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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數智新解”欄目的第三篇。繼“計劃”“授權”之后,我們繼續探討管理者的日常命題——激勵。為什么漲薪、獎金、期權這些“硬激勵”越來越不管用了?當個體價值全面崛起,當工作從“執行”轉向“創造”,激勵的邏輯需要一次根本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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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一:漲薪之后,他走了
某科技公司為了留住核心技術骨干,給他漲了30%的薪資,還額外授予了一筆期權。三個月后,這位骨干提交了離職申請。
離職面談時,他說:“我知道公司對我很好,但我每天醒來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做這些事。代碼寫得再好,也只是在完成別人的想法。我想去做點真正有意義的事。”
管理者困惑了:錢給了,權給了,為什么還是留不住?
場景二:獎金越厚,團隊越“佛”
一家銷售驅動型公司,為了沖刺年度目標,推出了“史上最強激勵方案”——季度冠軍獎金翻倍,年度冠軍獎勵豪車。管理層預期團隊會“打了雞血”般沖鋒。
結果呢?團隊反應平淡。幾個年輕銷售私下說:“為了那輛車,我得全年無休、天天喝酒應酬,值嗎?我寧愿少賺點,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管理者陷入沉思:為什么獎金這個“萬能藥”,突然不靈了?
這兩個場景,指向同一個根本問題:
我們熟悉的那套激勵邏輯——用金錢、職位、獎勵來驅動人——正在失靈。
不是錢不重要了,而是當個體價值全面崛起,當工作從“執行”轉向“創造”,當年輕人對“成功”的定義發生改變時,激勵的底層邏輯需要被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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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激勵為什么需要被重新定義,首先需要看清傳統激勵理論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
管理學家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告訴我們:
影響人工作積極性的因素分為兩類——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
保健因素包括薪資、福利、工作環境、公司政策等。它們的作用是“消除不滿”——如果這些因素缺失,員工會不滿意;但如果它們存在,也只是讓人“沒有不滿意”,并不會帶來真正的激勵。
激勵因素包括成就感、認可、挑戰性工作、成長機會、責任等。只有這些因素存在時,員工才會產生真正的滿足感和工作動力。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管理者把這兩者混淆了。我們以為“漲薪就能激勵”,以為“獎金越厚越有動力”。但事實上,薪資和獎金只是保健因素——它們能讓你不被罵,但不能讓你被愛;能讓人不離開,但不能讓人拼命。
傳統激勵邏輯的背后,是對人性的兩個基本假設:
第一,“經濟人”假設。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獲取經濟利益。只要給夠錢,人就會好好干。
第二,需求層次假設。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告訴我們,人先滿足生理需求,再追求安全、社交、尊重,最后才是自我實現。管理者據此認為:先給夠錢,再談意義。
這兩個假設在工業時代有效。穩定的環境、重復的工作、清晰的層級,讓“胡蘿卜加大棒”成為最有效的管理工具。員工需要錢來養家糊口,企業用錢來換取員工的時間和勞動,雙方各取所需。
但問題在于:當社會整體富足,當工作性質改變,當個體對“意義”的渴望超越對“金錢”的需求時,這套邏輯還成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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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分析激勵為何失靈之前,我們需要先澄清一個根本點:
激勵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對所有人有效的。
這是一個管理者常常犯的錯誤——我們總希望找到一種“萬能藥”,能讓每一個員工都被激活、被點燃。但管理的現實是:激勵只對那些愿意被激勵的人有效,只對那些能夠創造績效的人有意義。
德魯克早就告訴我們,管理的任務是讓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但這并不意味著管理者需要為每個人的“不努力”負責。組織中永遠存在不同狀態的個體,有人是創造者,有人是跟隨者,有人是旁觀者。激勵資源——無論是金錢、機會還是關注——應該優先投向那些能夠真正產生績效的人。
這正是AI時代激勵問題的新維度:
那些最有可能在AI時代創造核心績效的人,恰恰是最難被傳統激勵滿足的人。
為什么?
因為他們具備成為“強個體”的潛力。AI時代賦予個體前所未有的力量:信息對稱、機會多元、連接便捷。真正優秀的人不再依附于某個組織,他們可以自由流動,可以選擇與誰合作、為誰創造。他們對工作的期待早已超越了“養家糊口”,他們追求的是自我實現、是意義感、是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當這些人覺得傳統激勵只是“更多的錢”“更高的職位”時,他們會感到被低估——不是金錢上的低估,而是價值上的低估。他們渴望被看見的,不是他們能換取多少報酬,而是他們能創造什么不同。
所以,激勵失靈,本質上是對“強個體”的失靈。而那些對傳統激勵依然敏感的人,可能恰恰不是組織未來的核心創造者。
這不是說管理者可以放棄對普通員工的激勵責任,而是說: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激勵的核心戰場,是那些能夠決定組織未來的關鍵個體。如果激勵方案不能讓這些人“心動”,那么再精妙的設計也只是隔靴搔癢。
那么,當激勵對象是這些追求意義的“強個體”時,傳統激勵為何失靈?
答案藏在三個根本性變化之中。
第一重失靈:工作性質變了——從“執行”到“創造”
傳統激勵建立在“可標準化的工作”之上。工人擰螺絲,完成定額就能拿獎金;銷售打電話,簽下合同就能拿提成。工作成果可以被清晰衡量,激勵自然可以“按件計價”。
但在AI時代,越來越多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協作性的、難以量化的。程序員寫的每一行代碼,產品經理畫的每一個原型,設計師做的每一個方案——這些工作的價值很難在當下被準確評估,更無法用“計件工資”來激勵。
更重要的是,創造性工作依賴的是內在動機,而非外在刺激。心理學家早已證明:外在獎勵會削弱內在動機——當你因為喜歡畫畫而畫畫時,一旦有人開始為你的畫付費,你可能就不再為快樂而畫,而是為錢而畫。這就是著名的“德西效應”。
第二重失靈:個體價值變了——從“工具人”到“意義人”
傳統組織把人視為“資源”——人力資源。既然是資源,就可以被配置、被使用、被優化。激勵的目的,就是讓這個“資源”產出最大化。
但今天,個體價值已經全面崛起。新一代年輕人成長于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他們不再為生存焦慮所困,他們更在意生活與工作的平衡,更在意人生中的自我價值獲得感。
正如我在《AI時代,更需要投資于人》中所述:“90后、00后對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看重,對多元人生目標的追求,并非退步,而是一種面向未來的進步。他們正在重新定義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當員工不再是“工具人”而是“意義人”,當他們對成功的定義從“賺錢”轉向“活出自己”,傳統的物質激勵自然失靈。他們不需要更多錢,他們需要知道自己為什么而工作。
第三重失靈:契約關系變了——從“經濟契約”到“心理契約”
員工與企業之間存在三種契約關系:經濟契約、社會契約和心理契約。
經濟契約是關于工資、獎金、福利的交換;
社會契約是關于歸屬感、人際關系、尊重;
心理契約是關于意義、價值、自我實現。
傳統激勵主要作用于經濟契約——我給你錢,你給我勞動。但在AI時代,新生代員工更在意的是心理契約。
“新生代員工對企業的期望和自我期望都比較高,他們不再致力于成為一個‘組織人’,他們更想要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如果組織目標不能涵蓋個人目標,優秀的個體就不會和組織在一起。
當一個人覺得“我在這里做的事,和我想成為的人沒有關系”時,再多的錢也無法激勵他。
舊激勵邏輯的失靈,本質上是它賴以存在的基礎——可標準化的工作、追求生存的個體、以經濟契約為主的雇傭關系——正在全面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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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要重新定義激勵,它的核心應該是什么?
我認為,AI時代的激勵需要完成一個根本轉變:從“外在驅動”轉向“意義激活”。不是“我給你什么,你就有動力”,而是“我幫助你找到工作的意義,你自己就有了動力”。
新激勵的第一個內涵:讓工作本身有意義
管理的核心是激活人。而激活人的最好方式,不是給他更多錢,而是讓他看到自己工作的意義。
美國心理學家赫茨伯格的研究表明,真正的激勵因素包括:成就感、被認可、工作本身的挑戰性、承擔責任、獲得成長。這些都與意義有關,與金錢無關。
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為什么我一直當老師?我必須給自己一個理由繼續當下去。如果這個理由找不到,我可能就會稀里糊涂。每個員工都需要回答同樣的問題:我為什么來這里工作?
組織必須幫助員工找到這個答案。
新激勵的第二個內涵:從“占有時間”到“成就時間”
AI時代,時間的內涵正在發生深刻變革。農業時代,我們遵循“上帝的時間”;工業時代,我們信奉“時間就是效率”;而在數智時代,時間的內涵核心正在轉變為“意義”。
今天的財富尺度,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對自由支配時間的擁有。一個人愿意把他的時間花在哪里,哪里就是他認為有意義的地方。
這意味著,激勵不再是讓員工“把更多時間交給組織”,而是讓員工在組織里的每一分鐘都覺得“值得”。組織的目標,是讓員工的工作時間成為“成就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他不僅創造了價值,也成就了自己。
新激勵的第三個內涵:組織的新屬性本身就是激勵
我在《重塑組織,才能真正激活員工》一文中提出,AI時代的組織具有四大新屬性:平臺性、開放性、協同性、幸福屬性。這四大屬性本身就是最好的激勵。
平臺性:表現為信息共享與自治協同。當員工能夠獲得對稱的信息,當他們在組織中擁有自治空間,創造力就會被釋放。
開放性:意味著組織邊界被打破,員工可以動態組合,可以進入價值網絡。當員工不再被固化在某個崗位上,而是可以在更廣闊的生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激勵就自然發生。
協同性:要求流程重組與目標承諾。當員工能夠參與目標的制定,當他們的努力被看見、被認可,當他們在協同中感受到自己是整體的一部分,意義感就油然而生。
幸福屬性:直接回應員工對幸福感的需求。組織通過提供支持資源、創造“主人翁”的感受,讓員工在工作中獲得快樂和成就感。
新激勵的第四個內涵:投資于人,而非只用人
在AI時代,共生不是道德選擇,而是生存之道;而“投資于人”,則是踏上這條共生之路最根本的戰略行動。
傳統管理把人視為成本,想方設法壓縮;新激勵把人視為資本,持續不斷地投資。
這種投資不是簡單的培訓,而是三個層面的深度投入:
第一,進行大規模、持續性的員工技能重塑。將員工從“人力成本”的陳舊觀念中解放出來,視其為最富潛力的“人力資本”。
第二,從追求“效率”轉向建構“意義”。為員工創造一個能夠激發其好奇心、創造力與內在價值感的工作場域,讓他們在工作中不僅“做事”,更是在“做人”。
第三,構建人與技術、人與人、人與未來之間的深度信任。這種信任關系的建立,是組織在動蕩環境中保持韌性的情感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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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理解,管理者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重新構建激勵實踐:
第一,從“結果考核”轉向“過程陪伴”。
傳統的激勵緊盯結果——完成了目標,就給獎勵;完不成,就扣錢。但創造性工作的結果往往充滿不確定性,如果只考核結果,員工要么不敢創新,要么造假應付。
更有效的方式是:在過程中提供陪伴、反饋和資源,讓員工感受到“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當員工遇到困難時,有人幫他;當員工取得進展時,有人看見。這種陪伴本身就是一種激勵。
第二,從“物質刺激”轉向“意義建構”。
管理者需要為組織成員描述愿景,讓組織成員理解公司的愿景,幫助員工獲得更廣闊的價值感。
要讓每個員工看到更優秀的事物。了解更優秀的事物,會牽引人們朝著更好的方向努力。
要不斷提升員工的認知水平和認知能力。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并創新意義與價值,要依賴于員工的認知水平和認知能力。
要做好員工期望管理工作,使員工自我期望與組織期望相一致。
第三,從“角色固化”轉向“平臺賦能”。
傳統組織里,每個員工被固化在一個崗位上,日復一日做著同樣的事。但數智時代,組織需要設置更多角色與崗位,給員工更多成長機會和發揮價值的可能性。
這就要求組織打破層級結構,開放組織平臺,規劃新的崗位和角色,設立不同的晉升系統以及評價系統,讓員工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或角色。
當員工可以在組織里不斷嘗試新角色、獲得新成長,激勵就是持續不斷的。
第四,從“管控”轉向“信任”。
管理的核心是激活人,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只能說明管理出現了問題,而非管理價值的喪失。大部分情況下,我們未能發揮管理的效率,正是因為大家將管理看成一種管控,一種限制。
如果說“去管理”,我們應“去”的實際上是簡單的KPI、簡單的一種管控和權力概念,然后認真回到管理價值本身——如何去驅動人、激勵人,讓不能勝任的人勝任。
當管理者從“管控者”轉變為“場域營造者”和“意義賦能者”,激勵就從“我要給你什么”變成了“我們一起創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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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開篇的兩個場景。
對于那位困惑的科技公司管理者,我的建議是:不要再追問“我給了多少錢”,而要追問“他在這里能找到什么意義”。當一個人覺得自己的工作與自我實現無關時,再多的錢也無法留住他。
對于那位困惑的銷售團隊管理者,我的建議是:不要再把獎金當成萬能藥,而要重新理解年輕人的價值追求。他們不是不愛錢,而是不愿意為了錢放棄生活。如果你能創造一個既有挑戰又有溫度的環境,他們自然會留下來。
AI時代,激勵不再是“我給你什么,你就有動力”,而是“我幫助你成為你想成為的人,你自然就有動力”。
當我們重新定義激勵,我們其實也在重新定義管理者與員工的關系——從“主客體”走向“互為主體”,從“我給你”走向“我們一起”,從“利益交換”走向“意義共生”。
這,才是AI時代激勵的真正內涵。
您是否也遇到過類似的困惑——漲薪留不住人、獎金越來越不靈?您認為從“外在驅動”到“意義激活”的轉變,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歡迎在評論區分享您的觀察與思考。
下期預告:數智新解第四篇將探討“數智時代,成本還是越少越好嗎?”——從“成本管控”到“價值投資”,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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