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你解讀的書,是人類學家關宜馨創作的《不確定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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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運動是中國諸多現代化嘗試之一,其發生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晚清知識分子大多認為兒童教育對于國家危亡非常重要。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則主要通過兒童文學去影響教育,改革家庭關系和育兒方法。這些嘗試在毛澤東時代被中斷了。毛澤東時代過后,我國的計劃經濟開始轉型,中國恢復了對兒童的關注,并倡導實施“優生優育”政策。
國家希望能夠塑造出具有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公民主體。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看重個人對于人民和國家的責任,后毛澤東時代則強調個人的主體性,強調個人的奮斗精神。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提倡“全面發展”“個性發展”的素質教育就成了大勢所趨。
素質教育本身充滿了內在矛盾。一方面,對“素質”的定義模糊不清,國家無法為其劃定邊界,另一方面,素質教育也逐漸被消費文化裹挾,從單純的教育成為經濟、社會地位等種種因素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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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母親往往要付出很多的“情感勞動”。在中國的家庭中,母親為了培育孩子的內在主體性往往要壓抑自己的憤怒或其他感受。育兒過程中,母親是主要照料者,她們往往比男性承擔更重的道德負擔。
除卻對自身情緒的控制,母親還面對著外在世界的巨大壓力。中國人口眾多,學生們需要承擔相當大的學業競爭壓力。在這樣殘酷的競爭中,不同的條件對于孩子的教育及成長有重要影響。
福柯哲學中有“布置的技藝”這一概念,與中國文化中的“勢”較為相似,即承認外在世界的不可控制和對自己的影響,但通過對事物的正確布置,將其引向自己希望的目的。母親們努力為孩子們創造條件也是在順勢而為,借勢而為,體現出了憑借個人力量在社會洪流中站穩腳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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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非生物決定的,在傳統社會中,生育和養育子女被天然地認為是母親的職責。這一意識形態掩蓋了女性在育兒中遭遇的壓迫性環境。而在后毛澤東時代,國家號召女性成為“好媽媽”的角色,養育“高素質”孩子其實也是這一意識形態的延續。
情感教育能夠幫助孩子提升素質,保持敏感,發現潛能,極為符合中國“素質教育”的前進方向。通過“情感銀行”和“情感鈔票”這樣的表達,不同事物之間建立起了穩定的等價關系,似乎也給孩子和家長的世界帶來了一點安全感。當孩子們接受情感教育時,情感鈔票就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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