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過程公開的認知誤區如何破解？

審判過程的公開作為刑事訴訟法第11條審判公開原則的關鍵組成，不僅關乎司法程序的透明與公正，更直接影響當事人及家屬的合法權利實現。很多人會覺得，審判過程是否公開，與案件是否冤枉、審理是否公正沒有關系，認為關注這一點純粹是挑刺。但正如之前舉例所說，要是刑事辯護人也抱著這樣的想法，刑事辯護工作恐怕難以開展。要知道，法律賦予法院、檢察院的義務，必然對應著當事人的權利。如果在司法機關未履行義務時，辯護人反而替其辯解，認為這種疏漏不影響公開審判和公正審理，甚至覺得相關法條有無皆可，那我們根本無需制定刑事訴訟法，只需依據刑法判斷當事人是否實施了盜竊、殺人、詐騙等行為即可，其他程序規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此外，在與不少律師交流時，常會聽到 “刑事辯護無用論” 的論調，持這種觀點的律師還會舉出諸多例子，比如 “自己代理的案件，即便據理力爭也沒用”“連知名大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護意見也未被采納，最終判決結果并未改變”。但實際上，這就像心理學中的 “受害者習慣性效應”—— 實驗中的小白鼠在籠子里多次經歷 “聽到聲音就被通電” 后，即便后來籠子門打開且不再通電，聽到聲音仍會一動不動。如果律師僅因個別案件的辯護結果不理想，就認定刑事辯護無用，尤其是覺得提出程序性問題不會被重視，那就如同實驗中的小白鼠，即便有爭取權利的機會，也會放棄嘗試。要知道，盡管無罪判決率較低，但司法實踐中仍有無罪判決的案例，若不主動爭取，又怎能確定這樣的結果不會出現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要是總想著 “爭取也沒用”，那有效的辯護結果永遠不會降臨。

回到審判過程的公開，其核心包含兩點：一是允許公民旁聽，二是允許新聞媒體采訪和報道，而這兩點在實踐中都存在不少爭議。比如有律師在朋友圈分享過這樣的案例：某地法院審理一起案件時，組織了當地鋼廠40多名職工旁聽，這些職工不僅無需上班，還能正常領取工資，最終擠滿了審判庭，導致當事人家屬和其他想旁聽的公民無法進入，甚至職工們還在法院門口拍照 “紀念”。

面對這類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確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第 15 條明確規定：“依法公開審理的案件，公民可以持有效證件旁聽，人民法院應當妥善予以安排；因場地、安全保衛等客觀因素限制發放旁聽證的，要做出必要的說明和解釋。” 現實中，不少家屬會遇到想旁聽自家案件卻被法院直接拒絕，或僅被允許一人旁聽的情況，這顯然違反了審判公開原則，即便因客觀因素限制人數，法院也需作出說明，直接拒絕毫無法律依據。

但上述案例中，法院確實允許了旁聽，只是通過組織特定人員占據名額，變相剝奪了家屬的旁聽權，這時就需要援引另一項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3條指出：“對于公開審判的案件，媒體記者和公眾都可以旁聽；審判場所座位不夠的，應當優先保障當事人近親屬的需要。” 也就是說，即便審判庭座位有限，法院也必須優先安排當事人家屬旁聽，像案例中那樣讓鋼廠職工占據大部分座位，完全不符合法律規定，家屬可依據此條款要求法院優先保障自己的旁聽權。

由此可見，刑事訴訟法第11條僅對審判公開原則作出概括性規定，具體的維權工具往往藏在這些細化的司法解釋或文件中。正因這些規定未被收錄在刑事訴訟法主法里，日常容易被忽視，導致有時即便覺得法院做法不當，也難以找到明確的法律依據，甚至部分法院工作人員可能都不了解這些規定。但只要找到并援引這些條款，就能理直氣壯地要求法院糾正不當行為，甚至在法院未保障旁聽權時，主張其違反審判公開原則，暫緩開庭。

此外，還有一類特殊情況需要注意，即涉外刑事案件。如今這類案件越來越多，部分外籍被告人或其家屬希望駐華使領館工作人員旁聽庭審，尤其是在做無罪辯護的案件中。對此，《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483條有明確規定：“外籍當事人的駐華使領館官員要求旁聽的，人民法院應當安排。” 不過，該條款存在一個例外：對于依法公開審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記錄的案件（主要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國實行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而非前科消滅制度），不允許組織人員旁聽，即便有公民單獨旁聽，也需明確告知其不得傳播案件信息。這是目前公開審理案件中，唯一對旁聽作出限制性規定的情形，除此之外，法院不應再設置其他旁聽障礙。

除了允許旁聽，審判過程的公開還包括允許新聞媒體采訪和報道，這一點早有相關規定，也是審判公開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需要在實踐中落到實處，以確保審判過程的透明與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