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歐關系發展提供精準智力支持——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

在剛剛過去的2025年，中歐迎來了建交50周年。50年來，雙方各層級、各領域交往密切，對話合作成果豐碩，人文交流有聲有色，多邊協調卓有成效。作為思想的“孵化器”、政策的“智囊團”，智庫在推動中歐雙方交流中發揮著何種作用？中國智庫在歐洲研究領域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如何？就此話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歐洲一直是中國重點關注的對象之一。在您看來，中國的歐洲研究智庫都在發生哪些變化？

翟東升：在新中國成立后，國內較早布局歐洲研究智庫的是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分別負責西歐和東歐地區。高峰期時，中國人民大學的蘇東所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員，每一個中東歐國家都有人研究，重點是服務國家對外戰略。近年來，中國高校的歐洲研究智庫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和發展，且呈現出明顯的區域集中特征，以浙江、廣東地區最為突出。這一現象的核心驅動力在于兩地與歐洲緊密的經濟聯系及活躍的僑民交流，使得此輪涉歐智庫發展區別于以往的自上而下模式，具備了自下而上、由市場化需求主導的鮮明特點。這些智庫圍繞雙邊貿易、投資合作、僑民權益保障等實際議題開展研究，為地方政府制定對歐經濟政策、企業拓展歐洲市場提供了精準的智力支持，有效推動了中歐務實合作在區域層面的深化。總體而言，國內的歐洲研究智庫呈現出多樣化發展趨勢，涉獵國家更廣泛、涉及議題更多元，視角更開闊。

《中國社會科學報》：

歐洲主流智庫在開展對華研究時，采用了怎樣的研究方法與思路？整體呈現出哪些顯著特點？

翟東升：歐洲主流智庫的對華研究在方法論與價值取向層面呈現出多元特征，可從四個維度具體分析。

在研究范式上，跨學科融合是核心特征。其研究內容不僅覆蓋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多個領域，更注重挖掘各領域間的內在關聯與相互影響。例如，在解讀中國國際行為時，歐洲智庫會綜合考量歷史背景、戰略文化、經濟結構、意識形態等多重因素，構建多維度的分析框架。值得注意的是，20多年前歐洲主流對華研究以傳統 “漢學” 范式為主，聚焦歷史文化層面，僅少數機構開展 “當代中國研究”；如今，兩種范式實現了較好融合，既保留了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度，又強化了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動態的關注。

在研究方法上，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趨勢日益明顯。尤其是在歐洲智庫對中國外交行為的預測研究中，數據分析等定量方法的應用愈發突出，通過構建模型、梳理數據規律提升研究結論的科學性與前瞻性，同時輔以定性研究的深度解讀，形成互補。在價值取向上，高度意識形態化是其顯著局限。一些歐洲智庫在開展對華研究時，會優先從意識形態角度切入分析中國政策，這種預設立場往往導致研究視角的片面性，難以客觀全面地理解中國發展道路與外交決策的底層邏輯。在研究立場上呈現多元化特征，并無統一敘事。部分智庫秉持務實視角，強調中歐經濟合作的潛力與價值；另一部分則受地緣政治思維影響，突出中歐在政治制度、價值觀層面的分歧，甚至將中國視為 “體系性競爭對手”，形成偏狹立場。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您的研究經歷中，歐洲學者如何看中國？

翟東升：歐洲智庫學者對中國及中歐關系的認知存在明顯分化，但整體呈現出一些共性特征。多數學者對中國持有 “三重定位”，即視中國為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與制度型對手，且在實際研究與交流中更傾向于強調競爭與對手的屬性，對合作維度的關注相對不足，這也是未來中歐智庫合作中可以改善的地方。

歐洲智庫學者普遍認為中歐在氣候變化、技術創新等全球性議題上仍存在合作空間，這也成為當前中歐智庫交流的重要共識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報》：

當前，歐洲民粹主義抬頭，對歐洲政治格局及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顯著沖擊。在此背景下，歐洲智庫的研究方向與立場會受到哪些影響？這些變化又將如何作用于中歐雙方的智庫交流？

翟東升：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對歐洲智庫研究及中歐智庫交流的影響，并非單純的負面沖擊，需從辯證視角加以客觀分析。

從對歐洲智庫研究的影響來看，民粹主義帶來的政治光譜變化正在重塑研究導向。當前，歐洲政治呈現出 “中間塌陷、兩端崛起” 的特征，以德國選擇黨為代表的極右翼政黨與部分極左翼政黨支持率上升，其中極右翼政黨勢頭更為明顯，其背后是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思維底色。這一政治現實推動部分歐洲智庫的研究從傳統的 “自由主義 + 進步主義” 意識形態框架中脫離，轉向更注重現實利益的務實視角。例如，受自由主義影響，以往歐洲主流智庫對華研究存在明顯偏見；而傾向現實主義的政黨及相關智庫在對華研究領域更少受意識形態束縛，更關注中歐在經濟合作、民生改善等領域的實際利益契合點，對中國發展道路與成就的認知也更貼近實際。

從對中歐智庫交流的影響來看，這種務實轉向反而創造了新的機遇。一方面，傾向現實主義的歐洲政黨及智庫在與中國智庫互動時摒棄了以往的傲慢與意識形態預設，交流氛圍更為平等，能夠聚焦具體合作議題深入探討；另一方面，歐洲智庫圈整體正呈現 “現實主義” 轉向，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國際格局變化的推動。例如，美國此前在格陵蘭島等問題上的單邊行動，讓歐洲更清晰地認識到需自主規劃戰略定位。在此背景下，中歐智庫互動頻次顯著增加，中國智庫通過各類交流活動推動歐洲同行以更宏大的歷史視野與全球視角看待中歐關系，探索通過中美歐三角對話、中俄歐三邊對話等機制解決全球貿易與安全秩序問題，助力歐洲在未來國際秩序中尋求更有利的定位。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當前中美關系的大背景下，中國智庫的歐洲研究應聚焦哪些核心議題？在研究方法創新與人才隊伍建設方面，需采取哪些具體舉措？

翟東升：當前的中美關系使歐洲的戰略地位與政策走向愈發關鍵，中國智庫的歐洲研究需圍繞四大核心議題展開：一是歐洲軍事重建進程，關注歐洲在防務一體化、軍事預算調整等方面的動態及其對全球安全格局的影響；二是歐洲財政與債務一體化，分析歐洲如何通過債務機制改革推動經濟一體化，探索其對中歐經貿合作的潛在影響；三是歐洲戰略自主的演變，需區分法國等成員國與歐盟層面的戰略自主差異，關注其從 “針對中國” 向 “針對多極大國” 的定位轉變；四是歐洲產業與貿易政策調整，包括歐洲與印度等地區的自貿協定談判、從 “碳基經濟” 向 “硅基經濟” 轉型過程中的產業競爭力維護，以及跨大西洋關系變化對歐洲貿易政策的影響。

在研究方法創新與人才隊伍建設方面，需從三個維度推進改革。其一，強化人才代際更新與能力升級。以往中國歐洲研究人才多為語言專業出身，研究視野與方法存在局限，需擴大人才培養規模，同時通過 “歐洲研究青年研學營” 等機制，匯聚全國青年學者、博士后與博士生，邀請知名專家、前政要開展授課與論文點評，提升人才專業素養。其二，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引入“田野調查 + 工科實驗室” 雙軌機制。一方面，組織博士生赴歐洲開展密集參訪，覆蓋智庫、政府部門、高校、中資企業與商會，通過實地交流實現從 “學生” 到 “研究者” 的角色轉變；另一方面，借鑒工科實驗室模式，安排專項博士生坐班研討，定期開展內部交流，在博士階段即參與智庫項目，提升實踐能力。其三，推動研究方法跨界融合。以語言能力為基礎，強化口語交流與跨文化溝通能力，弱化傳統翻譯寫作依賴（可借助人工智能輔助）；以文史哲為支撐，深化對歐洲歷史、政治和文化的理解；以社會科學方法為核心，利用歐洲豐富的數字化管理數據，開展定量研究與問卷調查。未來還需探索引入理工科技術，突破傳統研究局限，例如通過遙感技術客觀評估俄烏沖突戰場動態，提升研究的客觀性與前瞻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在高校智庫建設中，對歐洲研究的定位是什么？在戰略規劃與具體實施層面，有哪些清晰的思路與舉措？

翟東升：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將歐洲研究作為核心定位，承擔教育部歐洲聯合研究院牽頭單位職責，致力于打造國內歐洲研究的 “領頭羊” 與 “組織者”。具體定位體現為兩點：一是資源高度集中。將絕大部分人力、財力資源投向歐洲研究，同時適度輻射俄羅斯（視為 “大歐洲” 范疇）、美國、東南亞、中東等地區，要求所有區域國別專項博士生、碩士生圍繞 “歐洲相關議題” 開展研究。例如，美國研究方向聚焦美歐跨大西洋關系，中東研究關注歐洲在中東的后殖民影響力。二是模式創新，打破傳統文科 “學者個體戶” 的研究范式，借鑒工科實驗室管理模式，專項博士生周一至周五坐班，定期開展內部研討，推動研究從 “自由散漫” 向 “集約化、團隊化” 轉變。

在戰略規劃層面，分三步走推進：第一步，構建學術與人才共同體。通過 “1+N” 模式整合全國資源，以中國人民大學為 “1”，聯合全國30余家高校的歐洲研究中心（涵蓋歐盟、法國、德國、波蘭、希臘等國別與區域研究），形成 “全國一盤棋” 的協作體系。例如，2023 年中歐建交50周年之際，牽頭組織全國高校智庫舉辦80余場紀念活動，遠超原定的50場目標，包括在歐洲舉辦對話論壇、邀請歐洲政要與學者來華交流等，顯著提升了中國歐洲研究的活躍度與影響力。第二步，建立中歐智庫協作網絡。盡管此前受歐洲對華負面態度與疫情影響，交流推進困難，但目前已與部分歐洲重要智庫恢復接洽，計劃在羅馬、匈牙利布達佩斯等對華友好地區建立前出調研支撐點，未來還將考慮在布魯塞爾重建中國智庫分支機構，強化與歐洲對華研究網絡的常態化互動。第三步，構建 “智庫研究—產業出海—人才培養” 良性循環。推動智庫的知識產品（研究報告、人脈網絡）服務于中國出海歐洲的企業，同時吸引企業資金投入智庫研究與人才培養，逐步降低對政府撥款的依賴，實現市場化可持續發展，最終形成“研究支撐實踐—實踐反哺研究” 的生態體系。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閆勇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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