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悲慘上將，前往上海看個牙就成光桿司令，其部下全都投了紅軍

1931年12月那個冬天，上海灘最貴的牙科診所里，國民黨二級上將孫連仲正張著大嘴，等著解決那顆折磨他好幾宿的爛牙。

麻藥勁剛上頭，人還在云里霧里呢，一封加急電報就把他天靈蓋給掀開了。

他前腳剛離開江西寧都去治病，后腳那支一萬七千多人的第二十六路軍，竟然在他拔牙的這點功夫里，全建制、整整齊齊地“失蹤”了。

不是被打散了，也不是被殲滅了，而是帶著兩萬多件武器，像是去趕集一樣，浩浩蕩蕩投奔了紅軍。

這一拔不要緊，牙是掉了，手里的一萬七千號兄弟連帶著吃飯的家伙，也跟著這顆牙一起“沒了”。

這事兒聽著比相聲還離譜，但在那個年頭，這顆“壞牙”引發的蝴蝶效應，實實在在改寫了后面的劇本。

很多人后來只知道孫連仲在臺兒莊是個鐵血硬漢，卻很少有人提起他在1931年這個尷尬到腳趾扣地的冬天。

要把這事兒捋順，還得把時間條往回拖幾個月。

這支第二十六路軍，底子其實是馮玉祥的西北軍。

中原大戰馮玉祥輸得褲衩都不剩，孫連仲帶著這幫西北漢子只能改換門庭，投靠了蔣介石。

老蔣這人大家也懂，用人那是有潔癖的，分什么“黃埔嫡系”和“雜牌后娘養的”。

對于這幫剛投誠過來的西北軍，蔣介石心里是一百個不放心，正好江西那邊要“圍剿”蘇區，老蔣算盤珠子一撥：去吧，去江西剿共。

說白了，這就是借刀殺人，贏了是幫中央除害，輸了正好削弱異己，這一手算盤打得，連算盤珠子都崩到了臉上。

于是，這幫習慣了北方大餅卷蔥的旱鴨子，被硬生生趕到了潮濕悶熱的江西大山溝里。

那是1931年的夏天，簡直就是這幫北方兵的噩夢。

南方的大山里蚊蟲多得嚇人，水土嚴重不服，瘧疾（那時候叫打擺子）像瘟疫一樣在軍營里傳開了。

最慘的時候，一個連隊能站崗的甚至湊不出一個班，每天都有幾十號兄弟因為生病倒下，這一躺就再也沒起來。

更要命的是軍餉。

老蔣對雜牌軍向來是“餓不死就行”，欠餉那是家常便飯，有時候連草鞋都供不上。

士兵們一邊忍著忽冷忽熱的瘧疾，一邊餓著肚子，還得提防著神出鬼沒的紅軍。

當時部隊里怨氣沖天，大家伙私下里都罵：“這哪是來打仗的，分明是被老蔣賣到這兒當炮灰填坑的。”

就在這種隨時可能炸鍋的節骨眼上，身為總指揮的孫連仲，牙疼犯了。

這牙疼不是小病，疼起來真要命，再加上戰事也不順，他也想借機躲躲清閑，稍微喘口氣。

于是他把指揮權交給了第25師師長李松昆，自己一溜煙跑去上海這就是治病去了。

他這一走，就像是把壓在火藥桶上的最后一塊壓艙石給搬開了。

孫連仲前腳剛走，部隊里的參謀長趙博生就開始行動了。

這里得爆個猛料：這位深得孫連仲信任的參謀長，其實早在兩個月前就已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趙博生是河北滄州人，那是典型的燕趙慷慨悲歌之士，早就看透了軍閥混戰就是瞎折騰，對國民黨那是徹底絕望。

孫連仲的離開，對他來說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機會。

但他面臨的局面其實特別兇險，因為蔣介石的特務機構鼻子比狗還靈，已經嗅到了不對勁。

就在起義前夕，南昌行營發來密電，點名要抓捕潛伏在軍中的共產黨人劉振亞，并暗示趙博生也有問題。

這封要命的電報，好巧不巧，被趙博生給截獲了。

那一刻，擺在趙博生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坐以待斃，等著被老蔣清洗；要么破釜沉舟，把這支受盡窩囊氣的部隊徹底帶出來。

要么坐著等死被清洗，要么破釜沉舟把隊伍拉出去，這道選擇題，其實只有一個答案。

1931年12月14日，寧都城內氣氛詭異得嚇人。

趙博生利用參謀長的職權，先是控制了無線電臺，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系，把寧都直接變成了一座信息孤島。

緊接著，他以“宴請”為名，把全軍團級以上的軍官都騙到了那座著名的天主教堂里。

這場“鴻門宴”吃得那是驚心動魄。

大門一關，重機槍往門口一架，趙博生直接攤牌了。

那些原本就對蔣介石一肚子怨氣的軍官們，在趙博生、董振堂（第73旅旅長）和季振同（第74旅旅長）的動員下，絕大部分當場就反了。

至于那個代替孫連仲管事的李松昆，這人倒是機靈，一聽到風聲不對，飯都沒敢吃，直接翻墻逃跑了。

第二天凌晨，也就是12月15日，這一萬七千多人的大軍浩浩蕩蕩開出了寧都城。

底層的士兵們其實一開始是懵圈的，很多人以為又要開拔去打仗。

直到隊伍走進了蘇區，看見趙博生、董振堂帶頭撕掉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換上了紅軍的紅領章，大家才恍然大悟：合著咱們這是投了紅軍了！

這一投，可不僅僅是換身衣服那么簡單。

這支部隊攜帶了2萬多支步槍、1000多支手槍、800多挺機槍，甚至還有8門山炮和當時極其珍貴的無線電設備。

這對于當時裝備窮得叮當響的紅軍來說，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的超級大禮包。

更重要的是，這一下子讓紅一方面軍的兵力從4萬猛增到6萬多。

毛主席聽到這個消息高興壞了，親自批準將這支部隊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

更有意思的是這幫士兵的反應。

在國民黨那邊，他們是“雜牌”，是“炮灰”，吃不飽穿不暖；到了紅軍這邊，雖然物質也不豐富，但紅軍把他們當親人。

生病的立馬送醫院，愿意留下的發槍發肉（當時紅軍特批給他們每天2兩油、4兩肉的“特供”），想回家的發路費。

這種反差，比什么政治課都管用，人心這東西，誰對你好，其實大伙心里跟明鏡似的。

這幫西北漢子徹底死心塌地跟了共產黨。

后來，這支紅五軍團成了紅軍的“鐵流后衛”，在長征中最慘烈的湘江戰役里，他們為了掩護中央縱隊，那是真的拿命再填，血染湘江，證明了孫連仲帶出來的兵，只要跟對了人，個個都是英雄好漢。

而此時在上海剛拔完牙的孫連仲，看著空蕩蕩的編制表，心情估計比牙疼還難受一百倍。

他瞬間成了當時國民黨高層最大的笑話。

蔣介石雖然氣得在辦公室摔杯子，但考慮到還需要利用西北軍殘部來平衡各方勢力，再加上孫連仲本人確實沒參與“通共”，也就沒殺他，給了他個撤職留任的處分，讓他重新招兵買馬。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充滿了戲劇性。

一顆牙齒的疼痛，讓一位將軍離開了崗位，卻讓一萬七千名士兵找到了真正的歸宿。

趙博生、董振堂后來都為了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那個尷尬的冬天，也成為了孫連仲漫長軍旅生涯中，最不想回憶卻又無法抹去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