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宋平關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國史研究二三事

宋平同志的國史情懷

——宋平關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國史研究二三事

陳東林

摘要：宋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重大經濟建設決策和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有著特殊的感情。自當代中國研究所1990年成立以來，宋平就對當代中國研究所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重要的支持，曾多次聽取鄧力群和歷屆所領導的匯報，從辦所方針、科研項目、干部調配到后勤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并代表中央給予了支持，曾兩次親臨當代中國研究所視察工作、兩次來當代中國研究所參加重要學術和紀念活動；從立意、內容、編寫、體例和送審等各個方面關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的編纂工作，多次和編纂負責同志談話，提出了精辟的意見；對國史特別是新中國經濟建設史的具體問題，也有著許多高屋建瓴的理論認識和真知灼見。

宋平出生于1917年，今年（2020年——紅色文化網注）已經是百歲有三的老人了。從1937年12月他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起，就矢志不渝地投身于黨的事業中。新中國成立后，宋平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重大經濟建設決策和事件的參與者、見證人。宋平在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的時候，曾滿懷深情地回憶1949年開國大典那個激情澎湃的時刻：“當時我30歲出頭，在東北做工會工作。民族危亡中投奔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根據地和國統區，親見先烈犧牲和身邊戰友倒下，他們畢生奮斗和為之獻身的目標，終于實現了。黨的旗幟插遍祖國大地，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隨著共和國的誕生來到。當時我在沈陽，在廣播里收聽北京的慶典，和同志們一起歡呼跳躍。記得當時沈陽舉行慶祝建國的大會，十幾萬人涌上街頭，全城淹沒在紅旗的海洋里。我在波濤洶涌的游行隊伍中，心情像陽光一樣燦爛，唯一的愿望，就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更加奮發地工作”。（1）

宋平對于畢生為之奮斗的人民共和國有著深厚的感情，同時也對國史研究有著特殊的感情，并對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國史研究工作給予了寶貴的指導和熱心支持。

一

199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胡喬木、薄一波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建議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當代所），其行政和日常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代管；同時建議任命鄧力群為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負責組建和指導當代所。（2）當時，宋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黨務工作，因此，6月19日他在報告上第一個圈閱同意，轉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李瑞環，他們也分別圈閱同意成立當代所。從那時起，宋平就對當代所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重要的支持。

當代所成立后，宋平曾經多次聽取鄧力群和歷屆所領導的匯報，從辦所方針、科研項目、干部調配到后勤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并代表中央給予了支持。當代所成立之初，人員來自四面八方，調集不易；辦公用房緊張，沒有宿舍，缺乏科研資料，條件十分簡陋。宋平就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打招呼，分別予以解決。

宋平還兩次到當代所視察工作：第一次是1995年1月18日，當代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下簡稱國史學會）聯合舉辦“國史學科建設暨科研成果展示會”。宋平因故當日未能親臨，特發來賀信，對國史學科建設的發展表示衷心祝賀。回到北京后，2月13日，他在鄧力群和國家計委副主任房維中、甘子玉的陪同下到當代所視察工作。在參觀國史學科建設暨科研成果展覽、聽取當代所所長李力安關于當代所工作情況的匯報后，宋平發表了重要意見，并為當代所題詞。他還來到各研究室和辦公室，與科研、管理人員一一見面、親切握手，然后和科研人員進行了座談，勉勵大家努力研究、編寫好中央交辦的國史編纂工作。第二次是2002年10月31日，宋平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所所長朱佳木的陪同下，再次視察當代所，參觀了新建成的圖書檔案資料樓及建所12周年所慶展覽，與部分科研人員進行座談，接見了各室、社負責干部和局級以上干部，并同全所干部職工合影留念。

此外，他還兩次來當代所參加重要學術和紀念活動：一次是2000年10月17日當代所舉行的紀念“抗美援朝、保家衛國”50周年座談會；另一次是2001年6月23日國史學會在當代所舉辦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20周年學術討論會。特別是紀念“抗美援朝、保家衛國”50周年座談會，宋平和黃華、馬文瑞、鄧力群等老同志一起到會，聽取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劉玉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武寅和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喻權域、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二室主任齊德學、《誰是最可愛的人》主人公原型馬玉祥、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原政務參贊柴成文、著名作家魏巍等的發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宋平上午饒有興味地聽了大家的發言，中午回家吃飯后未曾休息，下午又趕來繼續聽取發言。那時他已經是83歲的老人了。

對于當代所和國史學會在所外、京外舉辦的重要學術和紀念活動，宋平也不辭辛苦，多次出席。如199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出版署、當代所在人民大會堂共同召開的《當代中國》叢書暨電子版完成總結大會；1999年9月2日，當代所、國史學會、河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在鄭州聯合召開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學術討論會；2001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當代所在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辦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20周年座談會；2004年9月1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當代所、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在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5周年座談會；等等。

為了積極宣傳國史編纂成果，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宋平還多次為當代所、國史學會科研人員編寫的重要圖書和攝制的影視作品題詞，如圖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回憶胡喬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康世恩傳》《共和國要事口述史》，12集電視連續劇《紅旗漫卷西風》（原名《凱歌進新疆》）、10集電視紀錄片《大三線》，等等。他把這當作一項重要的革命工作，十分認真，一絲不茍。比如，他在應國史學會三線建設分會請求題寫“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館名時，因為已經近百歲，手發抖，便寫了同樣的四張，讓同志們挑選，還說哪個字寫得不好，可以集其他字。當博物館的同志要贈送他攀枝花當地產的苴卻硯作為紀念時，他卻堅決拒收。

二

編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以下簡稱《國史稿》）是中央賦予當代所的“首要任務”。（3）宋平對這部書從立意、內容、編寫、體例到送審都十分關心，多次和編纂負責同志談話，提出了精辟的意見。

2007年8月12日，當代所副所長程中原受鄧力群委托，到宋平寓所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稿（內部討論稿）》，并匯報有關情況。宋平就國史編纂的相關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

他聽取匯報后說：從1991年開始到2007年，已經歷經17年了，很好！17年，寫出來不容易啊！他聽到鄧力群對這部書的難點問題提出了一些重要指導意見，如對“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10年，要區分“文革”和“文革”時期，要寫“文革”這場內亂，還要寫經濟繼續發展、外交取得突破時，宋平非常贊成地說：這個觀點太重要了，“文革”是亂在局部，亂在一個時期，經濟受到影響，拉大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整個時期的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然后，他進一步論述說：這樣認識和處理很對。有的書對缺點、錯誤缺乏分析，沒有分析哪些錯誤是難以避免的，哪些錯誤是因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我們對待錯誤采取什么態度、什么方法，怎樣糾正錯誤、走向正確。應該看到，我們犯錯誤，但人民還在奮斗，國家還在前進。要把領導犯錯誤和干部群眾的努力奮斗相區別。寫歷史不能只講領導的錯誤，而不說人民的努力，不說他們的創造和貢獻。他最后還建議，這樣大部頭的書，領導真正細看不容易。你們可以召開一些專家學者的座談會，把有爭論的問題提出來，你們是怎樣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的，寫個材料報給領導，請他們看相關部分，作出決定。

《國史稿》正式出版后，宋平對《國史稿》給予了高度評價。在為《共和國日記（1949年卷）》一書作序時，他說：“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正式出版。這是一部中央審定、無論資料或論述都具權威性的國史稿。”“有黨的歷史決議和黨的十八大精神作為指導，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可以參酌，又出版了不少回憶錄。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把握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主線，伴隨國家發展的腳步，一部一部編下去，一定會越來越取得豐富的經驗”。(4)

三

作為從基層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的高級干部，宋平對于國史特別是新中國經濟建設史的具體問題，也有著許多高屋建瓴的理論認識和真知灼見。他反對夸大寫國史中的錯誤，但也不同意回避寫錯誤。2007年7月4日，宋平在火車上對鄧力群說：“寫國史，首要的是‘真’這個字。”我們理解，他所說的“真”字，就是實事求是。在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上，我們特別深切地感受到他這個“真”字。

1964—1980年開展的三線建設，是新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重大戰略。由于大部分時間與“文革”時期重合，學術界對于三線建設存在不同評價。宋平從20世紀60年代起曾經擔任西北三線建設副總指揮，80年代又擔任國家計委主任，是三線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

2012年5月25日，當代所副所長武力帶著科研人員，就三線建設的評價問題采訪宋平。那時，他已經是95歲高齡了，但仍然思維敏捷、記憶清晰。

他首先從解決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角度，高度肯定了三線建設戰略。他說：“1952年學蘇聯搞建設，搞全國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當時國民黨留下的是個爛攤子，起碼的統計資料都沒有。全國成立了六個大區，各大區都布置自己的經濟建設。東北全境解放最早，現代工業比較集中。東北局成立最早，經濟建設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形成了一個局面。”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內外形勢和經濟建設狀況，“中央也贊成把一些企業移到內地去。我和谷牧兩人到上海去搞搬遷，能搬的就搬到內地，工人也要隨廠遷移，主要到陜西、寧夏、甘肅、青海”。把沿海的一些人送到內地去就業，到內地都成了寶貝。“從上海搬去的理發師在賓館、飯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級的手藝人，廚師、裁縫也去的不少。”真正的工業還是在東北。各大區要發展，華東可能比華北好一點，像西部地區就很困難。“后來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線建設，要準備打仗，要修成昆鐵路。這樣就把一線、東北、沿海最好的工廠，特別是‘獨生子’（只此一家的），要搬到內地去。”“所以三線的搬遷加快了西部的發展。因為搞三線不單是軍工，原來想的是搞軍工，但軍工也要配套的，像鋼廠、機械廠，配套的企業也要搬去，把最好的設備移到那里。”“把最好的都搬過去了，西部就有了基礎。修鐵路、公路，搞建設，配套的東西多。”“我看三線建設實際上是解決了工業的布局問題，大搬遷是發展內地最快的辦法。”(5)

然后，宋平也指出了三線建設存在的問題：“當年一些布局也有一些經驗教訓。不是搬到三線靠后了就覺得安全了，還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進洞。我當時一看就說，工廠進山反而不隱蔽了，在城鎮是看不清楚。但到山上去，沒有人煙，一切都擺在上面，都暴露了。真正的隱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陜西南部的洞里去看，洞里很困難，通風都有很大的困難，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經驗教訓。”（6）

最后，他從現代工業城市布局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歷史是在當時的條件、當時的認識下形成的，所以要不斷地調整，這都是付出過代價的。”“現在城市交通擁堵很不方便，我覺得要用三線建設搬遷的經驗。大城市要瘦身。搬遷工廠出去之后才能瘦身。現在首鋼搬出去發展了，北京也發展了。搬遷是調整結構最好的辦法。上海、北京、廣州這些大城市太大了，2000多萬人，交通擁堵，地價又高，沒必要什么都擠在大城市”。“現代化的辦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進企業擺在哪里都行。搬到中小城市不影響你的業務，有了電腦、網絡、電話、手機，通訊交往都很方便。大樓蓋在哪里都可以。”他總結說：“大城市要瘦身，我覺得要借鑒三線搬遷的經驗。一個廠在大城市好像覺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術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寶貝。搬去后，當地不僅有了工業，還帶動了服務業，也解決了就業，配套了。”(7)

聽到他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到現在信息化時代的侃侃而談，真想不到這是一位近百歲老人跨越世紀的全方位認識。

2019年12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當代所所長姜輝帶領副所長武力、李正華、管明軍拜訪宋平時匯報了當代所近年來取得的成績及當前的重點工作，聆聽他關于進一步辦好當代所的指導意見。102歲的宋平精神矍鑠、言談清晰。當姜輝把當代所受中共中央宣傳部委托、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華誕編寫出版的《新中國七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呈遞給宋平時，他十分高興，戴上眼鏡仔細翻閱。當聽到當代所要舉行建所30周年的紀念活動時，他不顧自己已是行動不便的百歲老人，興奮地說：“到一下是可以的，祝賀一下。”他說：“歷史很重要，黨史、國史都非常重要，你們現在是史官。這么大的國家，歷史是很輝煌的。”他還引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最后，宋平拿起事先寫好的稿子，念了給當代所同志們的贈言：“三十年來，你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取得了今天的成績，來之不易。國家和人民都會感謝你們。新時代要有新作為，我祝愿大家今后取得更大、更多的成績！”

讓歷史思考隨著時代脈搏跳躍，這是宋平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他曾經說：“我成為行動遲緩的老人，而我們的黨和共和國卻永遠年輕，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創造，真正是日新月異。”(8)

與國史一起前進、一起年輕，這就是宋平的國史情懷。

注釋：

（1）《共和國日記（1949年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1頁。

（2）本文所用部分史料來源于《當代中國研究所大事記（1990—2010）》（當代中國研究所辦公室2010年編印）、當代中國研究所秘書檔案處所藏相關檔案及口述史料，凡出自上述材料的引文，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頁。

（4）《共和國日記（1949年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1、2頁。

（5）武力等采訪整理：《宋平談三線建設及工業布局》，陳夕：《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11—512頁。

（6）武力等采訪整理：《宋平談三線建設及工業布局》，陳夕：《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13頁。

（7）武力等采訪整理：《宋平談三線建設及工業布局》，陳夕：《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頁。

（8）《共和國日記（1949年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1頁。

來源：紅色文化網（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陳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