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商事調解制度的發展與挑戰

來源 | 中國民商法律網

本文原載于《調解研究》2025年第2輯

作者 | 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問：在當下全球法治發展進程中，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成為重要趨勢，我國商事調解事業也在新時代迎來了快速發展。能否請您先為我們梳理一下我國商事調解發展的關鍵脈絡？

王利明：好的。進入新時代，我國商事調解事業發展迅速。2018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意見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國際商事法庭牽頭組建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支持“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糾紛通過調解、仲裁等方式解決，推動建立訴訟與調解、仲裁有效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形成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爭端解決中心，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當事人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隨后，最高人民法院聯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北京仲裁委員會等十家仲裁機構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調解中心、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兩家調解機構，建立了一站式的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2019年，《新加坡公約》開放簽署，這使得商事調解成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商事糾紛解決方式。在此背景下，國內商事調解組織數量不斷增多，調解員隊伍日益壯大，社會影響力也逐步提升。

問：聽起來發展態勢良好，但您提到目前我國商事調解事業仍面臨一些挑戰，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王利明：的確，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挑戰也不容忽視。首先，商事調解和人民調解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厘清。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調解傳統上分為普通民間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四大領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普通民間調解和人民調解界限模糊，相關調解組織達成的調解協議都被視為具有合同效力。2010年《人民調解法》和2012年《民事訴訟法》相繼修改，人民調解因司法確認獲得執行力，與普通民間調解有了明顯區分。《人民調解法》第43條規定允許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商事調解曾一度被納入人民調解范疇，導致二者界限不清。不過，隨著2023年《民事訴訟法》再次修改，司法確認范圍擴大到經依法設立的調解組織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最高人民法院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調解中心、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兩家收費調解機構納入“一站式”爭端解決框架，商事調解和人民調解的區分開始顯現。但兩者的區別究竟在哪，是否僅以是否收費來劃分，還需要深入探討，我認為這兩種調解存在明顯差異，有必要清晰界定。

問：除了商事調解和人民調解關系的界定問題，還有其他挑戰嗎？

王利明：有的。第二個挑戰在于調解協議的執行機制。在國內，調解協議執行機制主要是司法確認制度，即通過法院裁定賦予調解協議執行力，讓當事人可以直接申請強制執行。從國際層面看，《新加坡公約》明確區分了商事調解與法院調解、仲裁調解。在調解協議執行機制方面，公約試圖避免雙重承認準則，希望賦予調解協議執行依據效力。然而，公約確立的執行機制要真正落地，需要締約國修改國內法，這對許多國家來說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問：那在調解組織管理方面，是否也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

王利明：沒錯，這就是第三個挑戰——對調解組織的規范。對于商事調解而言，調解機構設立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依照何種程序運作等，都是當前面臨的新問題。《新加坡公約》賦予調解協議更便捷的執行機制，使調解在執行效率上超越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但這也帶來擔憂，如果調解缺乏規范、無序發展，其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可能受限，而《新加坡公約》并未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在我國，除了《人民調解法》，尚無專門的商事調解立法，所以商事調解組織設立條件等問題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從立法層面規范商事調解十分必要。

問：面對這些挑戰，您對推動我國商事調解制度發展有什么期望？

王利明：當前，我國商事調解面臨諸多挑戰，許多問題亟待深入研究。我非常期待眾多專家學者能針對這些重大疑難問題展開深入探討，提出建設性意見，共同推動我國商事調解制度不斷發展與完善，讓商事調解在糾紛解決中發揮更大作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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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金夢洋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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