彈落下，常寶堃頭部中彈，當場犧牲，年僅29歲。對于同行者而言，這種消息不是報紙上的字眼，而是和自己同臺、說過笑話、吃過飯的那個人，就此永遠停在了那一年。

慰問團返回國內后，侯寶林又隨隊前往西北各地巡回演出，向地方軍民宣傳志愿軍的戰斗事跡，同時也把前線戰士的堅韌、犧牲，通過相聲、評書、快板等形式傳遞出去。有觀眾聽完這些節目后才真正意識到：那些在前線拼命的人，也和自己一樣會笑，會怕，會難過，只是多了一份“該上就上”的決心。

從中南海到鴨綠江，從首都禮堂到臨時搭起來的戰地舞臺，一個相聲藝人的行程，也映照出新中國文藝路線的一條清晰軌跡：笑聲不只是消遣，更是一種力量。

四、晚年錄音，隔空再說一段“再來一個”

時間推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毛主席已是古稀之年，長期超負荷工作，又罹患多種疾病，身體狀況明顯下降。視力因為老年性白內障大幅減弱，外出的次數也少了許多，但對相聲的喜愛一直沒減。他偶爾會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一句：“好久沒見侯寶林了。”

1974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在即。會前，毛主席因身體原因，準備赴南方休養一段時間，同時對工作作必要的指導。就在這時，周恩來總理拿來一份擬定好的全國人大代表名單，征求他的意見。毛主席看東西已經很吃力，于是對周總理說：“名單我就不看了，你看看上面有沒有錢學森、侯寶林的名字。如果沒有，你就加上他們。”

這一句話，既體現出對科學家的重視，也把一個相聲演員的名字鄭重寫進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代表名單。之所以這樣做，很明顯，他看重的不是所謂熱鬧，而是侯寶林在相聲藝術上持續多年的鉆研，以及通過語言藝術為社會做出的獨特貢獻。

1975年1月，中央有關方面向侯寶林轉達了一項特殊任務：為在長沙休養的毛主席錄制幾段相聲。由于主席無法回北京觀看現場演出，只能通過錄音、錄像的方式，在病中再聽一聽熟悉的聲音。

接到通知后，侯寶林和搭檔立刻趕到北京電視臺的演播廳。那時他已經近六十歲，早不再是舞臺上那個精瘦的小伙子，卻依舊精神干練。一開口，語速、腔調都還是當年那股勁兒。那天，他們一口氣錄了十二段相聲，內容既有傳統段子，也有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作品，語言干凈，節奏穩當，每一段都經過仔細斟酌。

在長沙靜養的毛主席，后來聽到了這些錄音。身邊工作人員回憶：他一邊聽，一邊笑，有時還會重復其中的詞兒，顯得格外投入。有關方面也希望，愉快的心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一些病痛。

那套錄制下來的節目，后來被保存于中央電視臺的資料庫中。人們今天看到的許多侯寶林影像，其實都和這次錄制有一定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毛主席晚年與這位“語言大師”的一次隔空“會面”：一方在長沙病榻，一方在北京演播廳，隔著距離，卻仍用相聲這條線連接在一起。

晚年的侯寶林，并沒有把自己只安置在舞臺上。他參加各種曲藝研討會，推動成立曲藝研究機構，培養新一代演員，嘗試把這門傳統藝術更加系統地整理、研究。他深知，相聲要長久，不能只靠幾個包袱撐著，得有人研究語言，有人研究表演，有人研究創作，這樣這門藝術才能一代代延續下去。

回望他六十多年藝術生涯，從窮苦出身的小學徒，到新中國成立后倍受尊重的藝術家，再到晚年投身理論研究與人才培養，幾乎每一個階段，都緊緊扣著時代的脈絡。毛主席對他的多次肯定，不只是個人喜好，也折射出一個新國家對文藝工作者全新的評價方式——尊重勞動，尊重創造，尊重那些用語言、用藝術去服務人民的人。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一個個夜晚的中南海演出，沒有戰火中那些臨時搭起的舞臺，沒有1975年那十二段精心錄制的相聲，關于毛主席與侯寶林之間的故事，大概就不會如此完整。而這段故事真正耐人尋味之處，不在于“逗笑”本身，而在于在新中國最緊張、最關鍵的一些年份里，文藝與政治、舞臺與戰場、領袖與藝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既樸素又真切的聯系。

侯寶林用一生，把“說相聲”這件看似小的事做到極致。他站在舞臺上抖包袱時，或許不會去想歷史會如何記住自己，但時代已經在悄悄給他落筆：在新中國的文化版圖上，他既是相聲藝術的領軍人物，也是那個能讓毛主席屢屢說出“聽不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