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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令人沉痛的時刻,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悼念偉大的哲學家、社會學家與法學理論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教授。作為一位跨越了國界與意識形態限制的偉大思想家,哈貝馬斯不僅是德國當代哲學的燈塔,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界的老朋友與真摯兄弟。他的離世,是全世界公共領域與交往理性研究的巨大損失。
哈貝馬斯教授于1929年6月18日出生在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蒂堡市。他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之一。他的學術生涯跨越了近七十年,從海德堡大學到法蘭克福大學,從馬普協會到全球學術舞臺,他始終堅持以批判理性的姿態面對歷史與現實。
哈貝馬斯的學術貢獻極其宏大且多元,涵蓋了社會學、哲學、政治學和法學等多個領域。他的核心貢獻在于提出了“交往行為理論”,主張通過理性的對話與協商來解決社會沖突,而非訴諸暴力或單方面的強權。他強調公共領域的重要性,認為真正的民主是基于公民理性討論的,而非簡單的多數統治。正是這種深刻的公共精神與批判精神,使得他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2026年3月14日,這位在學術界活躍了近半個世紀的偉大老者,在德國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貝格安詳離世,享年96歲。他的離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但他留下的思想財富將永遠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
哈貝馬斯教授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但正式的“訪華”發生在2001年。那是一個充滿期待與熱情的時刻,彼時,中國學術界熱切期待并熱烈歡迎這位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到來。
2001年4月,哈貝馬斯教授應邀訪華,先后在北京、上海兩地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著名高校發表了七場學術演講。他的演講主題涉及《后形而上學的考察》、《民主的三種規范模式》、《關于人權的跨文化討論》等,這些演講不僅在學術界引發了巨大的反響,也讓廣大的青年學生和社會公眾對公共領域與理性對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哈貝馬斯教授對中國學術界的熱情與尊重也在當時的訪談與交流中展露無遺。盡管他曾坦言對中國了解不多,主要來源于韋伯和李約瑟的學術介紹,但他對中國學者對后現代主義的濃厚興趣,卻表現出一種西方學者對中國學術圈思想活力的欣賞與期待。他訪華的經歷被學界稱為“與哈貝馬斯的直接對接”,甚至有媒體將他的訪華與羅素、杜威等前輩思想家的中國之行相提并論。
哈貝馬斯對中國法學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他提出的“程序正義”與“溝通主義法范式”上。他的思想為中國法治建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與方法論。
有中國學者指出,哈貝馬斯的理論旨在解決現代法律危機,強調法律應通過程序性的正義來獲得合法性,而不是單純追求實體的正義。這種觀點對中國法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啟發,促使學者們反思工具理性的弊端,試圖構建一種更加符合現代性原則的法治模式。
此外,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也被廣泛應用于中國的法哲學與法律實踐研究中。他主張的“交往倫理學”認為,法律規范應當通過公眾的理性協商而產生。這一觀點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法律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尤其是在推動司法公開、增強公眾參與方面提供了理論依據。
作為中國學者的老朋友,哈貝馬斯不僅是一個遠方的思想巨匠,更是一個可以對話、可以交流的真摯友人。
他的離世讓我們深感惋惜,但也讓我們更加珍視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哈貝馬斯教授教會了我們如何在多元的社會中尋找共識,如何在理性對話中超越沖突。他的公共精神、批判精神和對人類共同理性的追求,是跨越國界、超越政治體制的真正的世界公民精神。
今天,我們在此悼念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在此莊嚴承諾:我們將繼續傳承他的思想遺產,繼續在公共領域中進行理性的對話與批判,為構建一個更加公正、理性的社會而努力。
愿哈貝馬斯先生安息,他的精神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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