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報告 | 王偉：新質產業空間與新質規劃認知

導讀

2025年8月31日，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偉在2025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之“面向新質生產力的產業布局規劃”學術研討會上作題為《新質產業空間與新質規劃認知》的主旨報告。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的迅猛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推動全球產業鏈重塑與城市空間變革的核心驅動力。本報告基于歷史視角梳理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內在關聯，解析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及其對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作用，系統探討新質產業空間的區位選擇規律與演化路徑，并從認知革新、技術工具、實施機制三個維度提出新質規劃的轉型方向。

本文字數：7689字

閱讀時間：23分鐘

王 偉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規劃實施分會委員、城市規劃新技術應用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城市管理系主任

01

科技變革與產業重塑：歷史脈絡與當代特征

1

工業革命以來的產業演進歷程

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科技革命深刻重塑了產業形態與全球分工。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改良開啟第一次工業革命，紡織、采礦等行業實現機械化，英國憑借技術優勢成為“世界工廠”，奠定基于資源稟賦的全球產業間分工基礎。

19世紀中期，電力廣泛應用推動電氣時代到來，美國流水線生產模式實現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現代制造體系初步形成，全球制造中心從英國轉向美國，拉美、非洲成為資源供應基地。

20世紀40年代后，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普及引領信息時代，工業生產信息化、自動化水平提升，跨國運輸成本降低加速全球供應鏈形成，電子信息產業崛起，全球分工細化為產業鏈內部分工，美國硅谷成為創新核心，日德在精密制造領域領先，新興市場承接勞動密集型環節。

21世紀以來，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驅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工業向智能化、綠色化轉型，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新能源汽車、量子信息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生產方式趨向靈活化、個性化，全球制造形成中美雙極格局，中國加速制造業高端智能化轉型。

2

康波周期視角下的技術革命規律

康波周期理論揭示了技術革命與經濟周期的關聯。一個完整周期約40-60年，含繁榮（13-20年）、衰退（8-11年）、蕭條（7-10年）、復蘇（10-20年）四階段。18世紀以來，人類經歷五次周期，分別以紡織和蒸汽機、鋼鐵和鐵路、電氣和重化工業、汽車和電子計算機、信息技術為核心驅動力。

當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引領新一輪智能化康波周期。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突破是歷史進步的核心動力，每輪周期更迭都伴隨產業結構調整與全球競爭格局重塑。新質生產力的興起是本輪科技革命的必然結果，將重塑全球產業鏈的空間布局與價值分配機制。

3

新質生產力的內涵與驅動機制

新質生產力是以高科技為基礎，具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先進生產力形態，由技術突破、生產要素創新配置、產業轉型升級共同催生。其核心內涵有三：一是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顛覆性技術為支撐的高科技引領；二是通過要素優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高效能運轉；三是符合新發展理念的高質量發展。

驅動機制包括三個層面：技術革命突破提供核心動力，革新傳統生產架構；生產要素創新配置為關鍵路徑，涉及傳統要素重組與數據等新要素利用；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為實踐載體，通過傳統產業提質與新興產業培育優化經濟結構。

勞動生產要素躍升是其顯著特征：勞動者向高素質人才轉型，勞動資料升級為先進制造技術與工業互聯網，勞動對象拓展至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生產函數重構，使經濟增長擺脫傳統要素依賴。

1

空間鏈

全球創新格局的多極化發展

新質生產力推動全球創新格局從單極或寡頭壟斷向多極化轉變。新興經濟體通過布局前沿技術逐步嵌入世二、全球產業鏈重塑：空間、供應與價值的協同變革

界技術前沿，中國、印度等成為重要創新力量。本輪科技革命中，各國形成差異化技術優勢，如中國在5G和新能源汽車領域實現突破，打破歐美傳統壟斷。

全球產業鏈地理重構呈現新特征：各國依技術進步與資源稟賦形成特定產業優勢，推動產業鏈空間重布局；創新資源集聚不再局限于少數發達國家，形成多中心分布格局。這種多極化趨勢使全球創新網絡更復雜多元，為后發國家提供彎道超車機遇。

2

供應鏈

新要素與新技術的賦能效應

前沿技術應用使供應鏈管理發生革命性變化。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提升產業鏈效率與靈活性，智慧供應網絡平臺實現全鏈條賦能，保障供應鏈穩定與抗風險能力；數字貿易新業態蓬勃發展，推動全球貿易向數字化、扁平化、高效化轉型。

數據要素深度融入改變供應鏈價值創造方式。通過工業互聯網平臺，數據貫穿研發、生產、銷售全鏈條，實現各環節精準協同。青島海爾卡奧斯平臺優化生產流程、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推動數據資產化交易等實踐，均表明數據已成為供應鏈提質增效的核心要素。

3

價值鏈

科技創新驅動的價值攀升

技術創新與知識生產的協同推動價值鏈升級。技術創新融入制造流程既提升效率，又催生新產品與服務；產品生產為知識生產提供資金支持，形成良性循環。新質生產力通過高新技術與數字創新，推動產業鏈高端化，提高各環節附加值與競爭力。

空間鏈、供應鏈、價值鏈的耦合構成全球產業鏈重塑核心機制：空間鏈提供地理載體，供應鏈提供物質基礎，三者協同作用，推動全球產業鏈在價值、空間、效率維度深刻變革。全球主要經濟體依自身優勢形成分工定位，通過三鏈協同實現價值提升。

4

新質生產力引發的全球產業鏈挑戰

全球科技競爭加劇是首要挑戰：各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等尖端領域爭奪激烈，試圖占據產業鏈核心；技術保護主義抬頭，強調技術本土化，可能增加出口管制與反傾銷措施，阻礙產業鏈運轉，加劇資源分配失衡。

供應鏈數字化帶來數據安全與隱私問題：數據跨境傳輸與存儲風險上升，涉及生產、供應、消費的信息傳遞可能侵犯隱私，企業或因數據管理不善面臨指控，甚至威脅國家安全。

綠色發展與社會結構調整構成另一重挑戰：全球對綠色技術需求激增，但發展中國家存在技術與資金短板；新質生產力導致勞動力市場變化，傳統崗位減少、高素質人才需求增加，社會結構調整壓力加大。國際社會需協同制定統一標準，推動全球綠色產業鏈發展。

02

產業前沿與空間趨勢：新質產業空間的演化規律

1

全球新產業前沿領域的分布特征

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構成全球新產業前沿的核心內容。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生成式AI、6G、量子通信）、高端裝備（空天飛行器、深海裝備）、生物科技（基因治療、合成生物學）等領域，美國硅谷AI企業集群、韓國6G研發中心、波士頓生物技術集群、瑞士制藥谷等是典型代表。

未來產業聚焦元宇宙、腦科學與類腦智能、可持續能源等前沿方向。Meta元宇宙研發中心、韓國釜山歌劇院元宇宙項目探索虛實融合的數字空間；美國Neuralink、德國慕尼黑腦科學研究所致力于腦機接口和神經芯片研發；法國ITER項目、日本豐田固態電池研發中心推動可持續能源技術突破。這些前沿領域的發展呈現技術密集、創新活躍、跨界融合的特征。

2

新質產業空間的區位選擇規律

全球新產業競爭不僅是技術與資本的較量，更是空間組織能力的比拼。從硅谷的創新生態到波士頓的生物集群，新質產業空間遵循“以知識溢出為核心、以生態協同為紐帶”的底層規律，呈現出顯著的“技術集群化”特征，AI、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領域的突破往往伴隨相關企業在特定空間的高密度集聚，形成“技術—產業—空間”的正循環。

區位選擇已從“成本導向”轉向“價值創造導向”，頂尖高校、算力樞紐、應用場景成為關鍵選址因子。知識溢出效應促使企業緊鄰頂尖高校和科研機構，如波士頓128號公路緊鄰MIT、斯坦福周邊形成硅谷企業集群；人才集聚依賴宜居環境與創新生態，西雅圖因優質生活環境吸引亞馬遜、微軟總部入駐；數據樞紐靠近超算中心和海底光纜節點，弗吉尼亞州數據中心集群、新加坡數據港體現了這一特征；應用場景貼近市場需求，德國汽車芯片企業集聚于慕尼黑汽車產業帶。

空間形態從“園區封閉”向“生態開放”演化，硅谷從科技園區發展為全域創新生態；從“單一功能”向“混合融合”轉變，波士頓肯德爾廣場實現研發、居住、商業功能的有機結合。這種形態演變適應了新質產業對知識交流、人才互動、資源共享的需求。

3

國際規劃響應的經驗啟示

全球新產業空間的演化本質是“降低知識傳遞成本”的自發優化過程，遵循“知識溢出的空間衰減規律”——創新要素的交互效率隨距離增加而遞減，因此新質產業必然趨向“創新資源密集區”集聚。規劃的作用在于放大集聚效應，同時通過彈性供給應對技術迭代的不確定性。

國際規劃實踐的核心啟示是“彈性適配”，通過動態空間框架和多元政策工具適應新產業“技術迭代快、需求不確定”的屬性。阿姆斯特丹“創新走廊”預留50%彈性用地以適應產業迭代；新加坡“智慧國家”平臺整合產業與空間數據，實現動態優化布局；東京“未來產業試驗區”實施稅收減免、人才簽證、土地混合利用的組合政策，為新產業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4

我國新質產業的發展格局與空間路徑

我國新質產業正經歷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跨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長三角地區在集成電路（上海張江、合肥長鑫）、人工智能（杭州未來科技城）領域領先；珠三角聚焦新能源汽車（深圳坪山、廣州南沙）、無人機（深圳大疆生態圈）；京津冀著力發展生物醫藥（北京中關村生命科學園、天津經開區）；成渝突出數字文創（成都天府軟件園、重慶仙桃數據谷）。在未來產業布局方面，國家未來產業先導區建設有序推進，上海聚焦人形機器人、深圳主攻合成生物、合肥布局量子信息；地方層面，武漢“光谷”、西安“硬科技”示范區分別在量子科技、空天技術領域開展探索。

新質產業的爆發式增長是“技術創新—要素重構—組織變革”三重機制協同作用的結果，運行邏輯從“線性生產”轉向“網絡協同”。知識創新驅動的跨界融合打破傳統產業邊界，如AI與制造業融合催生智能制造；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重構價值創造方式，工業互聯網平臺賦能全產業鏈；產業組織的“生態化”特征顯著，龍頭企業、科研機構、配套服務商構成共生網絡。

產業空間演化呈現多種典型路徑：深圳“工業上樓”通過空間形態創新實現垂直生產集成；上海楊樹浦水廠周邊從舊廠房到創客空間再到人工智能產業園的漸進式更新；北京昌平生命科學園“研發+中試+生活”一體化的混合式兼容；合肥科學島從農田到大科學裝置集群再到量子信息產業集聚區的跨越式新建；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從單一園區到“一廊多城”的網絡式擴展。

這些路徑遵循“創新要素集聚—功能混合—生態成型”的內在規律：區位選擇呈現“3公里創新圈”規律，核心企業與高校、實驗室、配套服務商的距離通常不超過3公里；空間形態從“單一園區”向“全域滲透”演化，形成“研發在核心、生產在周邊、生活在全域”的網絡化結構；演化動力從“土地開發”轉向“價值提升”，依賴創新生態的自我迭代。

5

新質產業空間的價值重構

新質產業空間的價值已超越“租金收益”的傳統范疇，轉向“技術溢價+生態價值+數據資產”的多元價值創造。如技術創新引領價值創造（專利與技術成果轉化、技術迭代升級、創新平臺構建），又如產業融合拓展價值邊界（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跨界融合催生新業態），其重構過程深刻改變了城市空間的價值評估體系，主要表現為：技術溢價驅動的價值創造、生態協同的價值放大、存量空間的價值再生三種路徑。

6

基本規律發現

新質生產力本質是“以科技創新重構生產要素組合”，其發展突破了傳統產業對土地、資本的路徑依賴，轉向對數據、人才、場景等新要素的深度依賴。

1

“復雜系統的涌現性”——新質產業的價值并非單個企業的簡單相加，而是要素網絡的協同涌現。

2

“最小化交易成本”——新質產業空間的一切特征，本質是為了降低知識、技術、人才等要素的交互成本。

3

新質產業空間價值生成依賴技術創新與協同，“空間價值=要素交互效率×時間”。

7

我國新質產業空間供給面臨的問題與矛盾

我國新質產業空間供給面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空間載體不適應、要素配置效率低 政策機制待完善，問題背后的核心挑戰是“三重錯配”：傳統工業園的剛性空間與新產業柔性需求錯配、存量空間產權約束與創新載體改造需求錯配、區域協同規劃缺失與產業鏈跨域布局需求錯配。而這些矛盾本質是“政府主導的空間供給”與“市場驅動的產業演化”之間的協同問題。在技術追趕階段，政策引導的空間集中（如產業園區）可快速形成規模效應；但進入創新引領階段，需轉向 “市場主導、規劃賦能” 的生態化空間治理，避免傳統規劃邏輯與新質生產力 “輕資產、快迭代、生態化” 特征的系統性脫節。

03

認知革新與新質規劃：理論突破與實踐創新

1

經典規劃理論的數字化范式遷移

土地經濟學、區位論、供需論、空間經濟學等經典理論在數字化時代發生范式遷移。土地經濟學從“土地的物理屬性決定價值”轉向“物理+虛擬雙重價值”，土地價值不僅取決于物理區位，還依賴數字基礎設施和虛擬連接性；區位論中“物理距離決定區位成本”的邏輯被“信息可達性弱化物理距離”替代，區位選擇更關注數字連接性；供需論從“物理市場中的供需匹配”發展為“實時在線的精準匹配”，電商平臺實現“無限SKU”供給，算法推薦激活需求；空間經濟學從“物理空間的集聚與擴散”演變為“物理與虛擬空間的融合互動”，虛擬集聚與實體集聚并存。

這種范式遷移的核心是技術進步持續降低“空間摩擦”，重塑“集聚-分散”、“供需匹配”的底層規則。生產方式、空間尺度、技術手段的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產業經濟活動與空間的關系，要求規劃理論與方法進行適應性創新。

2

產業空間規劃模型的演進

從工業經濟時代的阿隆索地租模型到數字經濟時代的蛛網模型，產業空間規劃模型發生深刻變革。阿隆索地租模型基于單中心城市、平原均質、交通成本與距離線性相關的假設，形成同心圓圈層的空間結構，由土地競標租金和交通成本主導區位選擇，呈現靜態均衡特征。

我個人提出一種產業空間布局的蛛網模型設想，即假設多節點網絡、數字技術突破空間約束、全球產業鏈動態耦合，形成多中心網絡節點的空間結構，由信息成本、知識溢出效應、全球價值鏈分工與本地化創新協同驅動，呈現動態波動特征。在土地利用效率、資源增益來源、開發利用方式、產業布局選址等方面，蛛網模型均體現出與數字經濟適配的靈活性和動態性。

3

新質產業發展的關鍵空間因素

新時期發展新質產業的關鍵空間因素可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

宏觀層面包括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完善程度、國家戰略布局與政策支持力度、全球交通與信息樞紐連接性、區域產業基礎與產業鏈完整性，主導新質產業發展的方向與生態基底。

中觀層面涉及城市創新空間集聚度、城市基礎設施智能化水平、產業園區專業化與協同化水平、城市公共服務配套完善程度，承擔宏觀資源的承接轉化與空間賦能功能。

微觀層面包含企業周邊創新資源可及性、辦公與生產空間的靈活性與適應性、企業間交流與合作空間的充足性、周邊生活環境品質，直接響應新質產業的運營需求并提供動態反饋。

這十二個關鍵因素通過“宏觀引領—中觀承接—微觀落地”的層級傳導形成動態閉環機制，各層面內部及跨層面間存在雙向聯動與反饋，共同支撐新質產業發展。國家戰略與政策為中觀規劃和微觀選址提供指引，區域創新生態決定城市資源集聚能力，城市空間結構優化反哺區域生態，微觀企業需求倒逼中觀調整和宏觀政策完善。

4

新質規劃的重塑方向

新質生產力作為更高級的生產力形態，要求空間規劃從“工程思維”轉向“生態思維”、從“藍圖繪制”轉向“過程治理”。規劃的本質是降低社會協作成本，在技術快速迭代的時代，其核心價值不是“規定結果”，而是“搭建平臺”，通過柔性規則讓市場主體自主探索最優空間利用方式。

規劃理念需實現三大轉向：從“藍圖規劃”到“動態治理”，承認新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通過“主導功能+彈性區間+定期評估調整機制”預留演化空間；從“功能分區”到“生態融合”，打破“產業、居住、研發”的剛性隔離，構建“15分鐘創新生活圈”；從“政府主導”到“多元共治”，引入企業、科研機構、社區參與規劃。

技術工具升級是新質規劃的重要支撐，包括構建“大數據+AI應用”的規劃工具箱，建立“產業-空間”匹配模型，構建物理條件、經濟價值、社會影響的“三維評估體系”，應用虛擬現實與增強現實技術提升規劃展示與公眾參與效果。

實施機制創新需采用“空間包+政策包”組合拳。空間策略包括存量盤活（“微更新”與“成片改造”結合）、增量提質（建設“未來產業社區”）、區域協同（構建“創新飛地”）；政策工具涉及土地（彈性出讓年限、混合用地比例放寬）、審批（“承諾制”審批）、金融（產業REITs、科創貸貼息）；協同治理機制包括成立“產業空間聯盟”，由政府、企業、運營商共同制定空間標準。

04

總結與展望

新質產業與新質規劃的協同是一場涉及技術、空間、制度的系統性變革，其成功與否決定我國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的地位。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將重塑城市空間格局，創新資源密集的“節點城市”與高效協同的“網絡區域”將成為主流形態。

規劃的終極目標是“培育創新生態”，需從“空間供給者”徹底轉型為“生態培育者”。未來的城市競爭是“更新能力”的競爭，通過存量空間的持續優化適配新質產業迭代需求，實現“空間—產業”的動態平衡。

城市發展的本質是“人的創新活動的空間集聚”，新質產業與新質規劃的協同最終服務于“釋放人的創造力”。技術會迭代、產業會變遷，但“通過空間設計促進人的交互與協作”是規劃永恒的核心。面向未來，只有持續降低創新成本、提升人才幸福感的城市，才能在新質生產力競爭中贏得主動。

規劃師需與時俱進提升專業素養，掌握“政（政策與法規）、人（人口與需求）、地（土地與空間）、錢（資金與資產）、技（科技與技術）、數（數據與AI）”的新時期“六藝”，為新質產業空間發展提供優質規劃服務，推動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中占據有利地位。

供稿單位：天津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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