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閱讀哈貝馬斯？

據《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媒體消息，德國著名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于當地時間3月14日在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貝格逝世，享年96歲。

2019年6月，哈貝馬斯90周歲之際，新京報書評周刊曾推出過哈貝馬斯專題，從不同視角解讀這位影響世界深遠的哲學家。值此之際，我們重新推送該專題的系列文章，以作哀思和悼念。

在下文中，我們將與你分享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的講述和哈貝馬斯譯者、研究者童世駿的專訪。他們討論的是——在今天，閱讀哈貝馬斯能給我們帶來什么？中國為什么會掀起“哈貝馬斯熱”？中國學術界在接受哈貝馬斯思想上有哪些問題和不足？

口述與修訂 / 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整理 /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反思德國二戰罪孽：

始終警惕極端右翼復辟

哈貝馬斯在中國的讀書界、理論界和官方都有極大影響力，他處于極左與極右之間，是一個中左派人士。我并不特別欣賞他的理論，但是我很崇敬他。“不欣賞”是因為個人的意識形態選擇，而“崇敬”則是因為他從自身立場出發構建的知識系統，在當世哲學家里無人能望其項背。

他深切地關注社會大災難過后人類應該怎么辦，在剛剛大學畢業時，他就碰上了這樣的問題，即德國人該如何面對二戰中納粹的責任？讓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發現那些在納粹時期特別受歡迎的老師輩的知識分子，戰后搖身一變，居然再次成為德國知識界的名流。他覺得他們太輕易地原諒了自己，于是立志要與德國屠猶歷史，以及希特勒的納粹主義進行切割，進行深刻地反省和系統地批判。

哈貝馬斯。

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等人，對哈貝馬斯來說，二戰災難的親身經歷其實是如過眼云煙一般，因為他當時太年輕了。1945年他才中學畢業，直到1958年加入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之前，哈貝馬斯的理想還不是成為學者。哈貝馬斯與這段歷史保持著距離，這樣才能對納粹德國采取終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

他始終警惕德國的極端右翼復辟，這也導致了哈貝馬斯在理論研究上的遺憾：相對而言，他對德國左翼發展的批判還不足夠。但哈貝馬斯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左派知識分子。他對人生理想和學術進路的自我規劃，與他的主要批判對象，即給世界帶來災難的德國有著密切關聯。二戰以后，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阿登納作為德國復興的重要推手，在右翼眼中簡直就是個神話，但哈貝馬斯對他口誅筆伐，因為阿登納與納粹歷史切割得不清楚。哈貝馬斯的社會警惕性之高，于在世的著名學者中也是非常罕見的。

在批判德國右翼民族主義的同時，哈貝馬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民主理念，這對轉型國家有著重大的現實引導意義。實際上，哈貝馬斯對自由理念的關注，遠遠不及他對民主理念的重視。

正是因為這種堅持實踐知識的亞里士多德式導向，才使得哈貝馬斯對全球的轉型社會都有重要的指引意義。這也切中當下中國的時代議題：我們怎樣才能建構一種健全的社會思想？或許歐盟是一個現實方案，但我們根本無從去遙想一個亞洲聯盟。盡管實踐差距如此之大，但哈貝馬斯的指引意義，就在于要通過不溫不火的實踐理性，引導一個國家走在穩健的現代民主之路上。

2000年6月23日，哈貝馬斯（右）與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在歌德大學大講堂中。

法蘭克福學派：

毫不妥協的批判傳統

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旗幟人物。法蘭克福學派有一批具有雄心壯志的思想家，他們試圖對現代社會作出整體的描述和謀劃。如果說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的馬爾庫塞是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者和顛覆者，那么哈貝馬斯就可以稱為資本主義的溫和派與反思派。但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在幾代學者之間保持著一貫性。也正是在多個維度上的一貫性，讓法蘭克福學派成為左翼社會理論的龐大流派。

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與阿多諾。

從左翼理論的來源看，包括哈貝馬斯在內的法蘭克福學派，都與馬克思主義有密切關聯，但又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有著差異。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批判，通過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機器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法蘭克福學派更傾向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他們認為需要從政治批判和階級批判轉型為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霍克海默從籌建社會研究所開始，就對社會批判理論有一個總體謀劃。當然，霍克海默直到去世前都非常憤慨，因為盡管他把一群天才籠絡在一起，但幾乎沒有成員響應他的想法。

法蘭克福學派三代學人的一致性，還表現為對當世社會的批判態度，他們有一個理性的、普世的未來愿景。像哈貝馬斯那樣在全球性的大事件上，比如對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這些非正義舉動，以及對薩科齊、默克爾、特朗普等擔任國家領導人的看法，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始終保持著一致的批判態度。正是他們對不健全社會的指證和批評引起了我們內心的共鳴。

法蘭克福學派還保持著德國傳統的系統理論思考習性。哈貝馬斯曾與當代自由左派的領袖人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在《哲學雜志》上展開過一場著名的論戰，這場爭論其實是自由主義家族內部的爭論，哈貝馬斯和羅爾斯都肯定立憲民主的極端重要性。他們的分歧在于，立憲民主需不需要有哲學基礎。

在1971年出版《正義論》時，羅爾斯還在追究形而上學的政治哲學基礎，等到1993年出版《政治自由主義》的時候，他已經認為不需要完備的宗教、道德和哲學學說來支撐僅限于政治領域的自由主義。哈貝馬斯對此怒不可遏，他認為，這不就成了實用主義者里查德·羅蒂毫無根基和來由的自由主義了嗎？他認為，只是對政治領域的自由主義來建構論說還不夠。我們不能只強調“交疊共識”、公共理性、權利優先于善，還需要重視善優先于權利，也就是要重視政治自由主義的形而上論證。作為一個學派，法蘭克福學派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批判志向。正是基于理論與實踐的共同指向，哈貝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之間保持著默契。

哈貝馬斯部分著作中譯本《交往行為理論》（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1月）《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年9月）書封。

捍衛公共領域

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哈貝馬斯的一輩子是“斗”出來的，他從博士畢業之后就開始寫文章，真是“怒向刀叢覓小詩”，跟魯迅先生一樣劍拔弩張。他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公共知識分子并不在于知識淵博、宣示真理，而是有介入公共討論的意愿，促成大家對公共事務的共同關注。

哈貝馬斯能夠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與德國哲學的傳統密切相關。德國哲學綿密復雜，專業壁壘極高，但內在隱藏著的卻是深刻的社會關懷。在某種意義上，德國哲學就是政治哲學，它秉承了深厚的古希臘哲學傳統。在古希臘，如果要談家政，你是會被人嗤之以鼻的，家政只是私人領域的事情。哲學必須在公共領域發聲，介入公共生活，才能夠實現人生榮耀。直到今天，哈貝馬斯還在嚴厲批判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頑強狙擊知識界的哲學王求告，可見其秉承這一傳統的韌勁。

他們這一代哲學家曾經非常敬仰海德格爾，在正式加入法蘭克福學派以前，哈貝馬斯所寫的很多評論都在談論“存在”的概念，談論它在現實社會的影響，這些文章可以被看做是海德格爾式評論。在撰寫教授論文的時候，哈貝馬斯的寫作題目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認為公私劃分是公共領域存在與運行的第一個前提。因為有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才有了公共領域的古代形態，再到文學領域公共形態的現代萌芽，進而演進到資產階級個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劃分，最后由公共議政產生了政治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作者: [德] 哈貝馬斯

譯者: 曹衛東等

版本: 學林出版社 1999年1月

公共領域在近代以來一直在衰退，這讓哈貝馬斯憂心不已。新媒體的介入是病源所在。電視和報紙的泛濫使得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轉型，公域和私域之間不再有明顯劃分。公共知識分子如今的遭遇，背后根源與哈貝馬斯所指出的現象不謀而合，最可怕的是公共領域的私人化。大家對公共事務避而不談，因為我們對之理解得非常褊狹，以為評論公共事務就是要宣泄公共真理。

漢語學界出版過一本文集《文化與公共性》，對中國人討論公共性有巨大的影響。但“公共性”與“公共”在概念上千差萬別。“公共性”是不分中外、古今和政體差異，任何沒有嚴格公共制度建構的國家都有的共同底線形式，再專制的政權都有底線意義上的公共性。而“公共”則需要有一套嚴格的公共哲學和嚴格的制度建構，或是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或是羅爾斯的公共理性，最終訴諸公共理性討論。公共理性討論的指向是公共權利，而不是指向我們的個人趣味。在這一點上，我們捍衛“公共”的熱情，應當要超過我們捍衛“公共性”的熱情。因為“公共性”背后的假設，可能恰恰在剝奪我們的“公共”。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重要性，一點不弱于他的代表作《交往行動理論》和《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由于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人士都在有意或無意地誤導，使得中國在今天忽視了公共領域的社會功用和價值，甚至根本無視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專訪童世駿

哈貝馬斯在中國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掀起了又一波“西學東漸”的大潮。在那時，哈貝馬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人物被當時的中國學界所了解。

但是，中國的“哈貝馬斯熱”并沒有隨著80年代“文化熱”的消沉而退潮，因為其思想的龐雜和對現實問題的關切，給了許多中國學者解決自身的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在這場“理論旅行”當中，哈貝馬斯的思想最早是如何被中國學界所了解的？中國的“哈貝馬斯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哈貝馬斯的思想資源對我們又有什么樣的啟發？

我們采訪了哈貝馬斯的譯者和研究者童世駿，為我們分析了哈貝馬斯在中國的傳播歷程。

童世駿，1958年9月生于上海，現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共華東師范大學委員會書記，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社聯副主席等職。曾譯有哈貝馬斯的專著《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并著有《批判與實踐：論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

采寫 | 徐悅東

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人物

新京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哈貝馬斯就受到中國學界的重視。你能談談哈貝馬斯的思想剛進入中國的情況嗎？

童世駿：當時，哈貝馬斯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人物而被中國學術界所了解的。在上世紀80年代，哈貝馬斯還很年輕，但是他已經在德國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地位。在當時的德國乃至其他國家，研究哈貝馬斯的專著也已經出版了好幾本。

在我的印象里，哈貝馬斯最早在中國引起關注的文章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世紀80年代初江天驥先生主編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其中就選了尹大貽先生翻譯的哈貝馬斯的這篇文章。這本書在對法蘭克福學派作概述的時候，也重點介紹了哈貝馬斯。

在這篇文章里，哈貝馬斯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這不僅是在一般意義上進行文化批判，也是從科學技術在社會管理、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上進行的社會批判。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的重視，跟當時鄧小平講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謀而合。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對于科學技術的評價主要是正面的。哈貝馬斯其實也高度評價了科學技術的正面意義。但是哈貝馬斯認為，如果我們把科學技術從一種人對自然的控制方式變成了一種對人以及社會管理的重要方法的話，這會造成社會病態。

“意識形態”的一種通常理解是“顛倒意識”，尤其是把特殊的東西錯當成普遍的東西。哈貝馬斯說科學技術是一種意識形態，意思倒不是說科學技術所代表的人類某個特殊群體的特殊利益被普遍化了，而是說在人類學的意義上，科學技術只是人類諸多知識興趣中的一種，那就是控制自然，但越出這個界限，假如我們把科學技術用于對人的認識和行動上、用于對自己的認識和行動上，那我們就把特殊的東西當成了普遍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科學技術成了一種“意識形態”。

“三位老先生形成一個自我指涉系統……”1999年黑森州文化獎得主：于爾根·哈貝馬斯、西格弗里德·溫塞爾德和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的“哈貝馬斯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童世駿：我覺得中國人之所以對哈貝馬斯感興趣，至少是我之所以對哈貝馬斯感興趣，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理解。首先，因為哈貝馬斯繼承了社會主義傳統。中國學界一開始是把哈貝馬斯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而接受的。當然，有德國媒體最近在慶祝哈貝馬斯九十歲生日的文章中也并不主張把哈貝馬斯歸入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中。但哈貝馬斯其實很重視馬克思主義傳統，并設法對此進行發揚。

在柏林墻倒塌、東歐劇變之時，哈貝馬斯曾寫過一篇《社會主義今天意味著什么？》的文章，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因此，他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代表是不存在問題的，即便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所強調的一些要素，未必與我們的社會主義理想相符。

其次，因為哈貝馬斯捍衛現代性的價值。他批判新保守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他警惕這些在左翼和右翼中否定現代性價值，回到過去或可能誤解未來的思潮。他要捍衛現代性價值，其中包括市場經濟、法治國家、公民社會等看起來比較自由主義的典型要素。哈貝馬斯覺得，這些要素也可以從社會主義的角度出發，進行捍衛和發揚。

第三，雖然我們會覺得在哈貝馬斯的思想里，他與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做斗爭，普遍主義傾向非常強烈，但是，他又有著非常強的歐洲意識和德國意識。在理論上，他對于普遍價值必須要和特定的民族文化相結合的意識越來越明確。從實踐上來講，從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哈貝馬斯作為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參與德國國內的公共討論開始，一直到現在，他依然頻繁地深度地參與德國和歐洲的公共討論，這些都表明他對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是有非常深切的認識的。

英譯本姍姍來遲，反而有益傳播

新京報：為什么哈貝馬斯早期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這本書會在當時的中國的學術界掀起熱潮？是不是也正好對應著中國上世紀90年代傳統媒體市場化的大潮和作為公共討論平臺的互聯網的興起呢？

童世駿：可以說有點關系。《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是哈貝馬斯早期特別重要的著作。但是，在英文學術界里，這本書受到的關注卻比較晚。在受到廣泛關注的英文研究專著——托馬斯·麥卡錫的《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里，麥卡錫根本沒提《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直到1989年，《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才有了第一版英文譯本，麥卡錫為此寫了長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本書的英文譯本推遲問世，反而對此書的傳播是一件好事。

這跟東歐劇變的關系非常大。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和商談等有關公民社會的理論，給觀察當時的東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和框架，還有人會用這種視角和框架觀察當時的南歐、甚至東亞。

所以，當1989年《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英文版問世時，此書很快在英語學術界的中國研究領域里掀起熱潮。當時，國內外的學術交流也比較頻繁，因此國內外都在討論這本書。其實這個熱潮的持續時間并不是很長。因為哈貝馬斯的研究跟他對歐洲和德國的現實關懷非常密切。若我們在學術上簡單地把他的理論照搬、引申到中國來，這是很有問題的。不過，這本書給當時的中國學術界研究我們自己的問題，提供了很多很應時的概念和思想資源。

《批判與實踐：論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作者：童世駿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12月

肯定市場經濟的西方左翼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學術界在接受哈貝馬斯的思想上存在著什么樣的問題或不足？

童世駿：所謂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分工所帶來的。有人會相當注重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學派當中的地位。他們會把一些細節搞得很清楚，比如哪些理論比較重要、他的思想可以分幾個階段、他跟各種思想家的關系如何等。的確，做這種文本梳理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僅僅做這種工作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當研究者使用中文譯本或英文譯本來做文本研究，因為翻譯往往是不牢靠的。

我自己的興趣更多在于，帶著問題去理解他的哲學思考。這個問題不一定是我自己的問題，也可能是他的問題。我個人愿意把他的理論看成是他對自己的問題的一種回答。當然，我也想辦法找他的問題和我的問題之間的共同點。所以，我想辦法在閱讀他的作品、對他的工作做分析研究時，也能回答我自己的問題。

新京報：對于哈貝馬斯的思想來說，你認為中國學術界應該更加關注他的哪些理論？哈貝馬斯的哪些理論在中國更具有現實意義？

童世駿：哈貝馬斯對社會主義傳統的理解，我們不一定要照搬，但是他給我們以啟發。他是比較早肯定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價值的西方左翼。他仍然關注社會主義的平等訴求和對人的尊嚴的訴求。這些都是他作為批判理論家很重要的特點。

哈貝馬斯對于自己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有著批判性的反思，這點也給我們以啟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活力，恰恰體現在有一批優秀的人，不斷對過去作出面向未來的反思。

作為哲學家的哈貝馬斯對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都很熟悉，他在他的思想中都有借鑒。他不是為了跨越學術傳統而去跨越學術傳統。他之所以會借鑒英美和歐陸的哲學思想資源，是因為他既有建立體系的沖動，更有解決現實問題的沖動。他力圖超越門戶之見，借用各個學術傳統的學術資源，與歷史上的哲學家對話，與在世的哲學同行進行實時交流，不停地在進行交流，這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

作者/李永博 徐悅東

編輯/徐學勤 董牧孜 榕小崧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