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 | 存在冗余的道德理由嗎

我們可以容忍生活中的冗余理由，卻不能容忍冗余的道德理由。因為一旦允許其存在，我們就為道德綁架打開了“后門”，這將對我們的整個道德系統產生巨大沖擊。

原文 ：《存在冗余的道德理由嗎》

作者 |南開大學副教授 林建武

圖片 |網絡

“動機性”理由與“規范性”的理由

理由是對行動者為何如此行動的說明。在行動之前，我們常會給予自己一個“動機性”理由，對即將采取的行動“作出解釋”。例如，面對一塊令其垂涎的蛋糕，正在減肥的人既可以告訴自己：“因為在減肥，所以不能吃這塊蛋糕”；又可以告訴自己：“我雖然在減肥，但現在饑腸轆轆，吃點蛋糕也未嘗不可”。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行動分別獲得了“想要減肥”或“想要飽腹”這兩個“動機性的理由”。盡管行動方向相反，但這兩個理由都承擔了解釋行動成因的功能。

此外，在行動前后，我們也可能給予自己一個“規范性”的理由，以說明行動的“正當性”，不是“任意為之”。特別是當行動受到他人質疑時，我們會嘗試基于“規范性理由”進行辯護，以證明自己并非“不講理”的人。例如，減肥者不假思索地吃下蛋糕，面對同伴“你不是在減肥嗎？”的質問，他會辯護道：“我太餓了，不補充能量，我會暈倒”，或者“這塊蛋糕熱量很低，幾乎沒影響”。此時，他不僅是在表達“動機”，更是在提供某種合理的“規范性證明”（即不吃會昏倒，或吃了沒影響）。這種理由必須是“合理的”，通常需關聯某些“共識”或“生活常識”。如果這個理由基于常識并得到同伴的真誠認同，那么他的辯護就是有效的，他也因此被視為一個“講道理”的人。

“冗余理由”的“好處”

在許多情境下，動機性理由與規范性理由是融合的。“我想要”做某事的原因，往往也是“我覺得應當”做某事的原因。然而，二者有時也會分離：“我想要”做某事的原因，并非“我應當”做某事的原因。冗余理由正是這樣的“原因”，它能支持行動，部分解釋行動者的動機，卻無法決定該行動“應當”與否，也不能為行動進行辯護。仍以吃蛋糕的減肥者為例。他若想證明吃蛋糕是“合理且應當”的，“我快餓死了，不吃蛋糕會損害健康”可被認為一個“正當”理由。此時，質疑者很難反問：“盡管你快要餓死了，但正在減肥的你真的應該吃蛋糕嗎？”畢竟“共識”告訴我們：在維持生命和減肥之間，沒人會要求行動者放棄前者而堅持后者。但如果這個減肥者補充道：“我當時急需這塊蛋糕來補充熱量，維持身體機能。此外，我發現這是草莓口味的蛋糕，而我恰好喜歡草莓味。”那么，喜歡“草莓口味的蛋糕”就構成吃下蛋糕的一個冗余理由。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這種口味偏好確實影響了他吃蛋糕的行為；但單憑“蛋糕是草莓味的”這一理由，并不能足以辯護他在減肥期間吃蛋糕行為的正當性。

可以說，“冗余理由”由于其提供的“好處”，能成為影響行動的一個要素，并在行動者解釋動機時發揮作用。然而，這種“好處”本身缺乏確鑿的說服力，即其無法向他人證明行動的“正當性”。需要特別指出，冗余理由絕非“備份理由”。在工程學中，冗余備份是為了系統穩定，通過提前復制關鍵部件和系統，來確保在突發狀況下系統仍能有效運轉。而行動中的冗余理由雖看似提供了某些“好處”，但無法像“備份”那樣，在特定理由缺乏解釋力時，獨自支撐起對行動正當性的證明。

冗余理由帶來的問題是：如果承認存在“冗余理由”，我們就必須面對一種情形——存在一些能“影響”行動、增加吸引力的“要素”，卻無法“證明”行動的合理性。事實上，在許多無關道德的生活場景中，我們很難否認這類“要素”的存在及其對行動的潛在影響，進而很難否認“冗余理由”的客觀存在。

最終，我們得到了一個具有獨特特征的理由：第一，它不能為行動的正當性提供辯護；第二，它被視為一種主觀的動機性理由，僅具有部分解釋功能；第三，它能獲得其他行動者的認可，即其他行動者會認為，受“冗余理由”影響而行動是“情有可原”的。這些特征使得“冗余理由”既不是“規范性理由”，又不完全是主觀的“動機性理由”。

不能容忍冗余的道德理由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冗余理由”，那么在道德事務中是否存在“冗余的道德理由”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道德理由旨在說明我們為何在道德上“應當”如此行動。通常，道德理由不能僅僅是動機性的，或者說，一個純粹的動機性理由若要成為道德理由，需要經過特殊的規范性轉化。例如，我想拿走面前未購買的蛋糕，這便是一個關乎道德的事件。若我拿走蛋糕的理由僅是“我想要”，那大概率是“不道德的”，無法在道德上獲得辯護。我不能聲稱：“因為我想吃蛋糕，所以我有一個道德理由拿走它。”甚至，僅憑“我已經餓了三天”這一事實，也不足以直接辯護我拿走蛋糕的行為符合道德要求。此類“辯護嘗試”常被稱為“道德綁架”：行動者給出一個與自身動機（欲求）密切相關且“自認為”合乎道德的理由（如“我太餓了，維持身體狀態高于一切，至少高于這塊蛋糕”），進而斷定拿走不屬于自己的蛋糕在道德上是正當的。他認定自己的理由在“權衡”中勝過“不應未經同意拿走他人的蛋糕”這一理由，并將自身處境與這一自認的理由捆綁在一起，要求未處于這個處境的人也認同。然而，人們對“道德綁架”的反感證明了：大多數人認為，在道德生活中，試圖將私人的動機性理由“直接”轉化為規范性的道德理由并以此說服他人，是有問題的。究其原因，道德理由本質上并非“私人性的”，即便它有時表現為個人的道德動機，但要獲得其他行動者認可，就不能僅僅是主觀意義上的動機性道德理由。

因此，那些看似冗余的道德理由，實際上，要么根本不是道德的理由，要么完全不是“冗余”或“可有可無”的。仍以取走他人蛋糕為例。行竊者辯稱：極度饑餓的事實，為“取走”他人蛋糕的行為賦予了道德理由。他認為，盡管其行為不能在道德上獲得正當性證明，但他人會“認可”其“無可奈何”，進而給予“道德諒解”。此時，行竊者正是在利用所謂“存在冗余的道德理由”來進行辯護，實則是在實施“道德綁架”。這里的關鍵在于，即使人們被其“說服”或“綁架”，也并非贊同那個“無法在道德上獲得正當性證明的冗余理由”。被拿走蛋糕的人可能會說：“算了吧，他確實太餓、太可憐，雖然行為不盡合理，但不必嚴厲責難。”但這背后的前提是：被拿走蛋糕的人認同“人的生存權在道德上具有更高價值”。只有把行竊者置入這一“價值設定”中，其行為才有辯護空間。反之，如果行竊者聲稱“我知道你不會生氣，所以我就拿了，因此你不應當責怪我”“你并非冷酷無情，所以不會阻止我”“這蛋糕無足輕重，拿走它無關緊要”，那么他就偏離了“價值設定”的空間，轉而訴諸一些在他看來“恰當的”但在他人眼中缺乏明確“恰當性”的所謂冗余道德理由。此時，被拿走蛋糕的人大概率會認為這些理由是借口與托詞，是在“強詞奪理”或者“混淆是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容忍生活中的冗余理由，卻不能容忍冗余的道德理由。因為一旦允許其存在，我們就為道德綁架打開了“后門”。通常情況下，那些要求他人承認存在冗余道德理由的人，往往也會隨之提出“過分的義務要求”，而這將對我們的整個道德系統產生巨大沖擊。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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