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李慈銘的日記｜被遮蔽的差評（十）

傅以禮（1826-1898），初名以豫，字節子，號節庵，浙江山陰人，寄籍直隸大興縣。清同治間署臺灣海防同知，光緒間官福建建寧知府。傅氏喜搜輯明季史料，精金石鑒賞，收藏圖籍頗富，也喜刻書，著有《明朝宰輔錄》《華延年室題跋》。

李慈銘與傅以禮青年時都喜歡買書，彼時李慈銘醉心于詞賦，傅以禮潛心史籍，二人交流并不多。李慈銘客京五年，遭遇朋友背道、科場失利，宦途茫然，他開始轉而潛心治學，走了“青春作賦，皓首窮經”學人之路。他在同治四年（1865）回鄉后，經常與傅以禮互借書籍，討論晚明野史《紀載匯編》《荊駝逸史》等，搜輯明代謚法，又因故鄉遭遇兵燹，不約而同抄錄《保越錄》，互相校對、題識。這一時期，他們由泛泛之交成文字知己，李慈銘還送了一個“傅明史”的雅號給傅以禮。此后二人燕、閩異地，但鴻雁傳書，長期保持聯絡，至今李氏的著述稿中可見致傅以禮信十一通。

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傅以禮在赴臺灣海防同知的途中，給李慈銘寫了信，并將早年承諾相贈的《同姓名譜》一并奉上，“得節子書，奉檄署臺灣海防同知，已渡海矣。又寄贈陳士莊《同姓名譜》抄本十冊，此書予與節子在越中同見之，而為節子購去，云仍當歸予，今竟能不食言，亦可尚矣”（《越縵堂日記》）。

光緒九年八月，傅以禮由福建進京，到李慈銘府上敘舊，帶來同在閩地的鄉友委托：孫詠裳的門禮三十圓、何澂的《雙鉤漢碑篆額》三冊。但因仆人未通報，沒能第一時間握手晤談，讓李慈銘引以為恨。幾天后，他回訪傅以禮，在其寓所觀賞郭蘭石舊藏明拓《石鼓文》（該本今藏國家圖書館，有傅以禮藏印及題跋），并獲贈福建新刻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次日，李慈銘在聚寶堂設宴，請同鄉任塍、傅以禮族弟傅子莼作陪，京華重聚，把酒言歡。在傅以禮要離京的九月三十日，李慈銘寫下《題傅節子花延年室金石拓本即送其赴閩補官用冊首朱菽堂侍郎題金氏咸悅齋鐘鼎款識次飲丁香花下作韻》為其送行。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慈銘門人孟生赴閩，他趕緊給建寧知府傅以禮寫信，贈《越中先賢祠祠目》十冊，又請傅氏代購閩人文集及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等，一如既往地討論學術。

光緒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李慈銘收到傅以禮來信，告知鄉友何澂不幸染疫卒于閩地。其實，早在七月二十九日，鄉友王彥威就來告知此事：“弢夫來，言余昨致何竟山書，有臺州人陳拔貢新自閩來者，言竟山已于五月中病沒，為之憮然。竟山名澂，山陰諸生，于予為后進，能書畫，有才藻，后入資為郡丞，需次閩中，以能吏稱，頗留意金石，所收藏漸伙，亦精鑒別。嘗攝浦城令二年，宦橐頗充，而民不惡之。其識余也在乙丑以后，竟山日自親于余。其攝浦城，于孫生子宜處得十余年前所鈔余駢文一冊，亟為開雕，且婁來求全集，將次弟刻之。去年冬重致書申前請，余方作書報之，而已為古人矣，悲夫！”（《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李慈銘與何澂交誼日深，請郎仁譜帶去的信尚在途中，可惜何澂已無緣再見。李慈銘已六十歲，風燭殘年，最怕聽聞故人噩耗。寫下這段文字之后，他沉痛回憶了最近幾年去世的親友，準備寫一篇《九哀賦》以寄哀思，何澂為其一。

不料光緒十四年九月初，傅以禮侄子傅慶咸進京，又帶到傅以禮妻李氏的訃告。九月二十二日，李慈銘收到傅以禮的信：“得傅節子八月廿二日福州書，并陳恭甫先生《左海文集》兩函及樸齋《齊詩遺說考》《詩四家異文考》《禮堂經說》。”（《越縵堂日記》）傅以禮在鼓盆之戚中仍不忘老友囑托，購書寄贈，令他非常感動。而是年四月，李慈銘夫人馬氏也病卒于京，因此二人同病相憐，“循誦來翰，日不去懷。落月空梁，暮云三徑，尋思意恉，罄竹難殫。裁答稽遲，定蒙鑒囿”（《越縵堂雜著·函札·復傅節子書》）。讀了老友信后，他的情緒激動，需要一段時間來消解哀痛，因此遲于答復。

十一月廿一日，李慈銘開始動筆回信：“節子十一仁兄有道：八月八日得七月廿五日手書，累幅懃懃，情辭溢楮，具承近狀安吉，潭眷燕舒，方擬報書，苦纏疢疾。九月十五日，重得八月廿九日書并嫂夫人訃狀，忽悲垂暮，同愴鼓盆，異地晨星，吉兇均氣，追循身世，嘆悵何言？是月廿三日，續奉八月廿二日惠書，并《左海文集》《樸齋齊詩遺說》《詩四家異文考》《禮堂經說》及尊刻《保越錄》諸書，辱以騎省之宅哀，婁荷干蹄之遠寄，三千里外頻折疏庥，見題札之殷勤，征暮年之矍鑠?！保ā对娇z堂雜著·復傅節子書》）

他敘述喪妻之悲，感慨人情世故之復雜，緩緩道來去秋已入鬼門關、今年四月二十八日內人又逝，膝下無子息，較之傅以禮兒女繞膝，更覺悲慘：“去歲之秋，肝厥復作，丕陽已降，形神早離，促具灰釘，分分至全。殆中秋，一夕身入冥中，前見鬼役之迎，后聞家人之哭，負債未滿，既絕而蘇，雞骨在床，室人已病。三冬之月，百變驚心。迨迫歲除，兇儀盡備。入春以來，增減不恒。始患血枯，繼苦脾泄，至孟夏二十八日奄然化去。年垂七十，厀下空然，悲慘蕭條，較之嫂夫人，殆有人天之別。弟窮途耄齒，遭此仳離，自嘆一生窮民兼四，仲弟沒已十余歲，止有一女，近亦在都，令服箭總，以主喪事。季弟身后有兩子一女，因馳書南中，召其次子僧喜來持重服，以五月下旬到京，生十四年矣。六月間，暫出殯于白紙坊之崇效寺，藏經閣側，精舍三楹，玉梨一株，蔭滿庭院，得以少安靈坐，掩翳銘旌，法鐘鼓魚，不離左右，冀憑佛力，略懺浮生。逝者如斯，我生何樂？”（《越縵堂雜著·函札》）李慈銘整理凄慘的晚年境況，悲不自勝，第一次寫到這里為止。

廿四日，感性的情緒輸出以后，他開始冷靜討論起夏燮的《明通鑒》，“夜再作致傅節子書，俱答其所言輯錄收購經籍之事”（《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夏嗛父《明通鑒》體例謹嚴，而局于識力，采取未盡，而疏于裁擇，觀其取名亦非甚當，其力主建文行遯之說，雖多訛字，然其盛心不可沒也。當時朝野皆有此疑，要只存之異聞，不必如竹垞之力辟，亦何必效石匱之大書，（谷氏《明史紀事本末》取之張氏《石匱藏書》）。夏氏雖云竊取《明史三編》，而于《成祖紀》中前書為僧始末顯相矛盾，有失闕疑之恉，其紀福、唐、桂三王名曰《附記》，共得六卷，則不能詳備。可知惟曾見明世永樂以后七朝《實錄》，而于《明會典》《一統志》多所采擷，用心勤至，故其書首尾完善，遠勝陳稽亭之《明紀》。弟此書是嗛父托平景蓀轉寄，且求為序文，嗛父已歸道山，景蓀旋亦引疾，其書刷印未幾，以永寧作令，有虧官帑，書版錄入江右藩庫，故外間印行絕少。書既繁重，不便遠寄，又念嗛父平生之言，至今序文未成，常欿然于懷。是宜珍重其書，不敢遽以為贈也?！保ā对娇z堂雜著·函札》）他說《明通鑒》體例完善，首尾完整，是夏燮在江西病逝前托付平步青所寄，二人緣慳一面，此書是其惺惺相惜之證，所以不能割愛分贈傅氏。

廿七日，他終于寫完這通兩千多字的長信，所有想與老友分享的心事都已封緘，遂“發節子書往閩中”，這通送到傅以禮手中的信，時至今日不知是否仍在天壤間。幸運的是，在發信前后李慈銘親筆錄了副本，在現藏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越縵堂雜著·函札》中。二零一三年冬，筆者曾去中科院查閱，發現書中竟然有四處涂抹，失落之余轉而生疑。之后又去國家圖書館調閱李慈銘兒子承侯抄錄的《湖唐林館文鈔》，這通《復傅節子書》正在其中，有種失而復得的欣喜。

根據李慈銘日記，這年五月李承侯以嗣子身份入京，為馬夫人完成葬禮，隨后他在京讀書、習字，偶爾代父作筆札，李慈銘日記中也有他的筆跡。這部《湖唐林館文鈔》分“先嚴收錄碑銘”“先嚴錄壽序書后”“先嚴收錄駢文”等冊，《復傅節子書》在“先嚴錄書札”中，應是李承侯照李慈銘副本再錄。以往我們熟知李慈銘的日記曾被涂抹、遮蔽，未曾料到，一通日常敘舊的書信也會被人動手腳。中科圖藏本中的涂抹，李承侯抄本完整無缺，使我們得以穿越迷霧，一睹真容。

第一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札·復傅節子書》

李承侯抄本僅略去開頭精確的時間信息，如“八月初八日”“七月廿五日”“九月十五日”“廿三日”“八月廿二日”，其他地方均未改動。據李承侯抄本第一頁a面第六行，李慈銘親筆錄副本被涂抹處的原文是：“惟是令親徐令未曾賜顧，得書未及十日，聞其同年陳、鮑兩太史已出都，蓋外吏避人惟恐不速。令侄輩惟七令侄至九月三十日始獲晤面，言引見后即之官浙中，不特書冊之繁無由寄奉，即嫂夫人生芻之奠亦末由達。”（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

國家圖書館《湖唐林館文鈔·復傅節子書》

“令親徐令”，暫時未能考證確系何人。李慈銘八月初八日所得傅氏書，大約是這位徐氏送來，那天恰是馬夫人百日忌，李慈銘全家到崇效寺齋奠、燒香，因此未能與徐氏謀面。李慈銘又聽聞徐氏的同年陳、鮑已經出都，三人都是外官，對拜訪、打點京官避之如恐不及，因此懷疑徐氏也已匆匆離京。

徐氏同年鮑、陳，據七月二十九日《日記》，“弢夫來，言余昨致何竟山書，有臺州人陳拔貢新自閩來者，言竟山已于五月中病沒”（《越縵堂日記》），這位“陳拔貢”，很可能是徐氏的陳姓同年。后來有位陳實字秋丞的朋友由閩進京，傅以禮托他給李慈銘帶書和印章，大約與之前的“陳拔貢”為同一人。

“七令侄”即傅慶咸，九月三十日：“傅通判慶咸來，節子之兄子也，其尊人嘗宰山東之陵縣?！保ā对娇z堂日記》）傅以禮長兄傅以凝，道光二十九年官山東陵縣縣令。

這一處涂抹涉及傅以禮的親友，并無任何批評之詞。

第二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札·復傅節子書》

李慈銘說他已經安排身后之事，“近托同里徐仲凡太守買得蘭渚橋左山地一弓，聞巖壑清深，足安魂魄。擬以葬先祖考妣，其旁即營亡室之穴，弟它日亦以此為首丘矣”。

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復傅節子書》

“首丘”之下的涂抹，據李承侯抄本《復傅節子書》第二頁b面第三行，其原稿為：“今夏舍侄來時，本有一族子一仆同來，初擬秋間即令送柩南返，因此次喪費幾及千金，無復籌般運之資，只可明春作計。”

此處說馬氏棺木南返之事，李慈銘請徐樹蘭在故鄉擇墓地。徐字仲凡，光緒二年舉人，浙江山陰人，創辦中西學堂與古越藏書樓。李慈銘告訴傅以禮，馬氏暫時停棺于崇效寺，計劃秋涼后歸葬會稽，但因喪費、搬運費等不能一時籌得，只好明年春天再做打算。此條內容，僅僅是說境況窘迫，或有哭窮之嫌，但也無傷大雅。

若說觸犯禁忌，則墨涂之后數行諷刺孫毓汶的文字更敏感，“弟一官匏系，終年未嘗入署，幾同游方之外。今年考差，為福相國取列第一，外間皆以江南使節相期。而素忤要津，南皮、錢唐皆所不憙，濟寧尤以酒間戲語銜之次骨，故極力擠排，竟不得與。性不與小兒競雞蟲得失，此亦何足介懷？所慮時事日非，變故百出，漏舟之上，不免智愚同盡耳”。“南皮、錢唐”指張之萬、許庚身，“濟寧”指孫毓汶，三位時為軍機大臣。這年八月放學政，李慈銘志在必得，卻被孫毓汶擯棄，遂在日記中抱怨，八月朔記道：“是日簡放各省學政，外論紛然，無不為余不平。蓋當國者各有所主，故癸未翰林得五人，南皮門生也；御史陳琇瑩得河南，濟寧之婿也；給事中黃煦、編修王丕厘、趙尚輔皆濟寧私人……余一生偃蹇，不與人競，當軸袞袞皆以簡傲目之，濟寧尤銜余甚至，此中得失，何足置懷？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越縵堂日記》）或者涂抹者對指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并不感冒，任由其吐槽。

第三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札·復傅節子書》

《越縵堂駢體文》，曾之撰、曾樸校刻本

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復傅節子書》

這是李慈銘第二天續寫部分，回應傅以禮的委托，“昔歲所寄尊藏斷碑研銘拓本，今尚在書包布中，未嘗一日敢忘。所以久不報者，其始潘伯寅尚書居憂未來，及入京師，弟未嘗與之相見”。

這一段文字，據李承侯抄本《復傅節子書》第五頁b面第六行至第六頁a面第五行，中科院所藏被涂抹處正是：“所居里闬相望，至書札亦罕往來。今夏亡室之喪，弟以丙寅中秋遭先妣變時窮居柯山，未嘗分訃受吊，茲何敢以家人兇事分訃友朋？故一不以相聞。而知好咸以為言，慰奠相繼，不得不稍設兇儀，以為外觀。因請王可莊修撰書主，翁尚書師點主，取狀元之利市，分嗣子以余光。頗慮潘君有近舍湜而遠求居易之嗛，特寫一訃狀，告以發靷之期，而竟不見臨。出殯以后，始送一挽障。此則彼欲自絕于我，何苦尚與通書？”

“尊藏斷碑研銘拓本”，即蘇東坡墨妙斷碑硯，蘇軾曾書湖州墨妙亭詩碑，元明以來已毀無存，僅兩片殘碑被制成了硯臺，潘祖蔭藏有十七字殘碑石，傅以禮藏幾年前已將拓本寄給李慈銘，請他送到潘祖蔭府上求品鑒。李慈銘卻一拖再拖，因為光緒九年潘祖蔭丁父憂回鄉守喪，而期滿回京后，兩人倒疏闊起來了，幾乎沒有見面，通信也很少。

光緒十四年馬氏病逝，李慈銘請狀元王仁堪、帝師翁同龢題宔，但潘祖蔭無論書法、名望都不在王、翁之下，擔心引潘祖蔭不快，他特意寫了一份訃告送到潘府，但竟無回音，出殯之后才送來一份挽幛。 “潘伯寅尚書送青尼障一軸于崇效寺內子殯宮，槁使四千?！保ā对娇z堂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初四日）李慈銘非常不快，更不愿意主動與之聯絡，以故日漸疏遠。

其實墨涂后面的數行內容更具諷刺意味，“且彼近日所講者，埃及之古碑，有虞之瓦棺。其門曳裾之人，大率不讀五經，而求荒古之奇字；不知二五，而尋泰西之怪言。區區老坡，何足當其一吷？弟思自來骨董，本無真偽，我以為是，無一非真；它人我先，即斥為偽。此收藏之秘訣，亦好古之通言。……今以一研公案質成潘君，若其研未失，必以此拓為癡符；如所得俄空，又以此研為胠匧。彼此相笑，只益糾紛。不若自寶所藏，各留箸錄，雁鼎鼠璞，聽之后人。如兄盛意，必欲決疑，當俟后命。犯郎君之行馬，伐林甫之櫻桃，不敢辭也”。這里諷刺潘祖蔭沉迷于收藏金石古董，若懼輿論壓力，這幾行似乎更不宜保留。

光緒年間，潘祖蔭熱衷收藏埃及古碑、紅崖古字以及日本、高麗等石刻，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他心心念念的大克鼎終于運抵京師，常約知交好友雅集賞鑒，李慈銘卻一次也沒有被邀請，兩人對于金石學的分歧導致晚年幾乎沒有互動，彼此各不以為然。李慈銘告訴傅氏，若一心想將蘇硯拓本與潘氏所藏實物對照，必然節外生枝，不如“自寶所藏，各留著錄”。

國家圖書館藏李慈銘致袁昶書

但李慈銘并沒有忘記這件事，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袁昶給他看一首東坡墨妙亭斷碑硯拓本的題詩，他趕緊把傅氏的拓本送到袁昶手上，“頃承示題東坡斷碑研新詩，佳事并集，必有名章稱之，容細讀也。傅節子太守所寄拓本奉閱，并求一尊藏拓本，當寄節子相印證耳”（國家圖書館藏李慈銘致袁昶書）。晚清文人的金石題詠頗可觀，傅以禮、袁昶對東坡硯碑的關注度很高，即使是拓本，也樂于題詠一番。

第四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札·復傅節子書》

李慈銘在信的結尾為何澂早逝嘆惋，這段涂抹，不免讓人以為是對何氏的“差評”。“竟山中道委化，深可悼惜。去年兩次書來，求為弟續鈔駢文，將為全刻，遷延未報，至今夏始作一書，由臨海郎仁譜太守附去，而即聞噩耗，曾追致書仁譜，屬其便交子宜，并屬將意于兄，想已察入?！粗股剿讨褰裨诤嗡?？其版樣甚劣，又多訛字，然其盛心不可沒也。”（《越縵堂雜著·函札·復傅節子書》）

據李承侯本《復傅節子書》第八頁a面第一行，這段涂抹的原文是，“承許為覓佳手刻私印，甚感甚感。弟去冬以白果青田石兩方寄滬上，屬徐辛谷刻之，一求賜白文兩小方印，一曰李（愛）[?]伯，一曰霞川花隱老人，馀不敢相煩也?！?/p>

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復傅節子書》

“徐辛谷”即徐三庚（1826—1890），浙江上虞人，工篆刻。次年光緒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李慈銘收到傅以禮復信及“李?伯”“霞川花隱老人”兩印，“得傅節子六月廿一日福州書，寄來黃忠端公《漳浦集》一部、陳樸齋《今文尚書考》一部、壽山凍石印一方，文曰李?伯，壽山白石印一方，文曰霞川花隱老人，托陳秋丞縣令實附來?！保ā对娇z堂日記》）“李?伯”“霞川花隱老人”這兩方印，李慈銘比較喜愛，經常鈐于文稿、日記、信札等。傅以禮對李慈銘有求必應，應允之事從未食言。

據李慈銘親筆錄副與承侯抄錄本的對勘，這通信中的涂抹應是流傳過程中藏家或讀者所為，第一處涉及傅氏侄輩及親屬徐氏，第二處涉及李慈銘子侄，第三處涉及潘祖蔭略嫌敏感，第四處則是委托傅氏刻印。通篇并不具備特別的殺傷力，涂抹者用意令人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