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金融系列02】長征金融往事：160副扁擔挑著共和國家底

【文/羽扇觀金工作室】

接著上一期的話題，今天我們聊一聊長征時期與西北蘇區的紅色金融工作，完整還原一段藏在長征硝煙里、支撐著革命生命線的歷史。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從江西于都出發，開始長征。

當時蘇維埃國家銀行接到了命令：把所有金銀、紙幣、印鈔機、鑄幣機、制幣原料全部打包帶走，絕不留給國民黨一臺機器、一張紙幣、一個毫子。

于是，一支特殊的部隊誕生了——中央軍委直屬縱隊第十五大隊。

當時按照中央指示，將中央機關編成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叫“紅星縱隊”，是首腦機關，也是總指揮部。博古、洛甫、周恩來、教員、朱德、王稼祥、李德，都編在這個縱隊，由工農紅軍總參謀長葉劍英擔任司令員兼政委。）

第二縱隊，又名“紅章縱隊”，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后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組成，約有一萬多人。（由中央組織局主任、中央黨校校長李維漢擔任司令員兼政委）。這支縱隊東西很多，比如軍委后勤部制造軍火的機器，檢測傷員的X光機，中央銀行、財政部的銀元、鈔票，還有印鈔機。

因為長征一開始的目的地并不是陜北，而是準備到湘西地區，同賀龍、任弼時、肖克、王震領導的紅2、紅6軍團會合，在那里建立根據地，所以要帶上所有的物資。因為當時紅二、六軍團已經在湘西、湘鄂川黔邊界地區打下一塊根據地，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十五大隊的裝備，不是長槍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擔挑子，黃金、銀元、紙幣，還有笨重的石印機、油墨、紙張，這是整個蘇維埃共和國的 “全部家當”。有14人國家銀行干部在十五大隊，包括毛澤民（當時他還有個身份是“總沒收征發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紅軍總供給部長林伯渠兼任）、曹菊如（上一期提到過）、以及毛澤民當時的妻子錢希鈞、紅軍“總沒收征發委員會”委員莫鈞濤等，運輸員200多人，警衛連116名，由當時的中央政府總務廳長袁福清任隊長，毛澤民任政委，曹菊如任黨支部書記。

所以這支部隊被形象地稱為——“扁擔銀行”。

長征初期，最慘烈的一戰是湘江戰役。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湘江一戰，紅軍從8.6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紅軍兵力損失過半，形勢萬分危急。另外，在北上往湘西的路上布滿了40萬敵軍。40萬對3萬，優勢顯然在老蔣。因此，還要不要去湘西，成為擺在紅軍領導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12月12日，中央軍委領導同志在湖南通道縣境內召開了緊急會議。李德、博古這些“左”傾領導者仍然堅持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教員從實際出發，提出紅軍必須西進貴州，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同志贊成和支持教員的主張。當晚7點半，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出西入貴州的“萬萬火急”電令，規定：“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

12月13日，中央紅軍在通道縣境內分兩路轉兵西進。這次會議也被稱為“通道轉兵”。

但是到底要到貴州哪里，大家也不清楚。所以12月18日，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教員堅決主張，改向黔北進軍，在以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教員還說，如有可能，還可以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在川陜協同作戰。最終，與會多數同志接受了教員的主張。

到了12月31日，軍委縱隊（湘江戰役后，紅星紅章兩支縱隊已經合編為軍委縱隊）抵達烏江邊上的甕安縣猴場鎮，準備強渡烏江。但“左”傾領導人依然固執己見，并不真正贊成黎平會議決定，試圖再度回兵東進與紅二、六軍團在湘西會合。所以又在當地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這也是黨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政治局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黎平會議決定，再次肯定教員的主張，決定立刻強渡烏江，占領遵義。

1月7日，紅軍攻占遵義。

由于之前黎平會議決定要在遵義建立根據地，所以當時蘇維埃國家銀行就在遵義發行了紙幣，也叫紅軍票。國家銀行設在貴州軍閥猶國才的公館里，樓上樓下幾十間房，使國家銀行有了寬敞的業務室和庫房。但是當地群眾之前對蘇區貨幣沒有一點認知，只熟悉大洋、銀元。那很多聽眾不禁要問，遵義老百姓憑啥就能接受這些蘇區紙幣呢？

關鍵是背后的擔保。當時蘇幣以布匹、銀元及食鹽為保證。

遵義當時食鹽緊缺，且均被官僚、軍閥、地主和奸商壟斷，價格很貴，讓很多貧苦百姓吃不起鹽，患粗脖子病的現象特別普遍。紅軍抵達遵義后，隨即截獲并沒收了當時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經營的價值幾十萬元的鹽行，以及價值5萬元的香煙（因為當時貴州人喜歡抽煙、抽鴉片，貴州兵更是以“雙槍”出名）。除留鹽及香煙一部分在遵義、桐梓兩城發給貧民外，其余在市場出售。

蘇維埃國家銀行就跟老百姓說，可以用紅軍票買低價的食鹽。資料記載：“每紅軍鈔洋1元可買鹽7斤，可買白金龍香煙4罐，價值遠賤于平昔。”1斤鹽在當地市場的價格為1塊銀元，而1元蘇幣可以買鹽7斤，這使得“紅軍票”順利流通且信用很高，甚至人人爭著要。所以紅軍就可以順利地用紅軍票去采購物資。

同時，紅軍還對商人實行保護政策，支持他們發展貿易、活躍市場。當時毛澤民還專門到當地知名人士劉伯莊家里拜訪，向他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請他出面做做工作，保證紅軍能按市價支付錢幣買到東西。在劉伯莊等人的動員與幫助下，商店紛紛開門營業。

另外，紅軍允許老百姓拿著紅軍票到蘇維埃銀行換取銀元。當時在遵義新城商業中心設立了6個兌換點，又在遵義周邊駐有紅軍部隊的桐梓、綏陽、鴨溪、團溪、龍溪、余慶、湄潭等地設立了19個兌換點。就是方便老百姓能隨時把紅軍票兌換成影院，從而提高紅軍票的信譽。

由于國家銀行有充足的現金和物資保證，發行的蘇維埃鈔票完全可以兌現，遵義城及附近駐有紅軍部隊的城鎮的群眾和商家都樂于接納、使用蘇維埃鈔票。

遵義是長征途中蘇維埃國家銀行唯一發行紙幣的地方。據曹菊如后來回憶，銀行工作人員除參加沒收征發、保管分配工作外,10天里的主要任務是紙幣的發行與回籠。

錢希均在回憶錄《憶澤民同志兩次過遵義》中記載：“本來，從江西出來時有個規定，沿途不準使用蘇區紙幣。但到遵義后，情況起了變化，準備在此建立根據地。因此，國家銀行發行了蘇區紙幣，面值與光洋相等。為提高蘇區紙幣信譽，我們賣食鹽專收蘇區紙幣。”

1935年1月15至17日，遵義會議召開。會議還重新制定了紅軍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

為使群眾利益在紅軍離開后不受損失，在撤離前夕，國家銀行開展了緊急貨幣回籠工作，在紅軍各駐地鬧市區張貼布告，設兌換處，用食鹽、布匹、米、谷、香煙等物資和銀圓換回民眾手中的“紅軍票”。

錢希均回憶，“我們要撤走了，但還有部分紙幣在老百姓手里未收回，林（伯渠）老和澤民商量，必須兌回這部分紙幣，否則紅軍的聲譽要受到影響。”所以教員后來說，長征是宣傳隊，從金融工作中也可見一斑。

雖然大規模發行紙幣只有在遵義，但是長征沿途也仍然使用了一些紙幣。比如現在郴州市汝城縣革命歷史陳列館的庫房里，有62張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貨幣。據捐贈人的后人介紹，那時候紅軍從我們這里經過，村民們把那些米、菜給紅軍，紅軍那時懷著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宗旨，就把錢給村民了。紅軍走的時候，可以讓群眾把蘇維埃紙幣再換回銀元，當時爺爺沒有把紙幣換回銀元，也是以這種方式在默默地支持紅軍。

1935年2月10日出版的《紅星報》（紅星報是1931年12月11日由總政治部創辦，1933年8月起由小平同志主編，在紅軍長征中，《紅星》報是黨中央、中革軍委的唯一報紙）就發表了一篇文章《不要亂用蘇維埃國幣》 明確強調：“最近在我們的部隊中，有些同志表現著不重視蘇維埃國幣、亂用蘇維埃國幣的現象，甚至有請運輸員、請向導也用紙幣的。這不僅是浪費，而且是脫離群眾的現象。我們國幣應該是有信用的，更是十足兌現的，但我們不一定每到一處都設有兌換處。假使不設兌換處的地方，也用紙幣，必使群眾受到損失，而對我們不滿，結果是幫助了敵人。因此，為了爭取群眾，維護蘇維埃國幣的信用，必須反對浪費，節約蘇維埃國幣來買必需的東西。”

遵義之后，就基本上是運動戰了，雖然二渡赤水后又重新占領了遵義，但是只呆了兩三天。因為老蔣大軍馬上合圍，必須快速轉移。所以當時也沒有條件發行貨幣。隨后就是三渡、四渡赤水，再之后南渡烏江、佯攻貴陽，調出滇軍后，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過夾金山，在川西地區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會師原本是好事，但是張國燾看到了中央紅軍的衣衫襤褸后野心膨脹，針對紅軍往哪里走的問題，和黨中央發生了爭執，甚至想要分裂黨。好在教員等人及時克服張國燾陰謀分裂所造成的危局，及時北上，抵達甘肅南部。

當時紅軍行進的方向是陜甘邊界，但是具體哪里落腳并不清楚。9月27日，在甘肅通渭縣的榜羅鎮修整時，紅軍從《大公報》上了解到，陜北有一只紅軍，還有一片根據地。于是中央馬上決定，紅軍長征落腳點應放在陜北。

11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瓦窯堡，當時這是陜甘晉省委所在地。

11月下旬，國家銀行改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陜甘晉蘇維埃銀行并入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毛澤民改任國民經濟部部長，中央財政部部長林伯渠兼任國家銀行西北分行行長，曹菊如任副行長。

當時在西北有三家主要的銀行。

一家就是并入西北分行的陜甘晉蘇維埃銀行，這個銀行之前叫陜北省蘇維埃銀行。另一家是陜甘蘇維埃銀行。還有一家是神府特區蘇維埃銀行。

首先介紹下陜甘晉蘇維埃銀行。

就在中央紅軍在遵義的1935年1月，陜北省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其管轄范圍涵蓋保安、安塞、延安等16個縣級蘇維埃政權。

為了統一轄區內的財政經濟，當年6月，陜北省政府就命令由財政部著手成立財政印刷所，以陜北省蘇維埃銀行的名義發行鈔票。由省財政部長艾楚南兼任銀行行長（艾楚南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財政部的司長）。不過陜北蘇維埃銀行當時只鑄造了2000余枚五年制銀幣和少量銅幣，發行了面額1分、2分、5分、1角、2角五種紙幣，流通范圍限于陜北省的中心地帶安定、延川、清澗、延長等縣的十幾萬人口中。

當年9月份，成立陜甘晉省委，陜北省蘇維埃銀行隨即更名為陜甘晉省蘇維埃銀行，并于1935年10月遷往安定瓦窯堡，同年11月，并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從1935年9月到11月存續的兩個月間，陜甘晉省蘇維埃銀行在原來陜北省蘇維埃銀行發行的五種紙幣基礎上只增印了一種5角幣。

另外一家是陜甘省蘇維埃銀行，早期的名字叫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

1933年三四月份，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但當時農村根據地銀洋不多，靠糧食等物物交易，一來不便攜帶、二來不利計價。1934年2月，陜甘邊革命委員會財政委員會成立。

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財政委員會一經成立即在南梁油坊（甘肅慶陽華池縣）溝建立了制幣廠，準備金來自沒收土豪地主的白銀。由于缺乏設備和紙張，印刷貨幣條件受到限制。工人們用粗老白布代替紙張，用木刻雕版、手工印刷代替機器印刷，印后再用桐油處理等簡陋辦法，在很短時間內，印刷出了質地硬脆、形同油布的貨幣，這就是陜甘邊區銀行最早的貨幣——“油布幣”。

“油布幣”長14.1厘米，寬6.7厘米，大小和第五套人民幣的10元紙幣差不多。“油布幣”正面上端框內從右至左印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17個字，下端框中印有“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發行”字樣，兩邊印有“提高工農生活”“隨時兌換現金”字樣。票面主圖為三個五角星，正中大五角星內繪鐮刀錘頭圖案。在正中蓋陜甘邊區銀行印，兩邊豎寫面值，面值下面各蓋正副行長印章。

“油布幣”是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發行的第一種貨幣，屬兌換券性質，規定每10角兌換大洋一塊，發行了1角、2角、5角和1元四種面額。

“油布幣”最初發行流通時并不是很順利。為了活躍經濟和商品貿易，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后，恢復和新開設了荔園堡和白馬廟兩個集市。由于國民黨發行鈔票毫無信用、不斷貶值，群眾對非金銀的貨幣普遍不信任。開始時，群眾在集市交易中并不主動兌換印制簡單的“油布幣”，只是遲疑觀望，做生意的商販也不敢用。為此，蘇區政府安排工作人員在集市上專門用“油布幣”購買物品，同時貨幣兌換所人員每逢集日在荔園堡集市設立兌換處，凡持有“油布幣”的商販要求來兌換銀元，當場即行兌換。時間一長，“油布幣”逐漸在集市上推廣開來，從而在邊區流通起來。“油布幣”存續流通了大約半年左右，后因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成立，“油布幣”逐漸被“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兌換券”取代。

1934年11月，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陜甘邊區工農民主政府(亦稱南梁政府)、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赤衛軍總指揮部，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劉志丹任軍委主席。

在習仲勛等人的領導下，蘇區政府提出和實行了“陜甘邊蘇區十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糧食政策、軍事政策等等。其中提到成立邊區政府銀行，發行“蘇票”；設立集市，開展貿易；黨政軍干部和部隊戰士的生活、辦公費用由財政委員會統一籌措、分配，官兵一致，不分等級。除實物外，個人津貼、辦公費用一律發“蘇票”。

1934年11月，陜甘邊蘇維埃政府銀行成立，發行新的蘇區貨幣——“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兌換券”，簡稱“農民券”，同時停止發行“油布幣”。“農民券”是陜甘邊區政府發行的第二種貨幣。農民合作銀行承擔起了對外發布財政金融政策、發行邊區政府貨幣、辦理兌換業務等職責，管轄造幣廠和蘇幣兌換處。為驅逐國民黨偽幣，占領根據地的貨幣市場，先后起草了《統一蘇區貨幣及其辦法》和《發行紙幣、鑄造輔幣的報告》

“農民券”以銀元為本位，屬于兌換券性質，發行面值有1角、2角、5角、1元四種，銀行規定每10角農民券兌換1元銀元。“農民券”的發行流通建立在“油布幣”良好信譽上，群眾對蘇區政權的貨幣都很信任和認可，因此流通比較順利，“農民券”流通的時間從1934年11月銀行成立開始至1935年4月蘇維埃政府撤離南梁地區。

受印制設備條件所限，“農民券”亦是布質，用雕版印刷之后，涂上桐油晾干使用。為區別于“油布幣”，票形改為豎式，高12.8厘米，寬7.5厘米。正面以松葉為底紋圖案，上端從右至左書寫“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印“兌換券”和“每十角兌換大洋壹元”，還有“蘇區一律適用”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五年制”字樣，票面中央為大寫的面值，下方繪有鐮刀錘頭圖案，兩邊印財經委員會印章，背面只有方印。

1935年4月，國民黨政府調集陜、甘、寧、豫、晉、綏6省7個師計5萬多兵力，向陜甘邊區和陜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企圖將新生的革命政權扼殺在搖籃中。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隨即撤離南梁地區，遷至甘泉下寺灣（延安甘泉縣），停發“農民券”，并把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改稱為“陜甘省蘇維埃銀行”，開始印發“銀幣券”紙幣、布幣和“銅幣券”紙幣。“銀幣券”發行過1角、5角、1元三種面額；“銅幣券”發行過20枚一種。“銀幣券”正面上方為“陜甘省蘇維埃銀行”的行名，中央為鐮刀錘頭圖案，正下方還印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五年印制”，背面印有“憑票即付”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五年印制”文字。

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印制發行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幣后，陜甘省蘇維埃銀行的“銀幣券”和“銅幣券”便停止發行使用。

還有一家是神府特區抗日人民委員會銀行（后更名為：神府特區蘇維埃政府銀行）。

神府革命根據地位于陜西北部，以神木為中心，包括府谷、佳縣、榆林部分地區，面積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4萬人，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1934年9月18日，神木縣革命委員會成立，隨著紅軍武裝斗爭的勝利，黨、政、軍領導機構的建立和健全，神木、府谷紅色區域不斷鞏固和擴大，神木府谷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為加強領導決定將神木府谷革命根據地改為神府特區直屬中央領導。

1936年4月神府特區抗日人民革命委員會成立，喬鐘靈為主席。為改善人民群眾貧困生活，活躍集市商貿、便利交易，1936年春，中共神府特委決定成立“神府特區抗日人民革命委員會銀行”，財政部部長高振業兼任銀行經理。同年在特區轄區內發行“流通紙券”輔幣，有紙質、布質2種。紙質券又分面額5分、1角、5角、1元4種；布質券有1角1種。1937年1月，神府特區抗日革命委員會改為神府特區蘇維埃政府，銀行隨之更名為“神府特區蘇維埃政府銀行”，高振業仍被選為財政部部長兼銀行行長。在高振業主持下，神府特區蘇維埃政府印刷發行了5萬多元鈔票在市場上流通，又在賀家川村周邊組建了民眾合作社和紡織工廠。這些措施對于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起了一定作用，使蘇區的經濟困難得到很大改善。

4月，銀行宣告撤銷，流通紙券亦隨之停止發行流通。為避免給廣大群眾造成損失，銀行以物資和銀元兌換回群眾手中的流通券。

1937年10月，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形勢需要，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為陜甘寧邊區銀行，“國家銀行”名稱正式結束。

為了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兼國家銀行西北分行行長林伯渠，作為同盟會的元老級人物，出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而副行長曹菊如則擔任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那曹菊如在行長任上做了哪些事情？邊區銀行在邊區經濟發展建設中發揮了哪些作用？為鞏固敵后抗日根據地，在陜西、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出現了多少家銀行，做出了多少貢獻？下期我們就聊聊抗戰時期的敵后金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