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華又一鐵證：山西朔縣屠城引熱議，94歲老人回憶泣不成聲

1937年秋天，雁門關外的風忽然變得刺骨。對于山西朔縣的老一輩人來說，那年九月之后，天空的顏色都仿佛不一樣了。幾十年過去，許多當年的親歷者已經(jīng)耄耋之年，有的記憶模糊了，有的選擇緘默不言，但有幾段畫面，卻怎么也抹不掉：密密麻麻的人影跪在壕溝邊，刺刀的寒光在黃昏中一閃一閃，孩童撕心裂肺地喊“爹”，卻再也沒人回答。

有意思的是，朔縣這座塞北邊城，原本在更早的歷史里，并不是經(jīng)常走進大眾視野的地方。無論是明清以來的邊塞戰(zhàn)事，還是民國軍閥混戰(zhàn)，這里多半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然而到了1937年，它卻被日軍的屠刀，硬生生推到了抗日戰(zhàn)爭血淚史的正中央，成為侵華暴行的又一鐵證。

在各種關于日軍暴行的史料中，南京大屠殺已經(jīng)廣為人知。但很多人不知道，在抗戰(zhàn)紀念館和地方檔案中，山西朔縣屠城也被列為侵華時期極其嚴重的一起大屠殺事件。慘烈程度之高，完全不遜于其他幾處血案。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曾經(jīng)評價二戰(zhàn)時期的日軍是“一群沒有發(fā)育完全的野蠻猩猩”，如果仔細聽一聽朔縣幸存者的口述，便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形容并不夸張。

一位長期研究塞北抗戰(zhàn)史的學者王彪，用整整十余年的時間，把散落在民間的記憶，一點一點從塵封的角落里拽了出來。可以說，正是他記錄的那些故事，讓朔縣“九二八大屠殺”的細節(jié)逐漸清晰，也讓后人更加直觀地看到日軍在華北腹地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一八之后：鐵蹄南下與朔縣的命運

故事要從“九一八事變”說起。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炮轟沈陽北大營，僅在短時間內(nèi)便控制了整個沈陽。接下來幾個月，他們以閃擊的方式占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整個東北迅速淪陷。到了1932年春天，大量資源、糧食、煤炭、鐵礦被源源不斷輸往日本，成為侵略戰(zhàn)爭的燃料。

表面上看，戰(zhàn)火還停留在關外，華北地區(qū)似乎還能勉強維持原有秩序。但無論是駐守一線的東北軍，還是雁北一帶的地方百姓，都隱隱感覺到，危機遲早會越過長城。有老兵后來回憶說，那幾年，朔縣、大同一帶的集市上，經(jīng)常能看見從東北逃來的難民，推著獨輪車，帶著老人、孩子，一路南下，臉上寫滿疲憊和麻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全面侵華戰(zhàn)爭正式開始。短短幾個月后，華北戰(zhàn)局急轉(zhuǎn)直下。憑借著機械化部隊和精密的戰(zhàn)時準備，日軍在正面戰(zhàn)場屢屢突破，華北防線連連被撕開口子。9月初，關東軍及配屬部隊開始有計劃地向山西雁北地區(qū)推進，朔縣、大同、陽高、懷仁等城鎮(zhèn)一個個被卷入戰(zhàn)爭風暴。

朔縣當時是雁北的重要縣城之一，位置相對偏北，卻是東北軍在這一帶的支撐點之一。守軍人數(shù)并不算多，但縣城周圍的地形對防御有一定優(yōu)勢，城墻也尚算堅固。因此，當正面戰(zhàn)場接連失利時，這里一度被寄望為“暫作屏障”的節(jié)點。

從1937年9月中旬開始，日軍先后攻占陽高、大同、懷仁、廣靈等重要據(jù)點，東北軍邊打邊退，最終只能縮回朔縣縣城一線組織抵抗。短短半個月內(nèi)，十一座城鎮(zhèn)丟失，這種潰敗速度，在當年的不少官兵記憶中，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屈辱。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負責守衛(wèi)朔縣的主力，是何柱國所部的東北軍騎兵第三師部分兵力，加上城內(nèi)一百多名地方武裝以及縣保安隊。何柱國出身東北，早年便在奉系軍隊中服役，九一八之后率部南撤，抗戰(zhàn)爆發(fā)后被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他非常清楚，如果朔縣失守，整個雁北將完全暴露在日軍之下。

在日軍大兵壓境之前，朔縣縣長郭同仁和守城副團長邵平章曾在城內(nèi)崇福寺召開過一次動員會。這位縣長當時已四十多歲，讀過新式學堂，也在地方任職多年，口才極佳。據(jù)在場者回憶，他在廟里當眾發(fā)誓，要“與朔縣共存亡”，并反復強調(diào)一點：即便守不住城，也必須盡可能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

從結果來看，這個愿望終究沒有完全實現(xiàn)。但不得不說，在那種兵力懸殊的情況下，朔縣軍民所做的抵抗，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一個小縣城的承受極限。

二、三日屠城：北門被炸開后的血色朔縣

1937年9月27日，日軍大約兩萬多人，自東西兩路逼近朔縣。東路是關東軍獨立混成旅團第一旅團，由酒井旅團長指揮，從山陰縣岱岳鎮(zhèn)方向推進；西路則是第四師團第三十二旅團本間部和第十二留守師團鈴木部，從平魯縣經(jīng)井坪方向前出。傍晚時分，城外塵土飛揚，槍炮聲震得城墻不住顫抖。

當天夜里，朔縣城內(nèi)燈火通明。守軍開始封閉城門，加固城墻，組織百姓運送磚石、沙袋。城內(nèi)婦女一邊和面烤干糧，一邊往自家孩子身上縫錢和符紙，既希望他們能活下來，又隱約知道接下來這一仗，可能不會有好結果。有老人回憶，當晚城里寺廟里擠滿了燒紙磕頭的群眾，香火幾乎斷不了。

9月28日上午，日軍集中火炮和坦克，對朔縣北門實施重點轟擊。炮彈一輪接一輪地落下， 城樓不斷塌陷。守在城頭的東北軍士兵，一批又一批倒下，有的人甚至來不及發(fā)出慘叫，就被炸得血肉模糊。從現(xiàn)場情況來看，雙方的武器裝備根本不在一個層級，步槍、輕機槍與坦克、重炮的差距清晰可見。

炮擊持續(xù)了數(shù)小時之后，北門終于被炸開一個巨大的缺口。日軍坦克率先沖入城內(nèi)，后續(xù)步兵緊隨其后，刺刀上著了刺，槍口上掛著刺刀，一路向城中推進。朔縣的街道本不寬敞，在鐵甲履帶碾過以后，變得一片狼藉。

日軍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抓俘虜，而是封鎖所有城門。他們非常清楚，只要把出口堵死，城里數(shù)萬平民就如同甕中之鱉，想逃也逃不出去。這一環(huán)節(jié)，幾乎在后來的多起大屠殺中都出現(xiàn)過，可以說是日軍在占領區(qū)制造恐怖的慣用手段。

防線徹底崩潰后，部分東北軍士兵試圖換上便衣混入百姓躲藏。94歲的幸存者李來英，便親眼見過這一幕。那時她十幾歲，住在朔縣城內(nèi)一條普通街巷。日軍剛沖進城不久，家門突然被人推開，一群慌不擇路的士兵闖進院子，急急忙忙地說：“快，拿男人的衣服來！”他們脫下軍裝，換上老百姓的舊棉襖棉褲，匆匆離去。

從今天的視角看，那些年輕士兵的舉動，有懦弱，有恐懼，也有本能的求生欲。可遺憾的是，在日軍眼里，這樣的偽裝毫無意義。沒多久，街上便響起一陣陣日語吆喝聲和哀號。日軍用鐵絲、麻繩，將捕獲的青年男子一串串綁在一起，有的被認定為東北軍，有的只是普通平民。

李來英的叔叔和哥哥，就在這次搜捕中被押走。她和母親驚慌失措地躲進廚房一角，把鍋底灰抹滿臉和手臂，希望借此避過搜查。通過墻縫，她看到大街上跪滿了人，哭聲此起彼伏，那一刻的恐懼感，直到她九十多歲的時候，還能說得清清楚楚。

日軍先是用機槍對聚集起來的平民進行掃射。很多人連最后一句話都來不及說，就被打倒在地。對于那些還在掙扎的傷者，日軍又投擲燃燒彈，火焰沿著破爛的衣服和干燥的地面迅速蔓延。不少人拖著被燒焦的身體滾動，周圍的慘叫聲密不透風。李來英曾哽咽著說，那天朔縣的天空都像被燒紅了一樣，“哪兒都是火，哪兒都是人被燒焦的味道”。

與此同時，在城的另一頭，南城壕一帶也在發(fā)生著另一起慘案。11歲的趙英，那時還只是照相館里的一個學徒，剛剛學會給客人調(diào)焦距、擺姿勢。日軍攻城那天，他聽到有人喊“日本兵進來了”，心一緊，拔腿就往家里跑。

等他沖到大街上，看到的情景讓這個11歲的孩子徹底懵了。日軍士兵手里拿著一種用鐵絲編成的長鉤子，一端彎成尖鉤，一端握在手中。他們用鉤子插進被抓群眾的鎖骨，幾個人合力，把被鉤住的人一個個往前拽。鮮血順著鐵絲往下流，很快染紅了路邊的塵土。誰要是反抗，就被刺刀當場捅死，或者被麻繩捆成一團丟在一邊。

這一批批被鉤子串起來的平民，很快被驅(qū)趕到南城壕附近。趙英遠遠地跟著，哭喊著尋找父親的身影。回到家時，他已經(jīng)嚇得渾身發(fā)抖，卻發(fā)現(xiàn)家中一片狼藉。母親把他一把拉到床底下，低聲說：“別出聲，你爹被抓走了。”

趙英不顧母親的阻攔，又悄悄溜了出去。他躲在南城壕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透過亂石堆，看到壕溝邊早已跪滿了人——有人估計有兩千多人。一個當?shù)氐臐h奸在現(xiàn)場清點人數(shù)，對日軍軍官報告數(shù)字，緊接著，便開始了那場以“競賽”為名的屠殺。

三、血腥競賽與“疼痛的記憶”

南城壕的殺戮方式，比普通的槍決更殘酷。根據(jù)多位幸存者和目擊者的口述，當天下午五點左右，日軍封鎖了附近所有出入口，不許任何人接近。隨后，他們安排數(shù)十名士兵分成幾組，每組負責“處理”一段跪著的平民。軍官在一旁計時，比的是誰在限定時間內(nèi)殺人最多、動作最快。

有的日軍手持刺刀，從胸口下刀；有的揮舞著厚背軍刀，從脖頸處一刀砍下。等到一列被殺完，就有專人把尸體拖到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像扔麻袋一樣，一具具扔進去。趙英回憶，很多鄉(xiāng)親胸膛被刺穿后，在地上翻滾，雙手抓著泥土，口中發(fā)出近乎獸類的哀鳴，而在一旁圍觀的日本兵，卻有人拍手叫好，還有人拿著相機記錄這一幕幕“戰(zhàn)果”。

不得不說，這種把殺人當成比賽的心理變態(tài)程度，很難用正常人的邏輯去解釋。羅斯福那句“野蠻猩猩”的評價，放在南城壕的現(xiàn)場，對照著看，幾乎沒有修辭的成分。

趙英后來講到這里，曾經(jīng)一度說不下去。多年以后，他還能清晰記得那天傍晚的氣味——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血腥，而是血液與泥土、人體脂肪、燃燒后的殘骸混合在一起的一種惡臭。夜幕降臨后，日軍擔心尸體過多引發(fā)疫病，也擔心將來留下證據(jù)，于是又從城外運來大量稻草、木材，澆上汽油點火焚燒。整條壕溝化成一條火龍，火光沖天。

當天晚上，城里還有幸存者躲在家中，在夜色掩護下悄悄出門，遠遠望見南城方向的火光，有人還以為是軍隊在“燒山造勢”。直到幾天后，他們才意識到，那是幾千具尸體在焚燒。

朔縣“九二八大屠殺”持續(xù)了三天。根據(jù)后來多方史料統(tǒng)計，這次大屠殺中遇難平民達四千六百人以上。城中幾乎家家有人被殺，成年男子損失尤為慘重，許多家庭只剩婦女、老人和孩子苦苦支撐。從規(guī)模和殘忍程度來看，這是日軍在山西地區(qū)制造的最大屠殺案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屠城并不是單純“軍紀敗壞”的偶然事件，而是在明確的軍事占領邏輯下進行的系統(tǒng)性屠殺。日軍通過血腥鎮(zhèn)壓，達到幾重目的：一是報復守軍頑抗；二是震懾周邊地區(qū)，打擊民眾抵抗意志；三是制造恐怖氛圍，便于后續(xù)統(tǒng)治和資源掠奪。類似模式，在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的多起大屠殺中都能看到。

多年以后，當已經(jīng)九十多歲的李來英回憶那三天時，只說了一句很平實的話：“那時候，活著的人比死的人還要難受。”這一句，恐怕比任何渲染都更刺心。

四、王彪的追尋：從沉默鄉(xiāng)親到《疼痛的記憶》

時間往前推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甚至更早一些。那時距離朔縣大屠殺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很多當年的親歷者陸續(xù)去世，部分幸存者的記憶也被生活的壓力、家庭的變故慢慢沖淡。更現(xiàn)實的一點是，對很多老百姓來說，那場災難過于沉重，寧愿不再提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塞北革命烈士紀念館館長王彪，開始了對朔縣大屠殺的系統(tǒng)調(diào)查。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塞北人，對這片土地上的抗戰(zhàn)史有著格外深的情感。起初，他只是零星聽老一輩提起“日軍來時城里死了很多人”“南城壕有大坑”之類的話，后來在翻閱一些舊檔案時，看到朔縣被列為日軍重大屠殺地點之一，便意識到，這里還有大量未被系統(tǒng)整理的史料。

剛開始接觸這個選題時，王彪以為，只要找到幾位幸存者，把口述記錄下來，再查一查縣志、檔案，差不多就能還原大致經(jīng)過。真正走到田野調(diào)查第一線，他才發(fā)現(xiàn)事情遠遠比想象的棘手。

在朔縣的大街小巷，他一戶戶敲門，挨個詢問：“家里老輩有沒有經(jīng)歷過日軍打進城那年？”得到的回應大致分為兩類。有人茫然搖頭，說早就不記得了，也有不少老人臉色一沉，擺擺手：“別說那事了，太晦氣。”有時候，話剛說到“日本兵”三個字，對方就直接起身離開，回屋關門。

這種拒絕，不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是出于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每回憶一次，就像把舊傷口重新撕開。對于經(jīng)歷過親人被殺、自己躲在墻角發(fā)抖的老人來說，這樣的撕裂并不比當年輕。

王彪并沒有就此放棄。他改變方式，不再一上來就問“大屠殺”三個字，而是從生活細節(jié)入手，比如“那年秋天，你家糧食收成怎么樣？”“聽說你父親當年是做手藝的？”先和老人閑聊，讓他們逐漸放下戒備。久而久之，有人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地提起：“那年秋天，剛收的糧還沒吃幾天，日本兵就來了……”

為了保證記錄的準確性，王彪專門準備了一部照相機、一臺錄音機和一本厚厚的筆記本。每找到一位愿意講述的親歷者，他都會仔細聽，對方一邊講，他就在筆記本上快速記下要點，錄音機則完整保存聲音細節(jié)。講完之后，他會把自己的記錄念給老人聽，確認沒有錯誤，再請對方按下手印，以示認可。

在不少家庭里，一些老照片被包在布包或舊箱底，一放就是幾十年。那上面，有被害親人的遺像，有日軍占領時期的街景。王彪會小心翼翼地借出，拿去復印，再完整歸還原件。時間久了，很多老人開始信任這個滿街騎著自行車跑的中年人，說話也不再遮遮掩掩。

經(jīng)過整整11個月的奔走，他先后走訪了一百五十多戶家庭，收集到大量口述資料、照片以及零星的文字記錄。各種碎片拼接在一起，一幅慘烈而具體的朔縣屠城圖景逐步成形。這一過程，不僅是對史實的追尋，也是在幫助幸存者找到一種“說出來”的出口。

最終，這些材料被他系統(tǒng)整理成一部記錄朔縣大屠殺的著作，取名《疼痛的記憶》。這個名字并不華麗，卻非常貼切：記憶本身就是疼痛的源頭，而寫下它、讀懂它，則意味著不讓疼痛白白流逝。

《疼痛的記憶》出版后，在當?shù)睾蛯W界引起強烈反響。很多讀者在翻閱的過程中才發(fā)現(xiàn)，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在1937年竟然承受過如此沉重的災難。更重要的是，這部書為研究華北抗戰(zhàn)史、侵華日軍暴行提供了大量一手證據(jù)，也讓朔縣屠城這一事件，真正進入公眾視野。

王彪在接受采訪時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這些事如果不記下來，再過十年，可能就永遠說不清了。”這話聽上去平靜，背后卻有著非常現(xiàn)實的無奈——時間不僅能淡化傷痕，也能抹去證詞。誰能保準，再過幾十年，如果沒有這些文字和影像，人們還能知道南城壕曾經(jīng)跪著兩千多名無辜百姓？

五、悲愴與抗爭：朔縣軍民的另一面

說到朔縣大屠殺，很多人印象中只有血腥和悲號。其實在那三天的黑暗中，也有一些頑強抵抗的身影，只是被遮蔽得比較厲害。

日軍攻破北門后，城內(nèi)并不是立刻完全失去抵抗。部分東北軍殘部和地方武裝在街巷之間展開了短暫的巷戰(zhàn)。雖然裝備簡陋，火力遠不如敵軍，但在熟悉的街道環(huán)境中，他們?nèi)匀辉O法打掉了幾輛輕型車輛，狙擊了數(shù)名日軍士兵。

在這些零星戰(zhàn)斗中，一位名叫姜佐才的七旬老人尤其值得一提。姜佐才早年參加過1911年前后的革命運動，在武昌起義勝利不久，回到家鄉(xiāng)朔縣，從此隱居鄉(xiāng)里。他年輕時受過系統(tǒng)軍事訓練，槍法頗準，只因年紀漸長，抗戰(zhàn)爆發(fā)時多次申請從軍，都因“年老體弱”被婉拒。

日軍破城那天，他聽到街上槍聲大作，看到有東北軍士兵在慌亂中丟下武器撤退，心中憤懣難平。據(jù)同巷鄰居回憶，他嘴里嘟囔了一句：“槍不能丟，丟了就真完了。”說罷，上前撿起一支遺棄的步槍，趴在自家院墻后的掩體后，耐心等待。

當幾個日軍端著槍，從胡同口經(jīng)過時，他瞄準其中一人的胸口扣動扳機，前后打倒了數(shù)名士兵。短短幾十秒，老人的舉動讓這一帶的日軍一度亂作一團。很快，大批敵軍包圍了他的院落，用手榴彈和火力覆蓋整片區(qū)域。

在猛烈轟擊中，姜佐才翻身躍入院內(nèi)角落，試圖繼續(xù)抵抗。等到日軍沖進來，他靠著墻，用撿來的手槍再次射擊，擊中一名近身士兵。混亂中，他被數(shù)人撲倒，刺刀如雨點般落下。鄰居隔著墻聽到他最后一聲喊：“不能怕他們！”

抗戰(zhàn)勝利后，當?shù)卣疄榻舨抛肥凇氨Ｐl(wèi)朔縣功臣”稱號。很多晚輩在聽長輩講到這位七旬老人時，都不免唏噓：有人在那三天里驚恐逃亡，有人則在生命最后一刻仍選擇端起槍。不能簡單用一句“誰對誰錯”去評斷，但那種明知不敵仍要開火的決心，確實值得記下。

從整體來看，朔縣軍民在那一年的抵抗，是多層面的。有躲在廚房一角抹鍋底灰求生的母女，有在南城壕一側(cè)瑟縮著尋找父親身影的少年，也有在街口扛起步槍的老人。不同的選擇背后，是同一種被侵略者逼到絕境的處境。

更讓人深思的一點在于，日軍在朔縣犯下的罪行，并不只是某個“瘋子軍官”的個人暴行，而是一個軍隊、一個國家機器在侵略戰(zhàn)爭中的集體行為。這一點，從他們有組織地封鎖城門、集中屠殺、毀尸滅跡的流程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戰(zhàn)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國內(nèi)的戰(zhàn)犯審判中，雖然提及多起大屠殺事件，但能夠詳盡呈現(xiàn)地方個案的并不多。朔縣屠城能夠在后來逐漸被梳理出來，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地方學者、幸存者后代的持續(xù)努力。不得不說，這種民間層面的記憶修復，是戰(zhàn)爭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huán)。

朔縣的故事遠未結束。對當?shù)卦S多家庭來說，祖輩在1937年9月的遭遇，直接改變了整個家族的走向。有的失去了頂梁柱，生活陷入長期貧困；有的少年被迫早早離家謀生；也有人在親眼見證血案后，產(chǎn)生了投身抗戰(zhàn)隊伍的決心。歷史并非停留在一段慘案本身，它會延伸到無數(shù)普通人的命運曲線。

而今，當那些幸存者已步入九十高齡，聲音愈發(fā)沙啞，眼睛愈發(fā)渾濁，他們口中反復強調(diào)的一句話，往往很簡單：“不能忘。”不忘，不是為了延續(xù)仇恨，而是為了讓后人知道，這片土地曾經(jīng)付出的代價，遠比課本上的幾行字沉重得多。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和各地檔案館里，日軍侵華期間制造的八大慘案被系統(tǒng)陳列，其中既有南京，也有朔縣、寧武、浚縣、臨沂、金鄉(xiāng)、惠陽、南縣等地的血案。把朔縣屠城放在這個整體框架里來看，會更清楚地看到一個事實：侵略者的殘暴并非局限在幾個著名城市，而是鋪天蓋地地覆蓋在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上。

朔縣的九月已經(jīng)遠去，但那三天的黑暗，并沒有隨著時鐘的轉(zhuǎn)動自然消散。它被寫在了紙上，刻在了紀念館的展板上，更深地，落在了幸存者的眼淚里。記住它，至少可以確保一點：每當有人試圖為侵略戰(zhàn)爭洗白、為加害者辯解時，總會有一個聲音說——這里，有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