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韓國空軍六架戰斗機空襲炸毀平壤鐵路橋，故事被拍成電影

1964年初冬的首爾，夜幕降臨后城市依舊喧囂。明洞商業街的舊式影院前排起長隊，觀眾為一部名叫《紅色飛行圍巾》的新片而來。銀幕上，閃亮的噴氣戰機俯沖、開火、爆炸，給人強烈震撼；可很少有人知道，影片里那場決定性空襲的原型，發生在十二年前，而且執行任務的并不是噴氣機，而是二戰老古董P-51“野馬”。

回溯到1951年秋，朝鮮戰場進入拉鋸狀態。雙方在三八線一帶僵持不下，美軍決定依仗制空權，實施所謂“空中絞殺”，切斷中朝聯軍后方運輸。平壤東側十公里的南江上，剛竣工不久的“勝利鐵路橋”成了重點打擊目標。它是東北物資南下的咽喉，一旦封鎖，前線補給便會告急。

美第五航空隊先后出動五百多個架次，卻始終收效有限。一來橋梁附近密布高射炮和輕武器火力網，二來人民軍工兵反應極快，白天被炸、夜里就搶修。久攻不下后，美方索性把難啃的骨頭丟給盟友——韓國空軍第10戰斗機聯隊。

聯隊指揮官金信上校當時不過三十歲，他手底下的主力機型仍是螺旋槳驅動的P-51。美式高空俯沖投彈訓練，他學得純熟，卻發現命中率寥寥。1952年1月12日清晨，五機編隊第一次出動，按美軍教范在八千至三千英尺間投彈，結果炸彈聲勢浩大，橋卻絲毫未傷。當天午后，又來了三機補考，仍然僅炸斷鐵軌。

金信晚上連夜開會，圖板上寫著一句話：“低空拋投或許是唯一選擇。”有意思的是，一位年輕參謀猶豫著提醒：“海拔一千五百英尺，敵炮能把人打成篩子。”金信只回了半句：“再低一點，就有戲！” 這場磋商給后來行動定下基調：冒險貼地飛。

1月15日08時25分，六架P-51從江陵機場滑出，發動機咆哮。尹應烈上尉擔任長機，張成泰、于萬鎬同行，三機為第一梯隊；柳智坤、鄭柱良、樸宰浩組成第二梯隊。大同江上空云層很薄，敵高射火炮在晨光中亮出火舌。尹應烈把座艙再壓低幾十米，機腹幾乎貼著江面。隨后火箭彈齊射，白煙劃破空氣，狠狠扎進中間橋墩。

緊跟而至的第二梯隊投下航彈，爆炸掀起水柱，鐵梁被撕開兩道大口子。第一梯隊則掉頭掃射岸邊炮位，短短幾分鐘，六機在橋頭反復盤旋七次，拋出十二枚航彈、二十枚火箭、四千七百發機炮彈。當最后一發炮彈射空，尹應烈一拉桿，P-51躍升至千米高空，六機編隊無一損失地返航。

消息很快傳至漢城（今首爾）美第五航空隊司令部。2月21日的聯席會議上，金信被邀請作戰例介紹。據現場記錄，一位海軍陸戰隊軍官拍著他的肩膀說：“我們去過那里，卻沒干成，韓國人辦到了。”一句調侃，半是驚嘆，半是無奈。

勝利橋被炸斷后，人民軍緊急搶修，但在那段最緊張的兩周時間里，東線補給短缺已成事實。中朝聯軍不得不把部分物資改為夜間船運，運輸效率大幅降低。短暫割裂雖未動搖整體戰局，卻讓韓國空軍第一次在戰略打擊中留下醒目簽名。

尹應烈這位“叛逃飛行員”也因此得到飛行十字勛章。從前的經歷頗為曲折：1927年出生于平壤，少時赴日上航空學校，又被編入神風預備隊。日本投降后，他回朝鮮，一度加入人民軍航空隊，但因文化課成績糟糕遭受排擠，1948年夜渡江南，投奔韓國。朝鮮戰爭爆發后，他幾乎逢戰必上，三年間累計出動一百零七次。

擊毀勝利橋后，他上升通道被徹底打開。停戰時，他已是第一飛行中隊長；后來又當過韓國空軍作戰司令、士官學校校長，直至1970年退役。飛行員同僚的命運各異：柳智坤勞累過度倒在1965年的元旦；鄭柱良1952年12月降落失事殉職；于萬鎬則在和平年代坐到了空軍總參謀長的位置。

電影《紅色飛行圍巾》的出現，為這段歷史蒙上一層浪漫色彩。導演申相玉將P-51換成了更炫目的F-86，又安排主角駕機沖橋自爆的橋段，既滿足當時“英雄主義”審查口味，也方便展示噴氣戰機的時代感。遺憾的是，許多觀眾至今以為真實空襲就是噴氣機完成，誤差由此產生。

對韓國空軍而言，這次六機低空突襲并未改寫戰場大勢，卻極大提升本國航空兵的自信——從此以后，韓國飛行員在多國聯席會議上再無人被視作“只能跟在美軍后面飛”的新人。對中朝聯軍，則是一堂生動的橋梁防護課，隨后的鐵路防空體系更加嚴密，重炮與偽裝手段同步升級。

十二年后，燈火輝煌的影院放映結束，觀眾率先離席，門口寒風撲面。沒有人注意到，一位灰發老人默默推門而出。那人正是尹應烈，他沒有向任何人提及，當年在低空沖橋的，就是自己。