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的認知里,銀行員工拿著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收入,卻時常抱怨工作強度大、客戶難伺候,這難免被視為“無病呻吟”。
甚至,有觀點認為,正是這種收入與抱怨的反差,加劇了公眾對銀行從業者的“敵視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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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將視角從“平均數”拉近到個體,一個更復雜的圖景逐漸顯現,高收入確實存在,低收入也不在少數。
一、表面的繁榮
客觀而言,銀行業的確屬于高收入行業,但“人均”二字,往往掩蓋了太多結構性的真相。
從梯隊分布來看,銀行業內部存在清晰的薪酬分層。
第一梯隊為頭部股份制銀行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商行,部分機構人均月薪超過4.5萬元,個別銀行甚至突破5萬元。
第二梯隊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由于網點下沉更深、員工基數龐大,人均月薪普遍在2.5萬元至3萬元區間。
第三梯隊則是部分偏遠地區的城農商行,受區域經濟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人均月薪低于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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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頭部銀行與尾部銀行的薪酬差距接近翻倍。
更重要的是,這只是機構間的差異,在同一家銀行內部,總行管理層與基層網點員工、核心業務部門與運營支持崗位之間的薪酬鴻溝,往往比機構間的差距更為懸殊。
財報披露的“人均薪酬”,是基于“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加上應付職工薪酬變動額計算得出的總費用,涵蓋了工資、獎金、社保、公積金、企業年金等全部人力成本。
二、內在的無助
如果說“被平均”是統計技術帶來的錯覺,那么薪酬兌現機制則是影響員工真實“體感”的深層因素。
首先是績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機制。根據監管要求,商業銀行高級管理人員以及對風險有重要影響崗位上的員工,其績效薪酬的40%以上應采取延期支付方式,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銀行員工當年賺取的績效,需要分三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全落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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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關注的是“反向討薪”機制的常態化,2021年,原銀保監會發布《關于建立完善銀行保險機構績效薪酬追索扣回機制的指導意見》,要求銀行建立績效薪酬追索扣回制度。
即使員工已經到手的績效,若后續被認定應承擔責任,也可能面臨追索。
其次是績效兌現的不確定性。對于基層員工而言,薪酬包中績效獎金的占比普遍較高,有的甚至超過50%。
但這些績效能否足額兌現,與KPI完成情況、所在網點的整體業績乃至銀行當年的利潤水平深度綁定。
一筆10萬元的貸款,客戶經理的提成可能僅有數十元,且需要滿足多項指標才能最終落袋。
三、痛苦的真實來源
客觀而言,即便剔除各種統計口徑的影響,銀行員工的薪酬水平,在全社會中仍處中上游。
那么,引發大量從業者焦慮甚至訴苦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核心在于失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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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收入節奏的失控。延期支付將收入的最終確定權后移,員工當下的付出與三年后的回報深度綁定。
這種機制設計的初衷是防范短期逐利行為、匹配風險暴露周期,但對于個體而言,意味著永遠在“償還過去”和“等待未來”之間騰挪。
另一方面是考核壓力的失控。存款、貸款、理財、信用卡、中間業務……層層分解的指標讓基層員工疲于應對。
當業績不達預期,薪酬縮減是直接后果。更重要的是,這種壓力并非通過個人努力就能完全化解。
有銀行從業者形容,這份工作像是“戴著鐐銬跳舞”:外部看是體面穩定的金飯碗,內部看是層層加碼的指標考核;報表上的“人均薪酬”光鮮亮麗,工資卡里的實際數字卻可能僅夠維持生計。
真正高收入的行業,普通人其實不了解。
銀行業確實存在高收入群體,總行核心部門、投行金融市場條線、資深業務骨干,年入百萬者并不鮮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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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60萬銀行從業者中,絕大多數是分布在各個網點的柜員、客戶經理、運營人員,他們的薪酬水平遠低于“人均”數字,卻要承受同樣的考核壓力和職業焦慮。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銀行業因其上市公司的身份,薪酬數據被強制披露,這使得“銀行高薪”成為公眾極易感知的標簽。
而那些真正悶聲發大財的行業:某些壟斷性領域、頭部私募股權機構、跨境并購中介,卻因為不上市、不披露、不招人,其薪酬水平反而游離于公眾視野之外。
銀行業的不幸在于,它太透明了,當公眾習慣用平均數去定義一群人的時候,被平均的個體,往往無處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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