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對以色列降級外交關系：全球罕見的“外交極簡主義”

2026年3月11日，西班牙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其駐以色列大使安娜·薩洛蒙（Ana Salomón）的職務，并決定將駐以外交代表級別降至臨時代辦（chargé d‘affaires）。這一決定意味著，西班牙駐特拉維夫大使館將不再由大使級外交官領導，其外交代表層級與目前以色列駐馬德里使館的級別實現了“對等”。

表面上看，此舉是對以色列自2024年5月以來一系列外交舉措的回應——彼時，因西班牙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以色列政府召回了其駐馬德里大使，且此后長期未重新派駐。去年9月，薩洛蒙已被召回馬德里磋商，此后便一直留駐國內。3月11日的決定，不過是將這一懸置狀態正式化、制度化。

然而，若僅將其理解為一次簡單的外交反制，便忽略了這一事件所承載的更為復雜的政治意涵。在幾乎所有與以色列保持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中，以如此清晰、規范的外交程序將雙邊關系實質性降至非大使級，西班牙的做法堪稱“獨一無二”。理解這一罕見舉動，需要超越事件本身，進入西班牙外交哲學、國內政治生態、歷史文化記憶以及國際秩序變遷的多重脈絡。

對等反制的法理邏輯

需要澄清的是，西班牙此次行動并非主動挑釁，而是在外交程序意義上的“對等回應”。2024年5月，西班牙與愛爾蘭、挪威同步承認巴勒斯坦國，以色列隨即召回其駐馬德里大使，且此后未再任命新任大使。這意味著，在過去近兩年時間里，以色列駐西班牙使館一直由臨時代辦主持，事實上已處于降級狀態。與此同時，以色列政府還采取了更具侮辱性的措施——禁止西班牙副首相約蘭達·迪亞斯（Yolanda Díaz）及大臣西拉·雷戈（Sira Rego）入境。在外交慣例中，對方先行降級，己方再行對等調整，程序上無懈可擊。正如西班牙外交部所強調的，此舉使西班牙駐以使館的級別“與以色列駐馬德里使館處于同一水平”。

國內政治與民意的雙重基礎

西班牙之所以能夠邁出這一步，與其獨特的國內政治格局密切相關?，F政府是由工人社會黨（PSOE）與左翼聯盟“蘇馬爾”（Sumar）組成的聯合政府，在歐洲主要國家中，這種中左與激進左翼的執政組合實屬罕見。左翼意識形態天然強調國際人道法、批判占領行為、質疑西方主流親以話語，這使得西班牙政府在價值取向上與以色列政府存在根本性分歧。

更為關鍵的是，政府立場與民眾意愿形成了高度協同。據馬德里埃爾卡諾皇家研究所（Elcano Royal Institute）2025年7月發布的民調，82%的西班牙受訪者認為以色列正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genocidio），78%支持歐洲國家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這一數據超越了傳統左右翼分野——在自認右翼的受訪者中，仍有62%持此看法。西班牙社會對巴勒斯坦事業的同情具有廣泛性和一致性，使得政府采取強硬立場無需承擔國內政治成本，反而能夠獲得民意背書。正如巴塞羅那國際事務研究中心（CIDOB）研究員穆薩·布雷克巴（Moussa Bourekba）所言，政府與民眾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存在“共識”。

歷史記憶與地緣經濟的內在驅動

更深層的動因，埋藏于西班牙的歷史記憶與地緣現實之中。從公元711年到1492年，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處于穆斯林政權統治下，史稱“安達盧斯”（Al-Andalus）。這一時期，基督教、伊斯蘭教與猶太教文化形成了相對共存的社會格局，成為西班牙文化遺產中不可剝離的一部分。對西班牙人而言，安達盧斯既是“他者”，也是“自我”。這段歷史賦予西班牙對阿拉伯世界某種親近感與文化理解，使其在處理中東事務時，天然傾向于扮演歐洲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橋梁角色。

二戰后佛朗哥統治時期，西班牙在國際上相對孤立，遂與阿拉伯國家建立密切關系以打破封鎖。1979年，時任首相阿道弗·蘇亞雷斯（Adolfo Suárez）在馬德里會晤巴解組織執委會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使西班牙成為首個正式接待這位當時被西方孤立人物的西方國家。直至今日，西班牙與阿拉伯世界仍保持著緊密的能源與基礎設施合作——西班牙國家天然氣公司數據顯示，2025年1月至8月，阿爾及利亞是其最大天然氣供應國，占33.0%；由十二家西班牙公司組成的聯合體承建了麥加-麥地那高速鐵路項目。維護與阿拉伯世界的良好關系，減少中東沖突升級，符合西班牙的國家利益。

中等強國的戰略自主訴求

將此次外交動作置于更廣闊的國際秩序變遷中審視，可以捕捉到另一重意涵。在當前日益碎片化的多極化格局中，“中等強國”（potencia media）正經歷戰略自主意識的覺醒。面對美國反復無常的脅迫性外交政策，中等強國日益意識到，過度依附于單一霸權將使其喪失外交回旋空間。

西班牙此次行動，并非對美國或以色列的全面對抗，而是在具體議題上堅持自身判斷。正如桑切斯3月4日的表態所示，西班牙“反對破壞國際法；反對動用武力解決沖突；反對重蹈覆轍”。這是一種基于規則和立場的審慎表達，而非意識形態化的站隊。以色列外長吉迪恩·薩爾（Gideon Sarr）指責西班牙“與暴君站在一起”，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威脅削減與西班牙的貿易，這些反應恰恰印證了西班牙選擇了一條獨立的路徑。

西班牙撤銷駐以色列大使的決定，既非情緒宣泄，亦非激進挑釁，而是在多重條件疊加之下做出的理性選擇。它有民意基礎、有法理依據、有歷史淵源、有現實利益，同時契合中等強國在動蕩時代尋求自主定位的普遍趨勢。在滿場模糊、敷衍、沉默的國際社會里，西班牙的這一舉動之所以顯得“極端”，并非因為它過于激進，而是因為它太過清晰——清晰地將一項原則轉化為行動，清晰地在法理框架內表達了立場，清晰地承擔了一個國家在國際法與人道主義議題上應有的責任。

在未來的國際秩序重塑過程中，類似西班牙這樣的聲音或許會越來越多。正如法國前外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談到加沙人道局勢時所言：“今天，誰在這一地區拯救了歐洲的榮譽？是西班牙。”

來源：意歐視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