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義州的三年：賺過朝鮮工人的眼淚，賠光十年積蓄

2014年春，我在鴨綠江對岸的那段往事

2014年開春，我頭一回跨過鴨綠江，踩上了對岸的地界。

丹東這頭，臨江的高層居民樓早就蓋到三十多層，一到夜里燈火通明，夜景特別亮眼。可隔著江望新義州，整片區域灰蒙蒙的，零星亮著幾盞燈，模樣跟八九十年代的小縣城沒兩樣。

我是做服裝加工的，那會兒業內都在傳，朝鮮用工成本極低，工人月薪折合成人民幣也就幾十塊，還不用繳稅，廠區租金更是低到近乎白給。數據也擺在眼前，2014年上半年，丹東口岸對朝服裝轉口貿易，同比直接漲了五成。身邊朋友都勸我：“抓緊入局，這波紅利稍縱即逝。”

我當真了，當即決定過去闖一闖。

過境那天，朝鮮邊檢人員把我的護照翻來覆去查了好久，盯著我的臉反復比對，最后才點頭放行。過了江，一輛老式蘇制卡車把我載往新義州工業園區，沿途全是土路，路兩旁種滿玉米，地里勞作的農戶個個又黑又瘦，穿著褪色的舊制服，彎腰埋頭忙活。

那一瞬間，我腦子里沒想著賺錢，只冒出一個念頭：這兒的人，日子是真難熬。

沒多久，加工廠就順利落地了。

四十臺縫紉機，都是從丹東運過去的二手縫紉設備。招工消息一放，來了兩百多號人，大多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姑娘，也有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她們排著整齊的隊伍，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頭發梳得整整齊齊，眼神里透著一股我許久未見的熾熱——那是對一份安穩工作的極致渴求。

最終我挑了三十二個人留下來。

開工頭一天，隨行翻譯偷偷跟我說：“老板，工人們都問，中午管不管飯？”

我當即應下：肯定管。

第一頓午飯配了米飯、腌菜，還有每人一塊海魚段。有個叫樸英姬的姑娘，盯著魚段看了好半天，最后找了個塑料袋包好揣進兜里。我問她咋不吃，她低著頭小聲說：“家里還有弟弟等著。”

后來我才了解，她家住在城郊，每天要步行一個半小時趕來上班。她弟弟才八歲，足足兩年沒沾過葷腥。

相處久了，我才算真正看懂這些工人。

她們手巧得很，朝鮮女性從小就做針線活，踩縫紉機的手藝比我還熟練，新款版型教一遍，轉天就能獨立上手。而且干活特別踏實，不閑聊不摸魚，一天能做出八十件成衣，效率比我國內雇的工人還高。

可長期吃不飽，大伙身子都虛，不少人貧血，站久了就頭暈眼花。有個叫金惠淑的姑娘，某天下班時突然暈倒在地，我趕緊讓翻譯送她去診治。轉天她就回來上班，我問她緣由，她只說沒事，就是餓狠了。

我追問她晚飯吃啥，她淡淡回了句：“玉米稀粥，連配菜都沒有。”

聽完這話，我當場拍板：以后廠里再加一頓晚飯，管饅頭和熱湯。

剛開始大伙都不敢動筷，第一晚端上去的饅頭，愣是沒人碰。我拿起一個咬了一口，跟她們說：“放心吃，放壞了就浪費了。”她們這才怯生生伸手，掰一小塊慢慢嚼，半天舍不得咽下去。

后來翻譯告訴我，工人們回家都念叨，這位中國老板心善。

2014年下半年，局勢慢慢變了味。

先是海關查驗越來越嚴，我們運送原料的集裝箱，接連被扣了好幾次。緊接著朝方合作方找上門，說要重新核查合作合同。我擺酒招待他們，酒過三巡，他們拍著我肩膀安撫：“別擔心，不會有事。”

可我心里清楚，麻煩要來了。

有一天，樸英姬沒來上班，第二天依舊缺席。我追問翻譯，對方支支吾吾半天才說實話：“她家被排查了，就因為她弟弟偷偷看了韓劇。”

我想上門探望，卻被當場攔下，翻譯勸我：“老板，這時候千萬別插手。”

兩個月后，樸英姬終于回來了，整個人瘦了一大圈，眼里的光徹底沒了。她干活比以前更拼命，卻再也沒露出過笑容。

2015年初，正式通知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