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勝看不見的賽場：中國先進制造業的破局路徑

作者 | 投資家

面對世界領先企業，我們最大差距不是產能，也不是技術，而是背后看不見的資本投入…

一

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產業勝負變量徹底重構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也強調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著眼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從國家最新政策部署來看，壯大實體經濟、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成為重中之重，經濟發展邏輯正發生重要轉變。

我國制造業發展，正在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階段。回望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歷程，中國制造業的崛起最初依托的是要素驅動的增長模式——憑借廉價勞動力、土地資源以及大規模投資，快速完成了工業化初期的資本積累，構建起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2025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達到約30%，連續15年冠居全球，成功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規模跨越。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這一模式的瓶頸逐漸顯現：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的粗放發展路徑已難以為繼，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必然選擇。

在此背景下，中國制造業正式開啟向創新驅動的深刻變革，成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支撐。如果說要素驅動階段的競爭，是增量市場的“跑馬圈地”，核心比拼的是成本控制能力和規模化產能；那么創新驅動階段的高端制造競爭，則是存量市場的 “精耕細作”，核心比拼的是長期技術沉淀、持續資本投入，以及穿越行業周期的抗風險能力，“進入拼耐力的階段”。

談論中國先進制造的現狀，不能再簡單停留在“規模全球第一”的標簽上。經過數十年積累，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早已不只是產能和配套能力的代名詞，而是在一批核心產業中完成了從跟跑、并跑到局部領跑的躍升，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和持續迭代的工程化能力。

以半導體顯示為例，中國顯示產業已成為少數具備全球引領能力的核心科技產業之一。作為產業代表企業，TCL華星累計投資超過3000億元，布局12條面板產線，擁有全球第二大LCD產能和全球第一大LTPS產能，在多項細分領域市占率位居全球第一，如55吋及以上電視面板、98吋及以上電視面板、LTPS筆電、LTPS平板、電競顯示屏等。其背后所體現的，不只是單一企業的產能規模，更是中國在高世代產線建設、制造工藝、供應鏈協同、產品迭代和全球交付能力上的系統性優勢。換句話說，在顯示面板這一戰略性產業上，中國企業已經不是單純的追趕者，而是全球產業格局的重要定義者之一。

這種變化并不只存在于顯示產業。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比亞迪憑借全產業鏈布局和持續技術迭代，重塑了全球汽車產業競爭格局；在動力電池領域，寧德時代連續多年保持全球領先，成為中國制造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的代表性樣本。這說明，中國先進制造業已經不是“有沒有能力做高端”的問題，而是“如何在若干關鍵賽道繼續擴大領先優勢、實現從并跑到領跑”的問題。

例如，在顯示面板產業中，OLED已被公認為未來顯示技術的重要高地，也是全球頭部企業重點爭奪的核心賽道。當前，以三星為代表的國際領先企業在OLED領域仍占據較強優勢，但新一輪競爭的關鍵，并不只是沿著既有路線追趕，而是誰能在下一代技術方向上率先打開局面。TCL華星并未沿著傳統路徑簡單跟進，而是瞄準印刷OLED這一更具前瞻性的技術方向主動布局，走出了一條差異化創新路徑，并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2024年11月，TCL華星推動印刷OLED技術實現量產，這是中國企業首次在主流顯示領域實現“領跑”。2025年10月，TCL華星開工建設全球首條第8.6代印刷OLED產線，意味著中國顯示企業首次在高世代AMOLED領域具備超越式技術引領與市場主導潛力。

相比傳統蒸鍍路線，印刷OLED在大尺寸化、材料利用率、成本優化和應用拓展方面具備更大潛力，這一路線有望改寫現有競爭格局，也讓中國顯示產業在下一輪技術競爭中看到了彎道超車、搶占先機的可能。也正因如此，這類前瞻性技術路線更需要在關鍵窗口期獲得持續、穩定的資本支持。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先進制造業下一步要解決的，已經不只是補短板的問題，更包括如何在一批具備全球競爭力、并有望實現技術領跑的戰略產業中，持續加大投入、鞏固先發優勢。對于半導體顯示、集成電路等“高科技、重資產、長周期”的產業而言，誰能獲得長期、穩定、低成本的資本支持，誰就更有可能把技術潛力轉化為產業勝勢。

其中，半導體顯示正是最具代表性的產業之一。一方面，它已成為中國少數具備全球競爭力并有望進一步領跑的核心科技產業；另一方面，它又天然具有投資強度高、回報周期長、產業化門檻高等特征。這意味著，顯示產業的競爭從來不只是產品和技術的競爭，更是資本耐力、投入強度和產業協同能力的競爭。

尤其是在高世代OLED產線競爭中，投資規模較高，工程和工藝復雜度也更高。誰能夠在這一階段保持持續投入，誰就更有機會率先完成技術驗證、產線成熟和規模化落地，進而在下一輪全球競爭中占據主動。換句話說，這類產業競爭的核心，不只是“能不能投”，而是“能不能持續投、長期投、在關鍵窗口期果斷投”。

而這背后，比拼的已不僅是企業自身實力，更是資本體系能否真正適配產業規律。因為這類產業的盈利能力高度依賴規模、效率和時間窗口：在投產早期，單位成本和折舊較高，只有進入量產期、工藝成熟之后，成本曲線才能顯著下移，而這一過程往往跨越多個產業周期。也正因如此，單靠企業自有資金滾動積累，往往難以支撐下一代技術和高世代產線所需要的持續投入。

這也是高端制造產業普遍面臨的現實命題：當競爭進入深水區，決定勝負的往往不只是技術路線本身，而是誰擁有穿越周期、支撐長期投入的資本能力。

二

企業的突圍，不止是靠企業實力，更是資本體系

當我們探討高端制造的資本支撐體系時，三星無疑是最值得深度剖析的樣本：三星在高端OLED與集成電路的長期領先，表面看是企業的投入決心，背后是一套適配高端制造規律的金融、政策與產業協同體系。

這套體系的核心，是構建了 “國家戰略引導 + 財團資本托底 + 產業銀行協同 + 資本市場適配” 的全鏈條長期資本供給機制，徹底解決了高端制造 “投不起、耗不起、扛不住”的痛點。

從頂層政策來看，韓國將半導體、顯示等高端制造上升為國家戰略，對企業形成持續性的政策支撐。政府不僅針對高端制造行業推出專項低息貸款計劃，還通過稅收減免、研發補貼等方式，降低企業長期投入的風險；更關鍵的是，這種政策支持具有長期穩定性，不會因短期經濟波動或行業低谷而收縮，讓企業敢于做十年、二十年的長期布局，這也是三星能持續加碼OLED等高端領域的重要前提。

在資本供給層面，“財團+產業銀行”形成了穩定的長期資本托底。三星集團通過復雜的交叉持股，形成了極為穩定的控制權結構，這種結構決定了三星電子無需像上市公司那樣過度關注短期財報（減少分紅壓力），可以將利潤最大限度留存用于再投資。韓國產業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主動承擔“耐心資本”角色，為三星的長期項目提供低成本、長周期的貸款支持，融資成本僅3%-4%。如2026年1月，三星電子通過韓國產業銀行半導體設備支援特別項目獲得了800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8.59億元）的貸款，投入半導體設備投資。據分析，三星電子此次獲得的貸款利率在3%左右，比一般利率低1個百分點。

在資本市場適配層面，韓國為高端制造設立了差異化的融資規則。針對三星、SK海力士等戰略產業核心企業，資本市場開辟-融資綠色通道，實行再融資快速審核、定向豁免等政策，無需過度糾結短期業績波動，讓企業能根據產業節奏靈活、快速獲得資本支持。這意味著三星在進行大規模擴產或研發時，資本市場（無論是銀行還是股市再融資）更看重其技術路線圖，而不是當期的市盈率。這種資本結構，讓三星即便在行業低谷期出現巨額虧損，也能持續投入研發與擴產，從而形成“長期投入——技術領先——利潤反哺”的良性循環。

總結三星的資本邏輯，其制勝秘訣本質是“產業規律與資本規律”的精準匹配。高端制造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大額投入”，而是“可預期、可持續、低成本”的長期資本支持，而這必須依靠制度體系的保障。”對比之下，我國當前的資本支撐體系，恰恰在“適配性”上存在一定的短板——統一的再融資規則、較短的融資周期、較高的融資成本，難以匹配高端制造的產業規律，這也正是我們需要破解的核心問題。

針對我國先進制造業融資問題，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人、董事長李東生長期呼吁，“要培育世界一流企業，必須強化資本支撐。既要依靠企業自身盈利積累，也要充分利用資本市場融資功能，為企業持續發展注入動力。”

“中國制造實現轉型升級，核心在于發展高科技、重資產、長周期產業。”李東生指出。但融資機制的不完善，制約著企業自身的升級突破，更成為中國先進制造業從“規模領先”向“高端領跑”跨越的關鍵瓶頸。集成電路、半導體顯示以及工業軟件、AI大模型等核心領域，均需要長周期資本投入，要建立精準、高效、適配產業規律的融資體系。

首先，要暢通政策融資渠道。

先進制造業投資巨大且需要持續投入，但當前資本市場再融資周期長、流程繁瑣，監管統一標準等現狀，無法適配高科技產業特點，對此，李東生呼吁，“建議監管機構出臺政策，為該類型項目設置特別融資規則和通道，推動資本市場支持先進制造業發展。”

對此可借鑒國際經驗，如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將半導體、人工智能（AI）、二次電池、尖端生物等符合國家戰略規劃及尖端產業的企業納入《技術特例上市》，減少其IPO上市限制，進行單數技術評價；并在上市申請階段，為高科技和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技術公司創建“超級間隔技術上市通道”（super gap tech listing track）。

因而，我國可針對集成電路、半導體顯示等核心領域，設立特別融資規則，實行再融資快速審核、定向豁免、額度傾斜，打破統一標準、縮短審批周期，以制度化替代窗口指導，減少審批不確定性，讓企業敢投、敢擴產，真正為先進制造業大規模資本投入筑牢通道。

第二，要增強政策支持。

例如新加坡，政府強力投入資金支持科技創新。從2020年開始，新加坡政府每年將GDP的1%投入到研發、創新和企業發展中?，總計250億新元，為30年來最大科研撥款。2024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金融領域科技和創新3.0計劃”，即額外撥款1億新元用于支持金融機構在量子與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能力建設。2025年新加坡財政預算案顯示，新加坡政府將向全國生產力基金再投入30億新元，支持科技創新領域的研發。

結合我國國情，我們要發揮產業資金引導作用，既要加大科技財政投入，更要通過產業基金等形式帶動社會資本，充分激發市場的力量，聚焦技術攻堅期和產業早期，合力投向高科技產業領域，幫助企業跨越建設期與爬坡期，并在制度設計中預先明確退出路徑，實現“以空間換時間”。同時要建立創新投資盡職免責制度，優化績效考核指標，對符合規定的科技創新投資給予合理容錯空間。

第三，要增強“耐心資本”供給。

高端制造業的長周期特性，決定了其需要“長錢長用”的耐心資本。以德國為例，針對隱形冠軍“深耕細分領域、資金需求周期長”的特點，德國商業銀行與儲蓄銀行推出“技術升級專項貸款”，貸款期限最長可達15年，利率較普通企業貸款低1～2個百分點，覆蓋設備更新、工藝改進等核心場景，2023年此類貸款占隱形冠軍企業債務融資的62%。商業銀行作為政策性貸款（如“EXIST項目”）的主要合作方，向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年利率≤1.5%的低息貸款，覆蓋技術研發、市場驗證等階段。

我國可借鑒國際經驗，推出10年期以上的中長期低息技改貸款，依托科技創新再貸款、貼息工具，壓降優質高端制造企業的融資成本，逐步接近三星等國際巨頭的融資成本水平。同時，創新授信與風險分擔模式，打破傳統抵押擔保依賴，如以企業專利、研發投入、產業鏈訂單、產能規模等為核心授信依據，重點支持輕資產重研發的中小配套企業，并建立研發險、中試險、首臺套保險聯動機制，由政府補貼部分保費，為企業技術攻關支撐，讓金融機構敢貸愿貸。

結語：

總之，中國先進制造不缺產業鏈、不缺企業家精神、不缺政策方向，下一步更需要的是匹配國家戰略、適配產業規律的長期耐心資本。

只有解決融資痛點，讓敢啃硬骨頭的企業敢投、能投、長期投，中國先進制造業才能真正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