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囚犯借上廁所成功越獄后一去不復返

1949年4月11日凌晨，上海一處看守所，一名被判死刑的囚犯說要上廁所。

看守沒當回事，放他去了，然后，他就再也沒回來。

這個人叫范紀曼，他不是普通逃犯。

——《壹》——

但1925年，他考入了黃埔軍校武昌分校，和羅瑞卿是同班同學，這一年他還加入了共青團，第二年轉為正式黨員，之后直接上了北伐戰場。

在葉挺獨立團當排長。

汀泗橋那一仗，他沖在前面，身上掛了彩，傷好之后，黨把他調回四川，去梁山、合川兩縣建黨，先后做了縣委書記。

這條路走得順，但沒走多久就出了事。

1930年5月，他在上海法租界做地下交通員，被捕了，證據不足，后來保釋出來，但這次被捕，切斷了他和組織的聯系。

接下來的七年，他一個人漂著。

七年，一個人和自己的信仰耗了七年。

1932年，他終于重新接上了頭，組織看了看他的條件，黃埔出身，國民黨內有路子，外語過關，還懂藝術，能偽裝，結論是：送進去，打入國民黨內部。

從這一刻起，他開始過另一種人生。

——《貳》——

潛伏這件事，聽起來浪漫，做起來是每天都在懸崖邊上站著，范紀曼打入的第一個目標是國民黨北平情報站，他憑著黃埔的底子和真實的履歷，很快做到了代理站長。

這個位置讓他能接觸到大量機密。

而他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東西通過單線聯絡，一份一份地傳出去，1938年8月，他截獲了一份情報：日軍正在密謀突襲蘇聯。

這個消息被及時傳到延安，轉達蘇方。

日本投降之后，他接了一個更危險的任務。

1945年8月，黨要他從上海提籃橋監獄里救出兩個人，一個是東北抗日聯軍副總指揮楊樹田，楊靖宇烈士的弟弟，另一個是地下黨員李一鳴。

這兩人關在國民黨的監獄里，隨時可能被處決。

范紀曼沒有另起爐灶，他直接換了一身行頭，偽裝成從重慶來的國民黨高級軍官，走進了提籃橋，他談，他周旋，他用真假難辨的身份把兩人從獄中提了出來。

沒有槍戰，沒有爆破。

就是一個人，用一張臉，把兩條命從虎口里帶了出來，1947年8月，他又打入了國民黨國防部二廳，擔任代理少將專員，專門負責國際情報。

蔣介石總部準備遷往臺灣的消息，就是他發出去的。

1949年元旦，組織給他布置了一個特殊任務：把元旦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秘密送到上海各民主人士手中。

他當時在上海戲劇學院做兼職教員。

利用學院的油印設備，親手印了80份，交給地下工作人員，一份一份散出去，這80份紙，一旦被發現，當場就是死路。

——《叁》——

1949年3月1日，范紀曼被捕了，出賣他的人叫沈寒濤，也是共產黨員，被中統抓住后招了供，沈寒濤和范紀曼只見過一面，但這一面要了范紀曼的命。

軍統上海特務王方來親自來抓人。

被捕之后，國民黨對他用盡了手段，要他開口，他沒說一個字，沒有供出任何人，沒有透露任何組織信息，審訊沒有結果，國民黨上峰下了命令：死刑。

執行日期定在1949年4月11日。

死亡面前，有人崩潰，有人裝作不知道，范紀曼選擇了后者，同時開始想出路，他察覺到死期將至，是從幾個細節判斷出來的。

看守所長徐少元在他名字上畫了個圈。

這是處決名單的慣常記號，氣氛比平時更壓抑，看守的眼神不對，然后，那天晚上，看守給他送來了一頓格外豐盛的晚餐。

這就是所謂的"斷頭飯"。

范紀曼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吃完了，還嫌不夠，讓看守再添了些，他知道，任何慌亂都會讓看守提高警惕，今晚是他唯一的機會。

他開始等，等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松懈下來。

1949年4月11日凌晨4點，范紀曼開口說肚子疼，要上廁所，看守打量了他一眼，說了句"快去快回"，這四個字，在黨史記載里，被描述為"意味深長"。

也許這個看守知道，也許不知道，但他放人了。

范紀曼沒去廁所，他找到了一塊平時犯人用來放臉盆的木板，扛起來，架在看守所的竹籬笆墻上，第一次爬，滑下來了，面部摔傷，出了血。

他沒有停，再架，再爬，翻過去，跑。

等看守發現人不見，看守所里亂成一鍋粥，所長徐少元下令追人，先在附近街道上搜，沒有，天亮之后，徐少元親自帶著武裝獄警去到范紀曼家，里面沒有人。

解放之前，他活著，藏著，沒被找到。

1949年9月，范紀曼重新出現，協助破獲了"焦建和特務案"，回到組織工作，1990年12月21日，上海龍華殯儀館，為他舉行追悼儀式。

他以上海戲劇學院退休教授的身份離世，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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