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愛蓮留下了治療今天民族民間舞創作頑疾的藥

2026年是著名愛國舞蹈家戴愛蓮誕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也恰值其“邊疆音樂舞蹈大會”80周年。八十載光陰流轉，遙望當年戴先生走訪邊疆，采集民間，將藏、維吾爾、彝、羌、瑤、苗等少數民族舞蹈首次搬上都市舞臺，不僅重塑了中國民族舞蹈的審美疆域，還使得邊疆少數民族形象鮮活地介入中國現代社會建構與團結各民族群體的歷史進程中。這種“行走的采集”與“舞臺的轉譯”，在當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浪潮中愈發顯出其先驅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活態傳承，是多元一體的文化自覺，是藝術家與各民族人民互動的身體實踐與審美共享。

今天，在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雙輪驅動，以及非遺保護體系日益健全的背景下，戴愛蓮等老一輩舞蹈家們當年所踐行的“從田野來、到人民中去”的藝術創作路徑，仍需賡續深化。

戴愛蓮代表作《荷花舞》現已被固定為北京舞蹈學院附中中國舞專業二年級學生的必修劇目。圖為劇照，北京舞蹈學院圖書館藏

走出邊疆，返回民間

1940年回國后不久，戴愛蓮和丈夫——著名畫家葉淺予在戰火紛飛中輾轉貴州、云南、四川，向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民眾學習舞蹈動作、了解儀式語境，如她和學生隆征丘、吳藝編排了苗族舞蹈《苗家月》、編排了瑤族舞蹈《瑤人之鼓》和維吾爾族舞蹈《坎巴爾罕》等西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舞蹈作品。1945年抗戰結束后，戴愛蓮和葉淺予一起到康定（舊稱打箭爐）藏族地區采風搜集少數民族舞蹈；她的學生彭松則與華西大學團隊前往川西北的羌族和嘉戎藏族地區。

在康定近兩個月的時間里，戴愛蓮有機會讓向當地人學習了“巴塘弦子”，并受邀參加了以巴塘弦子為中心的“康藏舞蹈表演會”，深刻感受到了中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巴塘（時稱巴安）弦子,藏語稱“巴諧”或“康諧”,是集詩、琴、歌、舞為一體的藏族傳統綜合性歌舞藝術，與熱巴、鍋莊一起為藏族三大舞蹈，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戴愛蓮加工改造后的舞蹈作品《巴安弦子》引發內地及海外關注,開啟了舞臺化改編的先河，讓“巴塘弦子”不僅走出“邊疆”，更反哺“民間”，成為今天甘孜地區少數民族文化和地方旅游深度融合的典型范式，如2026年1月28日在成都舉行的以“圣潔甘孜·一生有約”為主題的中國甘孜景區終身門票制全球首發暨2026年農文旅體商活動發布會上，巴塘縣130名群眾聯袂演繹巴塘弦子，向世界傳遞打造國際生態文化旅游目的地、共享美好生活的愿景。

戴愛蓮《瑤人之鼓》

這種從田野采風到舞臺呈現，再到民間活化的傳承路徑，生動詮釋了戴愛蓮“從民間找到真正屬于我們自己的民族舞蹈”的深刻用意：她并非簡單地將少數民族舞蹈“搬運”到舞臺，而是在深入理解其文化內涵與精神內核的基礎上，進行藝術提煉與升華，賦予其更廣泛的傳播力和生命力。當《巴安弦子》以嶄新的面貌走向更廣闊的舞臺，它所承載的民族文化記憶與情感認同，也隨之被更多人感知和接納。

今天，巴塘弦子從舞臺回歸到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成為地方文化名片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這正是戴愛蓮等老一輩藝術家“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藝術理念的當代延續——民眾的參與不僅僅是對傳統的傳承，更是各民族人民文化自信的表達和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動實踐，從而讓古老的非遺項目在新時代煥發出勃勃生機。

根在民族，綻放舞臺

1945年冬天從康定返回重慶后，戴愛蓮便牽頭籌備“邊疆音樂舞蹈大會”。1946年3月6日，“邊疆音樂舞蹈大會”在重慶青年館公演，前后演出了五天共八場，后來又在民眾教育館劇場演了十一場。演出節目包括《瑤人之鼓》《嘉戎酒會》《端公驅鬼》《啞子背瘋》《倮倮情歌》《春游》《巴安弦子》《彌勒佛》《甘孜古舞》《青春舞曲》《坎巴爾罕》《苗家月》等10余個作品，集中表現了漢族、藏族、維吾爾族、彝族、瑤族、羌族等民族舞蹈文化。

1946年8月，戴愛蓮又帶著這臺晚會移師上海，在上海逸園一連公演了四場，收到廣泛好評和歡迎，并很快在大、中、小學中風行起來，對當時國統區高漲的進步學生運動起到了團結、鼓舞的作用。

葉淺予繪制的戴愛蓮《嘉戎酒會》

如今回望，戴愛蓮的“邊疆舞”實踐，不僅達成其“尋訪中華舞蹈之根”的心愿，成為當時民族認同與文化自覺的重要啟蒙，更是帶有“非遺”傳承與創新意識的藝術自覺，即以“民族”的名義，突破傳統原生形態民間舞，實現了以現代藝術形式對傳統舞蹈文化的內涵與形式的重塑。

在創作中，她并非簡單地將民間舞蹈元素和符合進行堆砌，而是通過深入的采風深刻理解各民族舞蹈的文化內核與精神意蘊，再通過提煉、加工、融合，使其在舞臺上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瑤人之鼓》中瑤族舞蹈的質樸敏捷、《巴安弦子》中藏族舞蹈的頓挫舒展、《坎巴爾罕》中維吾爾族舞蹈的熱情奔放等風格特質，與現代舞臺表現手法相結合，既保留了民間舞蹈的原汁原味，又賦予其更廣闊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

這種以“民族”為根基的藝術創造，不僅讓觀眾領略到中華各民族舞蹈的獨特魅力，更在潛移默化中增強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認同感，為后續中國民族民間舞的系統化、專業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民間場院與專業舞臺的重要橋梁。

在當下“非遺熱”中，多彩的地方非遺促成了“為一項非遺赴一座城”的文化消費新潮流。正如“邊疆音樂舞蹈大會”當年在重慶、上海等地引發的邊疆舞熱潮，證明了傳統的民族文化一旦經過恰當的藝術提煉與舞臺呈現，便能釋放出強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今天，當我們致力于非遺活態傳承時，戴愛蓮的經驗啟示我們：舞臺藝術不僅是非遺展示的重要窗口，更是其生命力延續與價值提升的關鍵路徑。通過藝術化的再創作，讓傳統舞蹈類非遺以更具時代感和感染力的方式融入當代生活，讓“民族”的藝術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綻放異彩，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凝聚民族情感、增強文化自信的精神紐帶。

守住非遺，舞在時代

成功的“舞臺轉譯”需要深入的“行走采集”，而不是獵奇性、觀光式田野采風。1993年，年近八旬的戴愛蓮前往云南，坐著拖拉機深入山寨搜集民間舞蹈素材。

今天，影像拍攝的便捷讓采風學舞往往停留于旁觀式記錄，忽略了真正的參與式體驗與文化共情，進而帶來舞臺上的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創作日漸趨同質化、符號化。從近幾屆的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評獎活動可見，一方面入圍作品數量持續攀升，并且涌現出《陽光下的麥蓋提》《馬鈴兒搖響幸福歌》等以傳統舞蹈類非遺為素材的優秀作品，凸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舞蹈實踐成效；另一方面，“專業凝視”下的多數作品中同質化主題、套路化形式、標簽化服飾等問題日益凸顯，“生拼硬湊”和“用力過猛”暴露出創作主體對文化語境理解的淺表化與創新能力的不足，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簡單或過度物質化。

對非遺的傳承與創新，應建立在對其背后生活與文化邏輯的體認之上，而非止步于動作表象的復制與拼貼。唯有沉入生活肌理，理解舞蹈在特定族群生命儀式、節慶習俗與日常勞作中的真實功能與情感邏輯，才能讓非遺在當代舞臺實現從“文化遺產”到“藝術精品”的時代演進。

對于新中國舞蹈藝術發展而言，戴愛蓮的“邊疆舞”樹立了“采風學舞”的民族化道路；拉開了“中國民族民間舞”現代形態的序幕，為中國舞蹈藝術注入了鮮活的民族基因與時代精神。在戴愛蓮先生誕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之際，重新回溯與思考其以民族性審美為特征、以文化認同為價值追求的“邊疆舞”藝術實踐，是為了以史為鏡，持續弘揚與發展生生不息的中國傳統舞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