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全球秩序問題上的表態,犯下了一個難以忽視的錯誤。這不僅關乎一場外交演講的措辭,更觸及歐盟存在的根基。
德國曾經力推所謂“擴張性緊縮”政策,并在歐債危機最危急的時刻阻止歐洲中央銀行出手救市。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再誤判局勢,直到歐元幾乎瀕臨崩潰,才被迫轉向。她最終作出正確選擇,但那是在耗盡幾乎所有錯誤之后。
緊接著爆發的是難民危機。默克爾曾與一名敘利亞難民合影留念,一張自拍成為開放姿態的象征。德國國內輿論迅速反彈,社會擔憂難民大量涌入。很快,那張自拍被淡忘。德國轉而推動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達成協議,以六十億歐元為代價,將難民安置在土耳其境內條件惡劣的營地。曾有人就此詢問默克爾,她的回答頗為冷峻:“歐洲有價值觀,但更有利益。”
近年來,德國向歐洲政治舞臺輸送的關鍵人物包括默克爾及其得力助手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后者甚至曾要求希臘在必要時取消選舉。隨后上臺的德國總理朔爾茨,讓德國社會民主黨陷入低谷。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領袖曼弗雷德·韋伯則在布魯塞爾打破了對極右翼的“防火墻”。現任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于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對西班牙發動猛烈攻擊時,也未能為盟友發聲。
而這串名單的“點睛之筆”,便是馮德萊恩。她在首個任期表現出色。面對新冠疫情,她大膽推動“下一代歐盟”復蘇基金,成功穩定局勢;她還推動雄心勃勃的綠色協議,為歐洲轉型奠定方向。
然而第二個任期伊始,局勢急轉直下。她所依賴的議會多數變得脆弱,于是錯誤接連出現。她的風格愈發個人化,甚至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曲解條約精神以鞏固權力。綠色議程被大幅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放松監管的政策取向。
更嚴重的是她在加沙問題上的立場。她始終站在以色列和美國一側,表現得更像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位地區領導人,而非歐盟的代表人物。她背負著德國歷史的沉重包袱,卻以一種近乎本能的跨大西洋傾向回應現實,即便美國早已多次證明自己不再是一個穩定可靠的盟友。
真正引發爭議的,是她本周一在歐洲各國大使面前的講話。她宣稱:“歐洲不能再做那個舊世界秩序的守護者,一個已經消失且不會回來的世界。”換言之,那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與美國共同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不再適合捍衛歐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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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話并非出自激進左翼,也非極右翼,更不是特朗普之口,而是出自歐盟委員會主席、條約的守護者。
歐盟條約以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為根本原則,其宗旨是推動和平,并“嚴格尊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憲章明確禁止侵略行為,要求各國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避免威脅或使用武力,當然也承認正當防衛的權利。
在馮德萊恩那種陳舊而近乎本能的跨大西洋傾向下,這些原則似乎被輕易擱置。默茨亦沿著同一方向前行。他近日宣布“完全支持”美國和以色列在伊朗問題上的行動,直至“取得徹底勝利”,即便相關軍事行動顯然繞開了國際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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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舊世界秩序”,原本正是歐洲存在的理由。這個大陸既孕育了歌德的花園,也留下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陰影。價值與利益之間的張力,從未消失,卻始終構成歐洲前行的動力。
如今,全球右翼在發生變化。從強調秩序與穩定,轉向擁抱民粹和自由至上的口號,一種明顯的美國化趨勢正在蔓延。但馮德萊恩的言辭,比這種轉向更進一步。她在伊朗危機的背景下,向歐洲項目注入了一種帶有特朗普色彩的思維方式。仿佛在說,如果新秩序是叢林法則,那么就接受叢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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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一體化歷來是在危機中前行,而不是在恐慌中放棄自身的原則。
她理應盡快澄清甚至糾正自己的表述。周一晚間,她的發言人稱外界誤讀了講話。倘若果真如此,那再好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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