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劉亞樓逝世，臨終前曾詢問妻子：有件事你一定還在恨我吧？

1957年深秋，首都機場跑道上積著淺淺雨水，劉亞樓一口氣跑到停機坪，抬頭數著新出廠的殲-5。他拍拍機翼，自言自語：“再過幾年，天可就完全換顏色嘍。”一句玩笑，被身邊的地勤兵當成口號廣為流傳。也正是那一年，他讓后勤處把二百棵銀杏苗搬進空軍大院，“樹慢慢長，人得一直飛”，話音散在雨霧里，沒人想到這會成為將軍生命最后的注腳之一。

七年之后，1964年8月，劉亞樓隨李先念出訪羅馬尼亞。旅途并不算長，可他在機艙里接連打了三個哈欠，幾位隨員對視一下，心里都有了不安。回國那晚，他還沒換軍裝就把參謀叫到書房，通宵改電報。第二天早晨，被褥上留下大片汗漬，妻子翟云英摸了摸，心里一沉，勸他進醫院。劉亞樓擺手：“報告還沒送軍委，先別折騰。”

十多天的加班讓他的臉色發灰，翟云英暗中給姚克佑打電話，希望首長出面硬推檢查。將軍得知后笑：“小題大作，我這副殼子垮不了。”話雖輕松，床頭的血壓計卻一次比一次指向危險區。最終，協和醫院確診：彌漫性肝癌。病情被迅速上報，毛澤東批示：“立即停職治療，條件最好的地方全力救。”

11月下旬，他仍偷偷跑到門診部擴建工地，盯著水泥預制板的厚度，像往常一樣發表“宿舍布局筆記”。翟云英心疼又無奈，后來回憶說，那天北京剛上霜，風刮在臉上像刀子，可他一句“同志們住得舒坦，飛機才能飛得穩”，讓所有人閉了嘴。

1965年春節前夕，劉亞樓轉往上海華東醫院。醫生按規矩匯報病程，他擺手：“省幾頁紙，多真空包裝點藥。”病床成了臨時作戰室，空軍幾位軍區司令輪換“聽課”。有意思的是，他特意寫下三句話要秘書背：“舊疾、勞累、已好轉。”秘書背完，他滿意地點頭：“記牢，不許往中央遞噩耗。”

4月23日，癌細胞全面擴散。周恩來匆匆到病房，見他硬撐著起身，輕聲說：“你在長征時那句‘哪有路哪就走’我沒忘，現在也用不上了，安心躺著吧。”劉亞樓反倒安慰總理：“首長放心，我這點疼算不了什么。”等周恩來走出大門，他才長長吐氣，枕巾被汗水浸透。

孩子們申請“五一”來滬探視，劉亞樓搖頭：“別讓娃們看到我這副樣子，耽誤學習。”可他又悄悄讓秘書催北京寄照片。收到相片那夜，他盯著底片看了整整兩小時，指尖把薄薄的相紙磨起了毛邊。

5月6日凌晨，劇痛如潮水涌來。劉亞樓對翟云英說：“阿英，我這輩子只欠你一件事。”妻子愣住，他輕撫她的手背，聲音啞得幾乎聽不見，“五十年代你急病住院，我只讓張秘書送兩箱蘋果，你那時一定恨我吧？”翟云英哭著搖頭：“從未怪過。”他笑了，眼角卻閃了一滴淚，“有你理解，我值。”

次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心電圖劃出最后一道直線。病房靜得能聽見窗外的風鈴聲。整理遺物時，翟云英在上衣口袋掏出那疊相片，邊角卷起，幾行稚嫩字跡被反復撫摸已顯模糊。醫護忍不住背過身去，淚水噼啪落在地板上。

噩耗傳京，中央決定按大將規格悼念。追悼會上，周恩來握著翟云英的手，低聲道：“空軍司令人選難挑。”一句短短評語，比千言萬語更沉重。銀幕上播放將軍生前影像，他曾站在跑道盡頭，揮手示意戰機起飛，背景是漫天朝霞。翟云英默默注視，她知道，丈夫一生只認天空，如今終于同藍天融為一體。

秋天到了，空軍大院的銀杏葉黃得耀眼。老飛行員說，風一吹，“嘩”的一聲，像整整一個編隊從頭頂掠過。沒人再去數那兩百棵樹，可每片葉子都像是一枚小小的軍功章，在陽光下閃著金色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