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軍事行動后無計劃，441公斤濃縮鈾下落不明

批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襲擊的人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接下來的局勢毫無計劃。他們的說法不無道理：特朗普吹噓自己一天之內就能解決戰爭，恰恰暴露出他的注意力存在局限性。但是，真正的問題不在于特朗普的時間視野短暫，而在于他對威脅的狹隘認知。

傳統意義上講，特朗普的轟炸行動沒有任何戰略可言。但它基于一個明確的假設：伊朗政權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摧毀該政權就能消除威脅。這與美國發動對伊拉克和利比亞等國戰爭時的基本信念如出一轍。當時的假設是錯誤的，現在很可能帶來更加災難性的后果。

美國有從空中摧毀中央集權勢力的超強能力，但缺乏后續應對能力。由于真空的權力無法用精確制導武器打擊，也無法通過衛星圖像定位，美國的戰略思維系統性低估了其中危險。

這反映了美國一種反復出現的認知偏差：無法用軍事手段應對的威脅，往往不那么被重視。最嚴重最持久的風險往往在中央集權崩潰、武器流散、監管鏈條斷裂、問責機制消失后出現。

伊拉克戰爭本應清楚地展現了這一點。2003年，美國以薩達姆政權直接且嚴重威脅美國安全為由，摧毀了伊拉克國家機器。但該政權垮臺后，隨之而來的并非安全而是混亂。短短幾天內，數百個武器庫被洗劫，黑市充斥著小型武器、火箭推進榴彈和迫擊炮彈。這些武器落入比薩達姆政權更難以預測、更隱蔽、更難以遏制的勢力手中。

其中就包括伊斯蘭國，它最終從伊拉克各種解體機構的廢墟中崛起。2014年攻占摩蘇爾后，該組織從伊拉克軍事基地繳獲了大量美國提供的武器，這是繼國家毀滅行為之后的第二次武器擴散。這種模式是結構性的，而非偶然。

利比亞本應讓美國人更深刻地吸取這一教訓。2011年北約幫助推翻卡扎菲政權后，國家機構迅速崩潰，約3000至12000枚能夠擊落民用客機的便攜式肩扛式地空導彈消失無蹤，最終出現在薩赫勒地區、西奈半島、加沙及其他地區的軍火市場上。

這些事件印證了所有針對制度薄弱政權實施斬首行動的系統研結論：后果是分裂而非穩定。伊朗的情況亦是如此，只是其政權垮臺后散落的武器，可能比火箭筒或便攜式防空導彈更加危險。

去年6月美以空襲之前，伊朗擁有約441公斤豐度60%的濃縮鈾，距離武器級僅一步之遙。專家估計，這足以制造約十枚核裝置。空襲后，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實際上被禁止進入伊朗核設施，該機構表示，目前無法確定伊朗濃縮鈾的庫存規模或下落。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些材料被封存在坍塌的地下設施中，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們在空襲之前已被轉移到未公開地點。這兩種判斷都基于易受操縱的零散證據，包括衛星圖像、信號情報和伊朗政府的聲明，因此他們都對特朗普政府“徹底摧毀”的說法存疑。

政權摧毀邏輯核心在戰略上的諷刺之處，在于受損的設施、散落的核材料以及士氣低落或缺失的保管人員恰恰是核擴散的最有利條件。換言之，美以打擊行動非但沒有消除核擴散的風險，反而加劇了這種風險。

即使裂變材料被挪用的概率仍然很低，也必須極其嚴肅地對待。這是核安全的核心原則：對于不受國家管控的裂變材料，必須以最壞的可能而非平均概率進行評估。恐怖網絡獲得便攜式防空導彈已經是災難，一旦他們獲得武器級核材料，核威懾的邏輯本身就會被打破。

威懾需要一個回應對象，哪怕它是敵對國家，因為即使是敵對國家，也有它想保全的首都、領導層和人民，一旦這些要素消失，1945年以來阻止使用核武器的框架就會崩塌。你無法對著真空來談判保障措施，無法與一個四分五裂的領土簽署協議，無法核查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國家是否遵守承諾。

3月4日， 預測網站Kalshi顯示 哈梅內伊之子穆杰塔巴 接任高達74%。

目前這個保管核材料的國家，無論其多么不完善或充滿敵意，是唯一能夠被有效約束的實體。摧毀它，只會讓解決核威脅變得更加緊迫，實質上卻又無法實現。

蘇聯的先例頗具警示意義。1991年蘇聯解體后，安全體系的衰敗使核材料管理變得脆弱不堪。喬治·索羅斯創建了一個基金會，旨在支持蘇聯科學家，防止人才流失并降低核擴散風險。在他的引領下，美國開始大力投資于削減威脅的合作項目。

在某些方面，伊朗的情況更加危險，因為其核基礎設施長期以來既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而且，實物核材料并非唯一的隱患。幾十年來，伊朗培養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核科學家，一旦國家崩潰，他們將成為自由人，只要花錢就可以雇傭。低濃度核材料可能被改造成放射性擴散裝置（“臟彈”），足以污染城市區域。在缺乏機構監管的情況下，每個濃縮設施、研究設施和反應堆都是獨特的風險源。

美國看到可以打擊的政權，就斷定實施打擊能夠消除它們構成的威脅。但是，消滅看得見的對手并不能消除潛在的威脅，只會將威脅轉化成難以捉摸、不透明、分散、不受制約且無法談判或監控的東西。除非美國認識到這一點，真正吸取巴格達、的黎波里甚至可能是德黑蘭的教訓，否則它將繼續制造導彈無法解決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