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海嵩：生態環境法典的實質編纂方法及其解釋適用

來源 | 原文擬刊載于《法學評論》2026年第2期

作者 | 陳海嵩，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教授

北大法律信息網簽約作者

在生態環境法典草案正由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進行審議的歷史性時刻，需要立足于立法機關的文本進行多層次的闡釋和研討，在學理上明晰生態環境法典的整體精神、基本構造、內在邏輯和各項規則，為本法典正式生效后的解釋論作業提供基礎性框架，使其真正成為我國繼《民法典》之后實質法典化的又一重大法治成果。本文深入到法典編纂活動的基本規律和底層邏輯，以期揭示生態環境法典的價值理性及形成體系脈絡的內在邏輯和操作技術，為法典的解釋適用提供指引，也為其他領域的法典編纂提供方法論上的參考和借鑒。

一、編纂方法的重要性及

生態環境法典中可能的體系問題

01

實質編纂方法是決定生態環境法典成敗的核心要素

法典編纂不是制定全新的法律，也不是進行簡單的法律匯編，而是解決法的科學化、系統化、統一化的立法方式。法典編纂這一立法模式最為核心的要求及特征，就在于體系性。盡管已經圍繞生態環境法典編纂議題進行了相當豐富的研討，但許多重要問題仍然需要更為充分的學術支撐；特別是對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方法和方法論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必須抓緊補短板、強弱項。對編纂方法和立法技術進行深入分析并形成整體方法論，是確保生態環境法典實現體系融貫并發揮預期功效的關鍵因素所在。

就法典編纂的具體操作方式而言，可以分為實質性編纂和形式性編纂。本文所稱“實質編纂方法”即為實質性編纂中形成的方法論，是編纂過程中為最大程度實現生態環境法典體系融貫及體系效益而采取的各種手段和方式，使其能夠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是將龐雜的環境法律規范合理組織起來并形成統一系統的理性邏輯與科學方法；這些手段和方式對生態環境法典是否形成融貫的內在體系和外在體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直接關系。實質編纂方法的妥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生態環境法典能否真正達到“編訂纂修、系統整合、集成升華”的預期要求和任務目標，同時對法典的解釋與適用有著指導意義。

02

編纂方法視野中可能存在的體系性問題

下列生態環境法典中可能的體系性問題需要重視并妥善解決，構成了本研究的出發點及核心問題意識，包括三個方面的相互關系問題：

一是總則編中規定的“基本原則”與分則各編中“總體要求”相關規定的相互關系，兩者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且在形式上可能有前后重復之嫌（如多次出現的生態優先、系統治理），還存在將總則編基本原則加以“改寫”造成理解偏差的可能（如分則中的“保護優先”“合理利用”等規定）。

二是總則編中規定的生態環境標準、監測、規劃等共通性制度，與分則各編中相應規定的關系。在各分編中，除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外，仍然有大量規定標準、監測、規劃的條文，而且從規范形式上獨立于總則的規定。是否會將總則中的相關規定“架空”？如何準確理解“提取公因式”在提升法典體系效益上的實際功效？

三是法律責任編中，規范同一事項但位于不同層級條款的相互關系。在法典中用專編集中規定所有領域的法律責任，提出了全新的學術議題，形成內在邏輯自洽、層次分明的環境法律責任體系。

二、“提取公因式”不能完全適應

生態環境法典實質編纂的要求

01

“提取公因式”方法的內在要求

對前述問題的學理分析和有效回應，需要深入到法典編纂方法論這一底層邏輯上加以全面審視。根據“從分則具體規定中抽象、歸納出來共同規則”這一操作方式，生態環境法典中具有“提取公因式”表現形式的條文構造，似可概括為“大總分”和“小總分”兩個層次。關鍵在于是否能夠滿足“從同類規范中提取共同部分”的邏輯前提。只有嚴格遵循這一形式邏輯的操作方式，尊重在民法典編纂中形成的“提取公因式”一般認識，才能在真正意義上體現“提取公因式”的實質編纂內涵。這是我們進行進一步分析的前提和基礎。

02

生態環境法典中運用“提取公因式”方法的局限性

總則編中的相關條文并不是在規范意義上提取共同法律后果或構成事實的產物，很大程度上是提取相關規范中的“共同因子”而來（即“標準”“監測”“規劃”語詞），同公認的法典編纂中所采取的“提取公因式”方法有著本質區別，并不能直接形成法典的體系性效力。它們只是在字面上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描述性概念，無法憑借其形式上的體系地位（位于法典總則編）而直接適用到所有的法典各編之中。

上述分析并不是對法典草案提出批評，而是在高度肯定立法機關提升生態環境法典體系性之努力的同時，也要清醒看到“提取公因式”方法運用的局限性。即使是在民法典總則編中，條文也只有一部分真正屬于“提取公因式”而來。從編纂方法的角度看，這就意味著必須正視“提取公因式”方法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中的局限性，必須通過其他實質編纂方法的引入來真正實現生態環境法典的體系效益。

三、運用實質編纂方法形成

生態環境法典體系性的規范方式

01

“基本原則—一般條款”是構建生態環境法典體系性的核心路徑

明確生態環境法典的多元化編纂方法和立法技術“工具箱”，關鍵在于通過適宜的立法技術妥善處理法的安定性與開放性關系，形成融貫統一的內外體系。法典內在體系與外在體系的融貫，本質上就是通過法律原則將法律規范串聯起來形成有機脈絡和整體秩序的過程。因此，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中，同樣需要運用“基本原則外顯”這一實質編纂方法，通過對內在體系（基本價值）的明確宣示來引領、統攝整個法典的外部規范構造。這是確保法典形成內在價值體系并指引規范建構的重要方式。

但是，僅僅強調基本原則的方法論意義，仍不足以在根本上保障生態環境法典體系融貫性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一般條款在法典編纂中的重要作用。一般條款本質上是具有抽象性的法律規則，適用于具有共同特征的某類事物而非單個具體事物，是對抽象法律原則的具體化；其能夠協調最為抽象的法律原則和最為具體的法律規則兩端，使得法典的內在體系和外在體系相互融貫統一。綜合而言，“基本原則—一般條款”是構建生態環境法典體系性的核心路徑和規范方式，兩者之間存在相互證立關系，形成以外顯的基本原則為引領、一般條款（帶有抽象性、概括性的法律規則）為中介和紐帶、列舉式法律規則為基礎而構成的整體構造。

02

通過“基本原則外顯”方法所確立的價值指引

在法學方法論上，體系可以被定義為基于一般法律原則的價值論或者目的論的秩序。總體而言，需要立足于立體化“秩序—正義”的二元價值體系來實現生態環境法典的價值一致性，這主要通過對生態環境保護原則的實定法化來宣示法典整體的價值指引和利益調整要求，并可以進一步在學理上提煉成為各項環境法基本原則。

03

“層級化一般條款”方法的運用及功能

總則編第6條通過“基本原則外顯”方法所確立的“秩序—正義”價值要求，需要充分體現在總則編以及各分編的規定之中并形成體系化的法秩序。這一任務主要通過在法典中設立一般條款的方式來完成。不同的一般條款所內涵的價值在程度和范圍上存在差異，無法一概而論，在生態環境法典中需要以層級化的方式加以體現。在總則編、分則各編、法律責任編之中，通過各種方式形成了多樣化的一般條款，發揮著概括統一、兜底補充、優化整合、承上啟下等不同作用，通過多種實質編纂方法的綜合運用形成彈性、開放的規范體系。

四、基于實質編纂方法

對生態環境法典進行解釋適用

基于本文所概括的三種實質編纂方法（提取公因式、基本原則外顯、層級化一般條款），可以對生態環境法典中出現的體系性問題給出相應的解答，形成對生態環境法典體系脈絡和內在邏輯的理性認知及理解，這正是對法典進行體系解釋并準確予以適用的過程。

01

總則編中基本原則與分則各編的體系性問題及解釋適用

這一問題本質上是從編纂方法角度切入，揭示生態環境法典“內在體系”所蘊含的價值要求如何呈現的過程。兩者共同統攝在實質性的環境法基本原則之中，相互間不構成條文的重復或者差異而是形成相互支持的體系脈絡。

02

總則編中共通性制度與分則各編的體系性問題及解釋適用

這一問題實質上是通過編纂方法來深入理解法典總則編如何對分則各編形成規范意義上的統攝，明晰生態環境法典“總—分”關系的作用過程。在總則編關于生態環境標準、監測、規劃的規定中，立法者創制了一系列不確定性概念來盡可能涵蓋同類事項，發揮總則編一般條款最大限度的體系效益，包括：“生態環境領域的標準”概念、“生態環境監測”概念、“生態環境領域的規劃”概念。

03

法律責任編中體系性問題及解釋適用

這一問題實質上是正確理解該編所運用實質編纂方法并在具體責任追究中加以準確適用，需要準確運用法學方法論對不同條文的適用關系進行判斷。

結 語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思考復雜的環境法問題是至關重要的，“方法就是世界”。這一洞見為法典編纂背景下的環境法學研究指明了方向，是回答“環境法如何實現實質法典化”這一中國之問、時代之問的鑰匙所在，是確保生態環境法典實現預期目標的關鍵所在。對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方法和立法技術的深入研究，能夠最為有效地形成理解生態環境法典的解釋框架及其理論學說，深入推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法自主知識體系。本文所總結并分析的多種實質編纂方法，也能為教育法典、社會法典、勞動法典、衛生法典等擬議中的其他領域法典編纂活動提供相應的參考和指引，共同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本文為論文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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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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