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鑄幣與鑄幣稅

印章符號、重量標準與貴金屬材質是構成古希臘鑄幣的三個核心要素，鑄幣通過印章符號表明貴金屬按重量標準確定的貨幣價值。名義價值與內在價值在理論上是一致的，但現實中由于使用磨損、人為切割，特別是鑄幣發行者的人為貶值等，貴金屬實際重量確立的內在價值往往低于印章符號代表的名義價值，這為鑄幣稅的產生和收取提供了客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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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符號、鑄幣重量與鑄幣稅收取

印章符號與鑄幣重量之間的復雜關系決定了鑄幣稅的存在。印章符號設計的初衷是表示重量標準所確定的貴金屬的價值并印在鑄幣表面上。古希臘鑄幣的印章符號往往結合所在地區的神話故事或特色物產。比如，敘拉古的鑄幣圖案是用作珍貴香料和藥物的羅盤草，這是其城邦的象征，而羅盤草的價值確定方式就是打包稱重。愛奧尼亞人鑄造貨幣時，在金屬錠塊表面裝飾符號可能是為了保證純度和重量，也是為了防止磨損和造假。鑄幣的印章符號既是其發行城邦的象征，又是貴金屬材質的重量和質量的保證。

印章大約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在愛琴海地區流傳開來，其與稱重活動和稱重器具的傳播有著類似的路徑。可以看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愛琴海區域，印章使用、天平和砝碼等稱重器具與青銅以及一些珍貴物品的分布非常相似。印章在愛琴海地區的使用，從青銅時代開始就具有行政管理的目的和傾向。印章的行政使用、重量標準和貴重物品三者似乎有著重要的內在關聯，皆指向鑄幣的出現，而且在很早的歷史時期就為政治權威所掌握和使用。古希臘將印章符號用于表示鑄幣的價值和重量標準正是這一悠久傳統的延續，區域間的大額交易最初都是由城邦的行政力量主導的。

鑄幣的印章符號代表著特定的單位和具體的重量，在遠距離貿易中是非常易于識別的標記，能夠有效促進經濟交易和社會交流。從藝術和視覺的角度，印章符號是一種象征，通過心理作用傳達了其所代表的政治權威和價值擔保，省去了客觀物理層面的驗證和操作。就如同語言和詞匯一樣，作為象征的鑄幣符號標識了政治權威所擔保的鑄幣材質的純度和重量；也正如語言描述會與現實情況存在差異一樣，鑄幣符號和政治權威的規定會與貴金屬材質的實際重量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和區別為鑄幣稅的收取提供了依據。古希臘城邦通過制定鑄幣的重量標準和強制推行鑄幣在其領土內的使用，對這些打上印章的貴金屬白銀收取溢價。鑄幣稅的收取將國家權威的政治信用轉變為貨幣的經濟收益，鑄幣對稱量白銀的替代是貨幣信用化過程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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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幣面額與鑄幣稅比例的反向關系

從古希臘發行鑄幣的各主要城邦來看，它們分別發展出了大額鑄幣和小額輔幣相結合的鑄幣體系，其重心隨著對內和對外不同的貿易發展狀況會不斷變化。比如，在埃伊納島，早期的大額鑄幣德拉克馬和小額輔幣奧波爾都很常見，到了公元前5世紀時，三奧波爾和半奧波爾也非常多。雅典的情況比較有代表性，“紋章幣”（Wuppenmunzen）的發行和流通結合了低至四分之一奧波爾的小額輔幣；古風時期，貓頭鷹鑄幣的發行數量非常大，主要用于大額的對外貿易，這其中不需要小額輔幣，因而基本上沒有輔幣；古典時期的文學和文字證據表明，雅典已發展出非常齊全的白銀輔幣體系，其面額低至八分之一奧波爾，主要用于城邦的日常交易。

在古希臘鑄幣的幣值體系中，不同面額的鑄幣收取的鑄幣稅比例是不一樣的，隨著面額的減少，國家會提取更多的白銀。正常情況似乎是按照固定的鑄幣稅收取比例設定一個統一標準，然而，事實表明，隨著鑄幣面額的減少，根據重量標準缺失的白銀比例增加了。國家減少白銀的含量比例對大額鑄幣來說幾乎為零，但對半奧波爾來說，這約占其含量的五分之一。小額輔幣多為公民日常交易所用，更容易被國家等政治權威強制推行，其信用化程度也就較高。鑄幣滲透到公民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增加了小額輔幣的需求，提升了鑄幣稅收取的來源和比例。小額輔幣雖然收取的鑄幣稅比例更高，但具體到單枚鑄幣的絕對數量上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因而很難引起使用者的注意和反對，這是小額輔幣收取更高鑄幣稅比例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額鑄幣在性質上更接近于稱量白銀，特別是在大額交易的支付或者經濟財富的儲藏上需要通過稱重確定價值，因而其鑄幣稅收取的空間被極大壓縮。

大額鑄幣和小額輔幣之間不同的鑄幣稅收取比例說明了貨幣信用化背后國家政治權威的支持作用，也體現了鑄幣鑄造在國內和國外兩種不同的目的。小額輔幣是為了滿足國內小額支付的需求，它表明發行者在其控制區域內強制使用鑄幣的能力。不同面額收取不同鑄幣稅比例說明發行者力圖實現雙重目的，即在國內最大化其經濟利潤和政治控制，同時保持用于外部交易的大額鑄幣的可靠性和聲譽。大部分城邦的鑄幣都是本土化流通的，以小額輔幣為主，大額鑄幣則更類似于稱量白銀，用足額的材質確保其城邦的國際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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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幣稅的稅率與來源

鑄幣稅收取的一個合理名義是政府在鑄幣過程中需要耗費的成本，包括技術和人工，從這一角度而言，鑄幣從一個行政問題轉變為經濟和利潤問題。鑄幣稅使鑄幣價值超過其同等重量金屬的價值，其中除了鑄造成本之外，還有政府利潤，這也是政府鑄幣的動力之一。鑄幣由政治權威支撐和背書，意味著鑄幣稅由國家壟斷，加上貴金屬材質和鑄造操作的成本，鑄幣稅的利潤空間在一個大致固定的數值范圍內浮動，這個稅率在古希臘一般為3%—5%。從雅典鑄幣場的具體案例來看，在公元前5世紀末期，鑄幣場位于雅典的城區，國家使用的大部分白銀必須被鑄造成小面額鑄幣，小額輔幣占據了鑄幣的主要部分。鑄造費用在操作過程中直接收取，說明鑄造過程與提純過程是分開的，每項操作的費用可能是在各自的現場單獨提取和支付的。

從雅典鑄幣在其同盟國跨城邦流通的情況來看，國際貨幣的使用也為其帶來鑄幣稅的跨國征收，正如當今世界美元等國際貨幣一樣。這種鑄幣稅的征收也包括外國貨幣兌換為雅典鑄幣所要收取的額外費用。在雅典當局看來，只要成色良好，所有外國貨幣與同等重量的金銀條塊具有相同價值，即比雅典鑄幣場出產的鑄幣低5%。雅典貨幣法令對于外國貨幣兌換為貓頭鷹鑄幣的費用收取與其直接的鑄幣稅比例是一致的，都是3%—5%。公元前5世紀，著名的貨幣法令似乎提到了將各城邦鑄幣轉換為雅典貓頭鷹鑄幣的費用，這一費用比例大約是每米那3德拉克馬（即3%）。根據碑文記載，每米那5德拉克馬（即5%）的費用同樣是可能的，結合亞里士多德的說法，這種可能性更大。不同城邦鑄幣之間價值的轉換可以直接借助于其采用的鑄幣重量標準進行計算，許多情況下，貨幣兌換傭金的收取比例可能略高于鑄幣稅，約為交易價值的5%—7%。

在鑄幣的跨國兌換之外，不同面額和材質之間的鑄幣兌換同樣會產生額外的費用，這也是鑄幣稅問題的延伸。從公元前5世紀中葉開始，希臘世界逐漸使用青銅鑄造小面額貨幣，這增加了鑄幣稅收取的比例和來源，也使得情況更加復雜，因為青銅輔幣兌換成白銀鑄幣會產生額外且高昂的交易費用。信用化程度更高的小額輔幣兌換成大額鑄幣通常要收取更多的傭金，以彌補不同面額鑄幣間的鑄幣稅差異。

可見，鑄幣的出現代表了從貴金屬稱重的內在價值向印章符號代表的名義價值的轉變，這一過程客觀上為鑄幣發行當局收取鑄幣稅提供了可能，其折射的是貨幣本身的信用化趨勢，國家政治權威擔保取代貴金屬重量成為確定鑄幣價值的主要因素。小額輔幣中重量標準所起的作用更小，因而其信用化程度更高，鑄幣稅收取的比例也就越大。小額輔幣從白銀材質轉向青銅材質代表鑄幣稅收取和貨幣信用化的進一步加深，直到現代紙幣的出現和廣泛使用都是這一邏輯的延伸。從中可以看到之后幾千年貨幣形式發展演變的內在動力，無論是之后的紙幣還是現在的數字貨幣，似乎都包含在從金屬重量向印章符號以及從白銀輔幣向青銅輔幣轉變的貨幣信用化趨勢之中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重大理論問題研究”（22&ZD03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于世華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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