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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關羽以“董督荊州事”鎮守江陵,命長子關平分鎮鄂縣,領樊口水軍副督,兼理江夏南部民政。鄂縣扼長江咽喉,為荊州東大門、水軍基地與糧秣轉運中樞,守一地易,育人才難,關平深知“強軍必先育人,安民必先治吏”,在漢末門閥當道、重武輕文的亂世之中,于鄂縣開創性建立軍府學館,推行武科、吏科雙軌并行的人才培養體系,以“重勇更重智、重力更重德、唯才是舉、不問出身”為綱,系統性培育軍事將才與地方能吏,既補關羽治軍之剛猛,又續荊州治理之根基,成為三國地方軍政一體化育才的典范。
關平所建軍府學館,坐落于鄂縣城西、樊水之濱、西山之麓,取“文武兼修、保境安民”之意,規制參照劉表荊州官學與兩漢郡國學制,設講堂、齋舍、武庫、射圃、校場、倉儲,可容生徒百余人。經費取自官田租賦、軍府盈余與士族捐助,不增民負,面向鄂縣及江夏南部開放招生,凡品行端正、有志于軍政者,無論士族、寒門、部曲、流民,皆可入學,徹底打破東漢以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第壁壘,與關羽“傲上而不欺下,強梁而不虐民”的作風一脈相承。學館以《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律輯要》《九章算術》為核心教材,不尚空談章句,唯重經世致用,由關平親自主持教務,延請龐林、習禎等荊襄名士講學理事,周倉、趙累等將領教習戰陣,形成名將執教、名士輔政、實戰練兵、吏治實操的完整培養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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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科:練水軍銳士,育忠勇將才——以戰育人,以德立將
武科為軍府學館核心,面向軍中士卒、地方青壯、關氏部曲與漁家子弟招生,以水戰、步戰、騎射、陣法、軍紀、地理六門為必修課程,目標是培養“知戰陣、明地理、嚴軍紀、恤士卒”的青年將領,而非只知搏殺的斗將。關平定下武科育人三原則:勇為基,智為帥,德為本,凡習武之人,必先習忠義、守律令、愛百姓,再練弓馬舟船。
日常教習中,關平結合鄂縣濱江多湖的地理特點,將水戰訓練置于首位。他親自登船示范,教授斗艦、蒙沖、走舸的操控配合,講解風向、水流、潮汐對水軍作戰的影響,要求士卒“熟水性、知江道、善舟楫、能夜戰”。同時推行“以老帶新、以戰代練”,選拔軍中資深將校擔任教頭,讓生徒參與巡江、防匪、烽燧值守等實務,在實踐中成長。武科每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考核以實戰為準,騎射、水戰、陣法、軍紀四項皆優者,直接提拔為軍吏、部曲督、船隊督,量才任用,不看資歷出身。
在武科培養體系下,鄂縣涌現出大批本土將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樊岳。樊岳為鄂縣土著,出身漁家,自幼生長于長江之濱,熟習水性、膽識過人,初為樊口水軍士卒。關平閱軍時見其機敏勇武、處事沉穩,破格選入軍府學館武科深造,親授水戰方略與軍紀法度。樊岳刻苦勤學,精通船隊編隊、火攻、夜襲、接應等戰術,結業后關平拔于行伍,任命為樊口水軍督,統領鄂縣主力水軍,負責江防、漕運與戰船調度。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北伐襄樊,樊岳率本部水軍為前鋒,配合關羽水淹七軍,屢破曹軍,后在樊城攻堅戰中身先士卒,力戰殉國,以生命踐行關平所教“忠義為先、死戰不退”的將道。《武昌先賢志》載:“樊岳,鄂人,以水戰顯,關平拔之,從征襄樊,有功,歿于陣,鄉人義之。”
此外,關平對關氏部曲子弟的培養尤為嚴格,不因其親族而姑息,要求他們與普通士卒同吃同住、同訓同戰,先練品行,再授武藝。這批子弟在學館中接受系統軍政訓練,忠勇善戰、紀律嚴明,后隨關平轉戰荊州各地,襄樊之戰、臨沮突圍中多有戰死幸存者,流落益州后成為蜀漢后期禁軍與邊防軍中的骨干力量,延續荊州軍忠義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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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吏科:修地方吏治,養經世能臣——以民政安境,以實干興邦
與武科并重,關平在軍府學館專設吏科,面向士族子弟、寒門書生、鄉里賢良招生,專攻戶籍、賦稅、刑獄、漕運、勸農、江防實務,培養“懂民情、善理財、明律令、能理事”的地方能吏,解決荊州“武將有余、文官不足、北人不諳荊楚民情”的治理痛點。吏科以“清、慎、勤”為準則,關平親定教學宗旨:為官不欺民,理事不徇私,理財不虧公,課程全部貼合鄂縣政務實操,生徒需下鄉清查戶口、丈量田畝、核算賦稅、調解訟事,在政務一線學習治理之術。
吏科教學由龐林、衛洽等擅長吏治的名士主持,傳授《漢律》《計帳法》《戶籍典》等實用知識,同時強調本土化治理,要求官吏必須通曉鄂縣方言、風俗、地理,尊重士族與百姓利益,輕徭薄賦、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安撫流民,實現“軍食足而民不困,政令通而民不亂”。吏科結業者,經考核合格,由關平直接舉薦為縣丞、縣尉、功曹、倉曹、戶籍掾、漕官等職,納入荊州地方官吏體系,能者上、庸者下、廉者尊、貪者黜,在門閥壟斷官場的漢末,實屬振聾發聵之舉。
吏科最杰出的代表為衛洽。衛洽為鄂縣寒門士子,自幼勤學,精通算術、戶籍、漕運,為人廉直勤勉,在地方頗有清名。關平鎮鄂后,聽聞其賢,三請出山,選入軍府學館吏科深造,親授民政與后勤實務。衛洽學成后,關平舉薦其為鄂縣丞,典掌樊口、鄂縣糧草轉運、倉儲出納、賦稅征調,統籌荊州東線后勤。關羽北伐襄樊,兵馬數萬,日費浩大,零陵、桂陽、長沙荊南三郡糧米布帛,皆經鄂縣西運前線,衛洽精打細算、調度有方,既保障大軍供給,又不苛斂百姓,做到“轉輸不絕、府庫充盈、民心安定”,深得關羽與關平信任。《武昌先賢志》明確記載:“衛洽,鄂人也,明計帳、善治賦,關平鎮樊口,以洽典錢谷,辦給不缺,民賴以安。”呂蒙白衣渡江襲取荊州后,衛洽拒不降吳,辭官歸隱西山,終身不仕東吳,守節至終,成為鄂縣吏治清廉的象征。
在衛洽之外,吏科還培養出程祁、胡修等一批干練官吏,分任江夏南部諸縣鄉官、漕官、獄掾,整頓戶籍、平均賦稅、平息訟爭、安撫流民,使戰亂中的鄂縣“田野辟、戶口增、倉廩實、民心安”,成為荊州最穩定的后方基地,為關羽襄樊之戰提供堅實的民政與后勤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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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才是舉,打破門第——關平人才思想的歷史價值
關平在鄂縣推行的將門與吏才雙育制度,核心精神是不問出身、唯才是舉、德才兼備、文武并重,這在漢末門閥制度根深蒂固、士族壟斷仕途的時代,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東漢以來,官吏選拔被察舉制與門第操控,“累世公卿”“寒門難進”成為常態,武將多出自豪強,文官必是士族,底層百姓與寒門子弟幾乎無上升通道。關平立足荊州實戰需求,摒棄門第偏見,以才干為第一標準,以德行為底線,讓漁家子弟可為水軍督,寒門書生可為縣丞,部曲士卒可為將領,真正實現“有才必用、有德必尊”。
這一人才思想,既繼承劉備“攜民渡江、仁德布于天下”的政治理念,也彌補關羽“剛而自矜、輕慢士大夫”的性格短板。關平為人溫厚謹慎、謙和有禮、事上以忠、待下以仁,在人際交往中尊重士族、團結同僚、體恤士卒、親近百姓,與魯肅、呂蒙、龐林、習禎、趙累、廖化等各方人物保持良好協作,以個人品行凝聚人心,以育才實績穩固統治。他在鄂縣九年,軍府學館前后培養武科生徒兩百余人、吏科生徒百余人,其中三十余人成為蜀漢荊州軍中層將領與地方核心官吏,既充實了荊州軍政梯隊,也為鄂州留下重教興學、選賢任能的文脈傳統。
從史料維度看,《三國志》雖以曹魏為正統,對關平記載極簡,僅“羽及子平俱歿于臨沮”數字,但鄂州歷代府志、《武昌先賢志》《江表記》等地方文獻,均詳細記載關平鎮鄂、興學、育才、安民的政績,印證其“文武兼修、軍政雙全”的歷史形象。關平在鄂縣的人才實踐,證明亂世之中,兵戈可守一城,制度可安一方,人才可續百年,其“將門與吏才雙育”的思路,既是蜀漢荊州治理的重要組成,也是三國地方教育與人才制度的珍貴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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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東流,西山常青,關平在鄂縣播下的人才種子,雖因荊州陷落而遭頓挫,但其唯才是舉、以德育人、文武并重、安民興邦的理念,早已融入鄂州文脈,被后世千年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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